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采用牺牲来祭祀重器，铸器可能还需要占卜。赵振华曾指出“洛阳西周甲骨多出自周王室直接控制的铸铜作坊遗址，铸造铜器与甲骨占卜也许有一定的内在联系”[57]。商代卜辞中共有两处提到了铸造铜器的问题。
（1）丁亥卜，大……其铸黄吕……作盘，利，
……（《合集》29687）
（2）王其铸黄吕，奠血，
今日乙未利。（《英藏》2567）
（1）是卜问王要准备冶铸铜料做盘是否吉利？（2）是卜问王要准备冶铸铜料，用牲血祭奠鬼神，时间选在今日乙未这天吉不吉利？[58]由此可见，铸造重器之前需要卜问铸造行为或者日期是否吉利。
卜、筮在商周两代极为流行，是王室占卜的主要形式。但是二者的地位并不等同，有“筮短龟长”、“天子无筮”和“大事卜、小事筮”的说法，说明上层统治者更多的是用卜法。但也存在卜筮同时使用的情况。《周礼·筮人》曰：“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周礼·春官·占人》曰：“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郑玄注：“谓将卜八事，先以筮筮之。”尽管这些记载都在西周以后，但与殷墟情况相差不远，《屯南》4352和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就是卜筮并用的例子[59]。
李零提出，商和两周时期刻铸在铜器上的数字卦可能是用来铸器择日的[60]。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商代出土刻铸有数字卦的例证中，可能与铸器相关的有以下几例[61]：
1.铜器
（1）父戊卣[62]
六六六，父戊
（2）鼎[63]
八六六八
（3）父乙盉[64]
父乙夭（器）
七六七六七六（盖）
（4）爵[65]
五五五
2.磨石[66]
六六七六六八（侧）
七六六六六七（正右）
七六八七六七（正中）
六六五七六八（正左）
八一一一六六（背右）
八一一一一六（背左）
3.陶范
陶爵范[67]：
五七六八七七
由上可见，陶范上刻有数字卦的例子并不很多见，但这可能与过去人们对陶范不够重视有关。孝民屯遗址中出土了多块刻有数字卦的陶范。筮数刻于陶范背面或侧旁，不能铸出，应为临时记录，没有卦辞，筮占结果在判断吉凶后便不再保存。
孝民屯东南地出土4件刻有数字卦的陶范，其中2件陶范上均刻两组筮数，其一组为本卦，另一组则为之卦，或谓变卦。这证明变卦筮法早在商晚期就已产生[68]。
2000AGT14④∶1，范（图10-2），残长7.2，残宽4.1，厚2.3厘米。无分层线，深灰色，背面平，泛红。正面左侧有双卯，右侧残留稍许纹饰，不可辨。下面发现一小卯。面刻数字为“八六一六六六”，刻道较深，字迹清楚。
图10-2 孝民屯出土数字卦范（2000AGT14④∶1）
图10-3 孝民屯出土数字卦范（2000AGT14③∶16）
2000AGM5049填土∶1，范，残长5，残宽4.9，厚约2.3厘米。左半夹砂，右半泥质，青灰色，背面左侧泛红。未发现榫卯。正面下部向上折起，刻两组数字，左为“七六七六”，缺，右为“六六六七”，上缺。两组数字刻道深，字迹清晰。
2000AGT14③∶16，范（图10-3），稍残，长5.7，宽3.4，最厚处厚2.2厘米。背面光滑，属于Ⅰ式范。下面磨光，残留有红色泥浆，面施纹饰，但大部分已剥落，不可辨。背脊左侧刻两组数字，左为“一一六六一六”，下坎上，右为“六一一六口口”，下缺。两组数字刻道较浅，字迹较模糊。由于Ⅰ式范年代较早，主要存在于殷墟二期以前，故该范可认为是较早的数字卦范。
2001AGH23∶3，模，可能为鼎耳模，截面长约2.7，宽1.6-2.7，残高8.9厘米。泥质，青灰色，局部微泛红。扁柱体，顶端向内弯曲，表面光平。一面刻一组数字，为“五八七”。刻道较深，字迹清楚。
从这些器物的刻字可知，这些数字卦是以一、五、六、七、八这5个数字来表示的，代表的是十进位制的数位组合，其他数字卦例证中可能还有九、十两种数字。李学勤指出，商周的数字卦，虽然看来与《易》卦有关，但到底属于《易》的哪一种，还是需要论证的问题[69]，因此这里我们不打算对这些数字作卦象上的对应。这些陶范、铜器、磨石上的数字卦表明，商人的确使用筮数的方法来预测与铸器有关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礼器本身被视作神圣的物品，制造铜器的技术和生产过程也被赋予神秘感。不仅铸造重器前要卜问吉凶，杀埋牺牲，还可能举行一定的祭祀仪式。即使在生产过程中，工匠们仍会卜问有关铸器之事。也许，正是这种敬畏感，使得不同专长的工匠们在工官的严密组织和管理下，不断克服技术难关，尽展其高超技艺。那些器形复杂多样、纹饰繁缛精美的青铜礼器，都是工匠们的智慧、情感、技能和劳作的结晶。
【注释】
[1]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考古》1981年第3期。
[2]详见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4]郭沫若：《由诗剧说到奴隶制度》，《郭沫若自选集》第12卷，《奴隶制时代》，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
[5]a.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重庆大呼出版公司1946年。
b.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人民生活出版社1955年。
c.王玉哲：《商代奴隶制度的出现及国家的形成》，《中国上古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d.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7]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1946年。
[8]郭沫若：《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9]田昌五：《中国奴隶制探索》，《新建设》1962年第9期。
[10]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11]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132页。
[12]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日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
[14]David Keightly，Public Work in Ancient China-A Study of Forced Labor in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A thesis for Ph.D.to Columbia University，1969.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www.xing528.com)
[16]a.杨锡璋：《商代的墓地制度》，《考古》1983年第10期。
b.刘一曼、徐广德：《论安阳后冈殷墓》，《国际商文化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c.唐际根：《殷墟家族墓地初探》，《国际商文化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17]唐际根，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ate Shang China-A Mortuary Perspective，A thesis for Ph.D.to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2004.
