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青铜礼器铸造技术的特色形成

（一）过渡期铜器展现的技术特色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殷墟青铜礼器的铸造工艺主要承继自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时期商文化的范铸传统，从安阳出土的一些早期青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到技术承传的更为细致的证据。其中，YM232、YM333和YM388、三家庄M3和M1、三家庄窖藏J1、洹北商城M10等出土了可归入中商三期的青铜器，显示出更多与二里冈时期商文化接近的特点；而YM331、YM188、92花东M60、59武官北地M1等出土的青铜器，已明显具有更多殷墟特色。整体而言，这一阶段属于过渡期，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

这一时期出土青铜礼器的器类比起中商时期多出3种，包括壶、斗和方彝，与典型殷墟时期相比，尚缺少觯、觥、缶、甑、罐和盂。由此可见，过渡期的青铜礼器种类与二里冈时期更为接近，而与典型殷墟时期相差较远，但是组合的情况则有所变化，觚的地位增强了，即由二里冈时期的以爵、斝为主，觚为辅的格局，在此时改为以爵、觚为主，斝居其次。而在典型殷墟阶段，斝的地位进一步减弱，形成了以觚、爵组合为主的特色^[140]。

这一阶段的鼎，大部分仍使用3fz（Y）的基本铸型，而且多为透底空足，但也有一些新工艺出现。比如，M333所出的两件鼎，R2053为扁足，采用四点配列的形式，亦有阶状口沿，两耳与三足部位不平衡，是中商时期常见的类型，扁足可能是后铸的；R2052虽仍保存尖锥状足的外形，却已变为实足，呈现的是过渡形态。三家庄窖藏出土的小鼎，尽管仍为透底空足，锥足却明显较中商时期细长，耳足已变为“五点配列”。三家庄J1出土的柱足大鼎，底部是用三角形顶范成形的，与盘龙城出土的斝PLZM1∶13的工艺类似，但明显比后者制作规整，器底可见均匀设置的金属芯撑。这件鼎采用了3fz+1（△）的铸型形式，而这是殷墟时期圆鼎铸型的主流形式。

典型殷墟风格的墓葬中常随葬二件或者二件以上同类器物，其风格基本相同，形成一套的组合。这是二里冈时期墓葬所罕见的。但小屯5座墓则显现介于二者之间的情况，较常见的器类如爵、斝、觚等即有这种现象，如M232、M333、M388出土的青铜器，各以两件为一套，而且两件做法不同。比如一件爵为束腰平底，立柱低矮，柱钮简陋无纹，保持了二里冈时期的特色，另一件爵底近圆形，趋近于典型殷墟时期的卵圆形底，立柱与流在全器的分量比较明显，有些高大的桶形柱帽已经使用榫卯式先铸法实现与器体的连接。

斝的情况更为明显。张长寿指出：小屯早期墓葬如M188、M232、M333、M388等，凡是出土两件斝的，必有一件是透底空足，另一件为T形实足（或Ⅱ式足）。小屯M388出土的两件斝，R2047具有加厚唇沿、透底空足和乳突的菌状柱钮；R2046则具备了桶形柱帽、封闭器底和Ⅱ式足（陈芳妹称为T型凹槽足）等特点。这些情况也见于M232和M188所出的斝，可见由透底空足到T形足或Ⅱ式足，是斝从二里冈时期转为典型殷墟时期器形的特点。

小屯5座墓的圈足器以觚为最多，尊、瓿、壶、卣、方彝等较少，但都表现出二里冈与典型殷墟青铜器的中间过渡状态。比如M232所出的两件觚，R2006较为粗矮，圈足较低，“亚”字形孔较大，圈足弦纹被打断，呈现典型二里冈时期的风格；而R2005则器身修长，高度比例较高，二个“亚”字形孔变小而不明显，并且与范线位置相对应，圈足上已有明显的装饰带。这时有可能已经出现水平分范的铸型形式，从而可以作出高圈足、体形细长的觚。

