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商社会：探讨晚商的社会结构

殷墟冶铸业的规模、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是很的。现有的发现表明，殷墟后期存在工序专门化的倾向，同时冶铸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员不断增加，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和控制也加强了。过去通常认为，实际操作者称为“工”，具有奴隶身份，可以由贵族领主生杀予夺^[1]。这种观点与一些学者对于晚商社会结构的判定有关。

长期以来，关于晚商的社会结构一直有许多说法，比如发达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亚细亚社会等^[2]。自20世纪30年代吕振羽提出商代是奴隶社会这一观点后^[3]，郭沫若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看法，成为“奴隶说”的代表人物^[4]。这一观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即成为主流，为许多学者所接受^[5]。范文澜将卜辞中的“臣”、“牧臣”、“宰”、“仆”、“奴”、“奚”、“妾”等都释作不同种类的奴隶名^[6]，而翦伯赞又在这一名单中增加了“役”、“牧”和“御”^[7]。

但是，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晚商社会中血缘关系的普遍存在，郭沫若最早探讨了这一问题^[8]，田昌五因此将晚商的殷墟定义为“宗族奴隶社会”^[9]。丁山回避了教条的框架，仅从甲骨卜辞以及古籍的材料入手来分析商代的“氏族制度”，资料翔实而有说服力^[10]。(www.xing528.com)

关于社会生产问题，彭邦炯认为商代主要的劳动力都是绝对的奴隶，比如“羗”、“刍”、“臣”、“宰”、“仆”、“工”、“奚”、“妾”和“屯”等。“众”和“众人”也许是“邑”的成员，但是身份仍旧是仅比奴隶略高的没有充分权利的自由民，也属于被统治阶级^[11]。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杨升南还持同样的观点^[12]。但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知就曾提出晚商时期主要的劳动力“众”是自由农民的可能性大于奴隶，他的看法是有见地的^[13]。吉德炜认为那时没有所谓“奴隶”和“自由民”的分别，所有的民众都需要承担被迫的劳动或者责任，根本不是奴隶社会^[14]。

随着墓葬发现的增多，特别是西区族墓地的发现^[15]，学者们开始以墓葬群的所反映的实况来研究晚商的社会结构^[16]。至2003年，殷墟已发掘超过1万座墓葬，唐际根以其中有承继关系的2000座墓葬为基础，利用统计分析，提出晚商社会是以氏为单位的平行结构，同时具有垂直分布的社会阶层，王室或精英阶层不足不到1%，贵族阶层占7-10%，82-87%的人口属于平民，而最低的阶层只有大约3-7%。这一结果表明商代不是奴隶社会，而以平民为主^[17]。这个发现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工匠的身份问题，进而探讨殷墟冶铸业的组织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