文史结合：司马迁的历史与文学统一

文史结合也是中国古代史书一个优良传统。一部著名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左传》,不仅是一部内容丰富、史料价值很高的重要历史著作,而且还是一部富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名著。作者善于用简练的文句写出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用较少的笔墨把多样的人物性格生动而又形象地刻画出来。大家一致公认,善于描写战争,是《左传》比较突出的一大特点。春秋时期几次大规模战争全都写了,并且写得都很成功。每次战争几乎都能抓住战争的性质,战争双方政治、军事的特点和力量的对比,从而生动地写出战争的全貌。全书叙事都富有故事性、戏剧性,情节紧张动人,语言精练形象。特别是对行人辞令的表达,既委婉曲折,而又刚强有力。这种辞令之美,又为它的文学价值增添了光彩,因此,深得刘知幾的好评,认为该书的文字“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8]。可见文史结合这一古代历史著作的优良传统和特色,正是由《左传》所开创。它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这一优良的传统,到了司马迁的《史记》,得到了更大的发扬。众所周知,《史记》不但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杰出的历史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所以鲁迅赞美它:“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9]司马迁善于用不同的笔调、不同的语言,去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性格和形象,使他们个性分明,神态毕露。他特别善于运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史记》中所有人物事件,都是真人实事,不夸张,不虚构,它是一部实录,一部信史,与单纯的文学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又因为司马迁能够抓住文学特点,通过种种艺术加工,根据历史事实,忠实地塑造了各类的人物典型,巧妙地使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了历史和文学统一的典范。所以刘知幾十分推崇《左传》和《史记》在这方面所取得的高超的成就,认为两书在文史结合方面树立了典范,它们都能做到“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10]。不料正由于《史记》的文学成就很高,竟导致国外有人怀疑,认为它不是一部史书,而是文学作品。于是国内也就有人从一知半解出发,莫名其妙地指责《史记》许多记载的可靠性。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实在是可笑又可悲。此后相继产生的《汉书》、《三国志》、《后汉书》,除了史学价值外,在文学上也仍旧具有相当的地位。即使到了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文学品位依然很高,所以清代史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11]自古以来,文史一家,所以刘知幾当日就曾说过:“文之将史,其流一焉。”^[12]后来由于时代的发展,学术的变化,文史才逐渐分家,所谓“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13]。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在修史领域里,盛行浮夸雕饰之风,把文学著作的写作手法全部引入写史之中,于是修史中大多着意于文学技巧,润色文字,雕饰辞藻,“在逐文字而略事实”。特别是唐初所修诸史,执笔者大多是长于诗词文赋的文人,他们以骈俪相尚,因之四六骈体充满史书。对此,刘知幾当时就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指徐搞、徐陵父子和庾信,都是富体诗的重要作者,有‘徐庾体’之称)。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14]对于这种状况,刘知幾十分反感,指出:“喉舌翰墨,其辞本异。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阮瑀字元瑜)、孔璋(陈琳字孔璋)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15]他在《叙事》篇中又说:“史之为务,必籍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骛者也。”刘知幾认为史家之文与文士之文应该有所不同,虽然作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应该写出一手好的文章,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必须具有文质并茂的特色,但它与专讲技巧、立意修辞的文学作品毕竟有别,不能因为讲求文字优美而影响史书记事的真实。而文人所作之史,每每“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16]。所以刘氏当时就提出文人不能修史。他同时又指出,史书的文字表述也十分重要,因为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对于刘知幾这一观点,后来章学诚又加以发挥,他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中就曾明确指出:“余尝论史笔与文士异趋,文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17]又说:“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而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18]所以“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于己。……史文而出于己,是谓之无征”^[19]。可见自魏晋以后文史已分道扬镳,除“前四史”外,“二十五史”中就很少出现过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纪传体史书,虽说是社会发展分工所致,但仍不能不说是史学发展上的一个重大损失。如今史学著作之所以读者不多,重要原因之一自然是可读性不强。因此,今后的出路应当多注意可读性和通俗性,多写一些人人爱读、人人能读的史学著作。重走文史结合之路,这不是不可能的。(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