M388所出的罍R2061具有典型的二里冈时期中商风格，圈足上的镂孔大而明显，纹饰是采用“凹凸式铸法”制作的；而M331所出的尊R2070已具有典型殷墟青铜器的特点，口沿外侈，圈足上部的孔细小，且器底有方格纹。但肩部附饰的突起兽头采取了与二里冈期相近的做法，是采用“纹饰凹刻在范上，泥芯相应部位凸起”的方法制作的，不同于殷墟二期以后使用复合范或分铸的办法。

M331所出提梁卣的鸟状立雕盖钮、提梁、套环需用多次铸接与器体相连，较郑州窖藏坑提梁卣的做法难度增加，已与妇好墓提梁卣完全相同。

这一时期金属芯撑已较多地使用，并显现一定的分布规律。以M60∶6瓿为例，可见器底有6个芯撑，1个位于中心，其余5个均匀分布于靠近圈足的边缘（图9-36）。簋M60∶4器底中心有一个较大的铜芯撑，本身隐约可见纹饰，可能是用了旧器的碎片（图9-37）。此簋的器底有网格状的阳线凸起，有学者推测这类结构与铸造工艺的要求有关，起到防止憋气、夹渣的作用^[141]。这些辅助工艺的运用，已完全具备了典型殷墟时期青铜器的特点。

图9-36　瓿（M60∶6）X光片

图9-37　簋（M60∶4）X光片

（二）南方青铜器对殷墟青铜器制作技术的影响

晚商时期，殷墟周边很多地点都有青铜礼器出土（图9-38）。考古学家们依据各地与殷墟青铜器的差异程度，将殷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商文化分布区和商文化影响区。前者包括河南东北部、豫西晋南地区、关中西部以及山东地区等，这些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整体上与殷墟比较一致。但是，那些分布在商文化区域以外的广大地区（西起甘肃陇东地区，东达海滨，西北至蒙陕交界处的河套地区，北部包括长城以北辽河上游地区，西南至成都平原，南达湖南、江西南部）则表现出强烈的地方色彩^[142]。

如前面所提及，二里冈时期的商文化有非常强劲的扩张势头，对一些地区的青铜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表现在商和当地的不同文化因素并存^[143]。李学勤曾指出，在青铜器有两种文化因素共存的情况下，中原文化的影响一般多表现于礼器。这是由于统治者来自中原，带来了他们所习用的礼制（当然也包括当地人接受中原礼制），土著文化的影响多反映于兵器、用器，有时也作为纹饰在礼器上表现出来^[144]。

图9-38　晚商青铜器分布

（引自《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06页，图6-8）

许多学者论及，殷墟一期以前，这种扩展的势头似乎消失了^[145]。但是，殷墟式的青铜器却仍旧传布甚广，这可能是因为尽管晚商不再具有军事、政治上的控制力量，但是依然与这些区域有频繁的交往。文化的交流都是双向的，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商文化对这些地区的影响，也无法忽略殷墟青铜器所显现的外来因素的影响。其中，北方地区对殷墟青铜器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兵器上，而南方地区的某些纹饰、主题和形制构成则部分地影响了殷墟青铜礼器的面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立雕的动物形附饰的大量使用。殷墟铜器上常有一些虎、鸟等的立雕形象，比如大司空M539所出的盖上有立虎的铜斝（图9-39），而这类装饰在长江流域的青铜器上出现较早，而且极为普遍，如新干所出耳上带有立虎装饰的鼎（图9-40）。

图9-39　大司空M539出土斝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商3》，图版四九）

图9-40　新干出土虎耳虎足鼎

（引自《新干商代大墓》彩版五：1）

如前所述，没有附饰或附件的二里头或早商青铜器并没有使用分铸法的迫切的必要性，而动物形的附饰——比如带兽头的鋬或耳更容易通过分铸成形。二里冈白家庄期尊上附饰的兽首，还是与尊身浑铸一体的，但是妇好墓尊附饰的兽首就呈现为立体雕塑的形象，采用后铸法成型。以妇好墓为例，在其出土的205件青铜礼器中，有85件使用了分铸法，其中使用榫卯式后铸法的48件，都具有兽头附饰或是动物形足。但是，殷墟时期青铜斝或者爵的柱帽所使用的榫卯式先铸法，似乎很少能在南方地区找到例证。更倾向于使用榫卯或铆接式的后铸法，实现动物形附饰与器体的铸接。