[18]叶玉森：《殷墟书契前编集释》卷二，督印叶葓渔先生遗著同人会1934年版，第69页。
[19]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9页。
[20]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40页。
[21]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考古》1981年第3期。
[22]姚孝遂：《商代的俘虏》，《古文字研究》第一辑，1979年版。
[23]沈文倬：《
与耤》，《考古》1977年第5期，徐中舒先生曾认为“
”与“濮”古代同在帮并母，疑即《书·牧誓》史“微、卢、彭、濮人”的濮。彭邦炯认为依此可认为甲骨卜辞中的“
”，可能来源于濮族人，详见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132页。
[24]罗琨：《商代人祭及其相关问题》，《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2页。
[25]胡厚宣：《甲骨续存》上编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
[26]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3页。
[27]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349-353页。
[28]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考古》1981年第3期。
[29]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349-353页。
[30]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附表四八。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33]张光直等：《商周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中研院史语所专刊62，中研院史语所1972年版。
[34]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0页。
[35]郭克煜等：《索氏器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文物》1990年第7期。
[36]a.Cathy L.Costin，Craft Specialization：Issues in Defining，Documenting，and Explaining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Vol.3，pp.1-56.
b.Timothy K.Earle，Specializ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Hawaiian Chiefdoms and the Inka Empire，Specializations，Exchange and Complex Socie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64-75.
[37]Cathy L.Costin，Introduction：Craft and Social Identity，Craft and Social Identity，Arlington：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1998，pp.3-18；Craft Production Systems，Gary M.Feiman & T.Donglas（eds.），Archaeology at the Millennium：A Sourcebook，Berlin：Springer，2001，pp.282-284.
[38]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39]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40]关于工匠村的资料都转引自以下两篇文献，尤其是前者。
a.贾妍：《古代埃及的神谕审判——代尔·艾尔-麦迪纳工匠村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b.徐乐天：《拉美西斯二世时期埃及工匠的经济地位——麦迪纳工匠村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41]a.Barbara S.Lesko，Rank，Roles，and Rights.Pharoah's workers：The Villagers of Deir el-Medin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p.37.
b.J.Peden，The Reign of RamessesⅣ，Warminster England：Aris & Phillips Ltd.，1994，p.75.
[42]Ben Haring，The Scribe of the Mat from Agrarian Administration to Local Justice，R.J.Demaree and A.Egberts（eds.），Deir el-Medina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AD：A Tribute to Jac.J.Jassen，Leidon：Leidon University，2000，p.146.
[43]Strouhal，Lif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Cario：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rio Press，1992，pp.187-188.
[44]Barbara S.Lesko，Rank，Roles，and Rights.Pharoah's workers：The Villagers of Deir el-Medin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p.22.
[45]Jac.J.Jassen，Literacy and Letters at Deir-el Medina，R.J.Demaree and A.Egberts（eds），Village Voices：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Texts from Deir el-Medina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Leidon：May31-June1，1991，Leidon：Leidon University，1992，pp.81-94.
[46]Zahi Hawass，The Workmen’s Community at Giza：Review of Settlement，House and Palace Symposium，Cairo：the Geographic Society，1999.
[47]刘玉堂：《楚国手工业技术生产者的身份与地位》，《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4卷2期，1995年。
[48]郭仁成：《楚国经济史新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49]张光直：《商文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50]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51]吴大徵：《字说》，振新书社1923年版。
[52]郭沫著：《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53]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考古》1981年第3期。
[54]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656页。
[55]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56]燕耘：《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考古》1973年第5期。
[57]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研究》，《考古》1985年第4期。
[58]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页。
[59]曹定云：《新发现的殷周“易卦”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
[60]李零：《跳出“周易”看“周易”》，《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09页。
[61]转引自李零：《早期卜筮的新发现》，《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261-264页。
[62]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中华书局2009年版，253页，图六二：2。
[63]王辰：《续殷文存二卷》，考古学社1935年版，上7。
[64]巴纳、张光裕：《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艺文印书馆1978年版，第8册730页，1125号。
[65]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第128页。
b.曹定云：《新发现的殷周易卦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48页，图4。
[66]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2期，118页，图一一。
b.郑若葵：《安阳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代数刻石器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6年第2期，49页，图二至图四。
[67]黄濬：《邺中片羽》，艺文印书馆1972年版，上47。
[6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2000-2001年安阳市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69]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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