殷墟时期写实的动物形器物可能也来自南方地区的影响，如妇好墓的鸮尊、M54的牛尊等，但这些器物的制作方法并未与主流的圆形或方形器物有太大区别，曲面的分范制作对殷墟时期已经高度发达的制范工艺而言，并非难事。

此外，殷墟一些高等级墓葬中随葬的青铜器，如M160中红铜制作的方形器、M54中热锻成形的有錾刻六角星纹的圆盘形器，以及妇好墓的铜镜、平底盉、鸭首形器等等，可能直接来自其他地区。但这些器物的做法并未对殷墟青铜礼器的制作造成太大的影响。

（三）殷墟青铜礼器技术特色的形成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具有中原特色的青铜礼器陶范铸造技术的形成。

在这个承传有序的序列里，二里头文化时期奠定了基本的框架和格局：即用含细砂的黄土烧制陶范，使用锡青铜或低铅的铅锡青铜作为金属原料，使用分范合铸的陶范铸造方式成形。

商文化前期则为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构建了整体的规则和风格：出现了青铜时代绝大部分的铜器种类，使用合金化程度较高的锡青铜或是中等锡、铅含量的三元合金。铸造工艺流程已基本确立，以分范合铸为主的基本铸型工艺规范化，容器上纹饰的各种做法已较成熟。开始使用分铸法来连接主体与附件，使用泥芯撑和金属芯撑等定位、保持壁厚的辅助工艺来实现质量控制。

而殷墟时期则是对这些技法进行了继承、深化和整体提升，制作出大量器形高度复杂、纹饰繁缛精细的青铜器。铸型工艺的规范化以及铸造工艺流程的固定化，为大规模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分铸法的应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殷墟时期最具特色的工艺特点，体现了“执简驭繁”的工艺特色。此外，高锡青铜配制技术成熟化和殷墟二期高等级随葬礼器“过度用锡”的现象，无不显示出殷墟，特别是武丁时期强盛的国力，以及获取资源的丰富性，都显示出史籍上所载武丁“武功赫赫”所言非虚。殷墟晚期，生产规模仍在不断扩大。技术上出现了更强调浑铸的倾向，活块模和活块范的应用就是向浑铸回归所采取的工艺措施。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制造技术可以分为两大类，陶范铸造技术和失蜡法。前者是商周时期青铜器成形的主要方式，本身循着两个方向平行发展。其一是多种形式的分铸铸接，到春秋时期发展成为各部分分铸再使用铸铆焊连接的方法；其二是分范合铸的发展，使用复合范，活块范、芯以及范面加工等手段。这些方法绝大多数均已在殷墟时期出现或是高度发展。因此，可以认为，殷墟时期是中国古代陶范铸造的鼎盛期和技术成熟阶段。

【注释】

[1]韩汝玢、柯俊：《中国科技史·矿冶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191页。

[2]a.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第四次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2期。

[4]李京华：《关于中原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及相关问题的几点看法》，《文物》1985年第12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牛砦龙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9]河南省文物考古与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10]高江涛、何努：《陶寺遗址出土铜器初探》，《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文中提到了4件铜器，另有1件铜蛙尚未发表。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队、山西省襄汾县文化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第12期。

[12]赵春燕等：《偃师二里头出土铜器的化学组成分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技术与经济卷（1）），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380页。笔者也曾检测过这件铜器，基本结论类似，检测结果待发表。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年第3期。

[14]据检测者陈坤龙告知，但石峁遗址的齿轮形铜环不是科学发掘出土的，材料也未发表。鉴于学界普遍认为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有一定的联系，所以这些齿轮形铜器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15]王晓毅、严志斌：《陶寺中期墓地被盗墓葬抢救性发掘纪要》，《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铜环尺寸的测量数据与本书的数据有一定差别，参见王晓毅：《陶寺考古：技术的实证解析》，山西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0-112页。

[16]高江涛、何努：《陶寺遗址出土铜器初探》，《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17]铜器检测由笔者完成，检测报告待发表。

[18]铜器检测由笔者完成，检测报告待发表。

[19]高江涛、何努：《陶寺遗址出土铜器初探》，《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20]张晓梅、原思训：《新砦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检测报告》，《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附录一，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608-616页。

[21]刘煜、刘建宇、赵春青：《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出土铜器分析》，《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22]李京华：《关于中原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及相关问题的几点看法》，《文物》1985年第12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2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所谓的“铜渣”长1.3厘米，断面近似正方形，边长0.8厘米，有可能是铜器碎片经腐蚀后的尺寸。

[25]张忠培：《中国早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页。

[26]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27]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作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7期。

[28]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29]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30]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31]a.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b.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c.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d.孙淑云、韩汝玢：《甘青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作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

[32]孙淑云、韩汝玢：《甘青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作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

[33]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34]王迅：《二里头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

[35]杜金鹏、许宏：《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36]R.F.Tylecote，A History of Metallurgy，London：The Metals Society，1976.

[37]潜伟、孙淑云：《中国西北地区古代砷铜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技术与经济卷（1）），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5-354页。

[38]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8年洛阳东干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

[3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4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冈》，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41]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2]河南省文物局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4期。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44]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45]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统计数据参见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中国早期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补充数据见刘煜等：《铜器制作技术》，《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289-331页。

[47]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48]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49]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b.李延祥、贾海新、朱延平：《大甸子墓地出土铜器初步研究》，《文物》2003年第7期。

[50]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51]a.孙淑云、韩汝玢：《甘青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作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
b.李水城：《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

[52]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中国早期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53]a.N.Barnard，Bronze Casting and Bronze Alloys in Ancient China，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14，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Monumenta Serica，1961.
b.N.Barnard，Ancient Chinese Bronzes and Southeast Asian Metal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Artifects，Melbourne：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1975.
c.W.T.Chase，Bronze Casting in China：A Short Technical History，George Kuwayama ed.，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A symposium，Los Angels：Los Angels County Museum of Art，1983.
d.R.J.Gettens，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Vol.Ⅱ，Technical Studies，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69.

[54]常怀颖：《论商周陶模和范上的“定位线”》，《考古》2017年第2期。(www.xing528.com)

[55]a.新郑县文化馆：《新郑望京楼出土一批商代铜器和玉器》，《中原文物》1980年第4期。
b.金岳：《河南新郑望京楼铜器断代》，《考古》1983年5期。

[56]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5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57]陈立倩、马德峰：《荥阳县高村寺商代遗址调查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

[58]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夏商1》，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11。

[59]马世之：《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1995年版，第0006图。

[60]刘莉：《中国新石器和铜器时代早期礼器的生产》，《桃李成蹊集——庆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寿辰》，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与艺术研究中心专刊（十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4年版。

[61]杜金鹏：《封顶盉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62]Robert W.Bagley，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63]N.Barnard，Wrought Metal-Working Prior to Middle Shang（？）—A Problem in Archaeological and Art-historical Research Approaches，Early China 6，1980/81，pp.4-30.

[64]廉海萍、谭德睿、郑光：《二里头遗址铸铜技术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

[65]刘煜：《圈足上的镂孔：试论商代青铜器的泥芯撑技术》，《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66]马今洪：《上海博物馆馆藏二里头文化束腰爵新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3期。

[67]陈芳妹：《商代青铜艺术的发展——工艺与身份》，《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序，台北故宫博物院1998年版。

[68]郑光：《二里头遗址和我国早期青铜文明》，《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69]万家保：《二里头青铜爵形器的铸造及其相关问题》，《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1989年，第208页。

[70]李学勤：《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中国文物报》1991年10月20日。

[7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

[7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附录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73]李敏生：《先秦用铅的历史概况》，《文物》1984年第10期。

[74]李京华：《〈偃师二里头〉有关铸铜技术的探讨》，《中原文物》2004年3期。

[7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76]1980年以前的资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171、270页，1980年以来相关资料尚未发表。

[7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附录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78]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方城县博物馆：《河南方城县八里桥遗址1994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2期。

[79]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新安县文管所：《河南新安县太涧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

[80]a.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b.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8～1989年山西垣曲古城南关商代城址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0期。

[8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82]刘莉：《中国新石器和铜器时代早期礼器的生产》，《桃李成蹊集——庆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寿辰》，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专刊（十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4年版。

[83]杨育彬等：《近几年在郑州新发现的商代青铜器》，《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

[84]《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编辑组：《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85]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铭功路西侧的两座商代墓》，《考古》1965年第10期。

[8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0期。

[87]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5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8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89]a.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b.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8～1989年山西垣曲古城南关商代城址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0期。

[9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9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9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9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北二七路新发现三座商墓》，《文物》1983年第3期。

[94]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铭功路西侧的两座商代墓》，《考古》1965年第10期。

[95]杨育彬等：《近几年在郑州新发现的商代青铜器》，《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

[96]王彦民、赵清：《郑州二里冈发掘一座商代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

[97]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小双桥遗址的调查与试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9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99]临汝县文化馆：《河南临汝县李楼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1983年第9期。

[10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02]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第6期。

[103]卫斯：《平陆县前庄商代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季刊》1992年第1期。

[104]西安半坡博物馆、蓝田县文化馆：《陕西蓝田怀珍坊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105]郭勇：《山西长子县北郊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06]葛治功：《安徽省嘉山县泊岗引河出土的四件商代铜器》，《文物》1965年第7期。

[107]a.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108]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109]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

[1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7-395页。

[111]Max Loehr，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ACASA7（1953），pp.42-53.

[112]李济、万家保：《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中研院史语所1964年版。

[113]杨肇清：《略论商代二里冈期青铜铸造业及其相关问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14]杨肇清：《略论商代二里冈期青铜铸造业及其相关问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15]胡家喜等：《盘龙城遗址青铜器铸造工艺探讨》，《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附录七，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116]a.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b.周建勋：《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的若干探讨》，《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附录一，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117]石志廉：《谈谈龙虎尊的几个问题》，《文物》1972年第11期。

[118]张昌平：《盘龙城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119]常怀颖：《盘龙城铜器群与“二里岗风格”的确立》，《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120]周建勋：《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的若干探讨》，《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附录一，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121]石志廉：《谈谈龙虎尊的几个问题》，《文物》1972年第11期。

[122]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123]胡家喜等：《盘龙城遗址青铜器铸造工艺探讨》，《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附录七，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124]苏荣誉等：《新干商代大墓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新干商代大墓》附录九，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296页。

[125]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192页。

[126]常怀颖：《盘龙城铜器群与“二里岗风格”的确立》，《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127]常怀颖：《盘龙城铜器群与“二里岗风格”的确立》，《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128]胡家喜等：《盘龙城遗址青铜器铸造工艺探讨》，《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附录七，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129]张昌平：《商代铜瓿概论》，《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0]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的尊和罍》，《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28页。

[131]李京华，郭移洪：《郑州商代窖藏铜方鼎拼铸技术试析》，《郑州商代铜器窖藏》附录二，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124页。

[132]a.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b.武汉市博物馆：《1997—1998年盘龙城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8年第3期。
c.王劲、陈贤一：《试论商代盘龙城早期城市的形态与特征》，《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1），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33]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134]张昌平：《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的文化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7期。

[135]a.刘诗中、卢本珊：《江西铜岭铜矿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b.夏鼐、殷纬璋：《湖北铜绿山古铜矿》，《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136]黄石市博物馆：《大冶古文化遗址考古调查》，《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137]a.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b.王劲、陈贤一：《试论商代盘龙城早期城市的形态与特征》，《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1），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38]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的尊和罍》，《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139]李伯谦：《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140]陈芳妹：《小屯五座墓的青铜容器——从二里冈到典型殷墟风格的转变》，《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台北正中书局1991年版。

[141]苏荣誉等：《国墓地青铜器铸造工艺的考察和金属器物检测》，《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601-605页。

[142]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3]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144]李学勤：《镇江文物精华笔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9期，第4页。

[145]a.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b.张昌平：《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的文化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