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与殷墟青铜器的技术联系及分铸法的起源

分铸法的应用是整个商代后期青铜器铸造最重要和突出的工艺特点。这种技法对于器形的复杂化、巨大化，以及半浮雕和立雕兽头附饰的应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殷墟青铜器所用分铸法的几种形式——榫卯式、铆接式的后铸法，榫卯式和包裹式先寿法，先铸法以及多次铸接，均可以在盘龙城青铜器中找到原始的形式。而郑州窖藏坑大方鼎使用的多块分铸铸接的方法，并没有为殷墟方鼎所继承。因此，殷墟青铜器所使用的分铸法的技术来源，应该可以上溯至盘龙城青铜器。

作为一个出土了数百件青铜礼器的重要城址，盘龙城和中原地区王都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探寻的。

盘龙城位于水陆交通的要冲，且易于接近周围的铜矿。在二里头时期，盘龙城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地区中心，考古发现有一个规模达20万平方米的遗址，其南部可能有一个铸造基地，在2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集中分布的陶坩埚片，包括青铜冶炼在内的手工业生产有可能在这里进行。在盘龙城附近及湖北西北地区，已经发现10多个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132]，这体现了北方的早期国家对长江流域青铜资源实施控制的最初冲动^[133]。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二里冈下层（早商）时期。

到二里冈上层（中商）时期，这个遗址规模剧增至100万平方米，还在遗址中心筑起了一座7.5万平方米（290米×260米）的城。城内建起了宫殿，墓葬区、居民区和作坊区则散布在其周围。城的筑造和遗址规模的突然扩展，表明大量商人可能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涌入这个地区。因此，盘龙城很可能就是商王朝为便于向这个地区扩张而建立的一个据点，目的是控制南方的铜矿资源并把铜锭运回王都。二里冈文化时期，商人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扩张基本是沿着二里头文化东线的足迹南下，即由豫东越过桐柏山，顺澴水、水附近进入盘龙城。与此前相比，二里冈文化对长江中游的经营大大地加强了^[134]。

在商中期，长江流域两个大的铜矿资源——江西瑞昌铜岭矿区和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区可能已被开发利用^[135]，在湖北大冶铜绿山矿附近，眠羊地、古塘墩、李河等地均发现了二里冈时期的冶铜遗址^[136]。盘龙城遗址南部的作坊内发现过不少的矿渣和坩埚^[137]，有些铜渣附着在陶缸残片上。李桃元等对遗址中出土的大口尊做了实验，认为它有可能是冶铜的器具。因此，尽管目前盘龙城并没有发现青铜容器制造的直接证据，盘龙城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的种种差异，如单柱爵、耳足“五点配列”的扁足鼎、圈足带缺口的觚和罍等特殊器形，特别是分铸法和金属芯撑技术的运用，以及其邻近高品位铜矿的地理位置，都显示了进行本地生产的很大可能性。盘龙城的工匠们很可能在大量的生产实践，特别是补铸过程中发明了分铸技术，并小规模地运用于青铜器附件与主体的连接。这种起源于补铸的分铸工艺最初是为弥补铸件的缺陷而出现的，却在实践中显现出浑铸所无法替代的优点。那些很难脱范的部位可以二次做出，大大降低了铸型设计的难度，也为附饰与主体的连接找到了一条便捷的道路。分铸法出现之后，器形的多样化、附饰的复杂化程度都大大提高了。

为了节省铜料，早商时期礼器的器壁大都做得较薄，这样就需要工匠有很高的手艺和丰富的经验，以确保范、芯形状规整、配合严密。即便如此，仍多有瑕疵，容易形成浇不足等孔洞性缺陷，废品率很高。因此，当对礼器的社会需求随着礼制的规范化，疆域的扩大而增加时，即使对熟练的匠师来计，其所铸造的青铜器产量也是供不应求。所以就得寻求以技法替代手艺与经验的技术革新路子，来解决这个矛盾。使用铜芯撑的好处是简易，不需要很高技能，有实效，可以大幅度降低废品率，得到更多、更好的合格铸件，甚至毋需补铸。可以想象，一旦这种方法发明之后，传播的速度很快，尽管我们已经很难弄清技术传播具体的方式和途径。因为该技术在盘龙城青铜器的应用已经比较熟练，故这里可能还不是这一方法最初的源头，不能排除其起源自其他地区的可能性。到中商末期，安徽阜南月儿河、平谷刘家河等中原以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大量使用金属芯撑，说明这种技术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了。或许可以这样推测，正是由于相对较低的技艺水平，才使得工匠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改善铸件的质量，而分铸法和金属芯撑的出现与应用正因如此。(www.xing528.com)

盘龙城尊、罍等器物表面半浮雕纹饰的“凸凹式铸法”，并未在同一时期的郑州地区发现。这种做法是使用刮模法制芯的一个典型例证，主要是为了使器物保持相同的壁厚，以防出现裂纹及其他铸造缺陷，使得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可以做出半浮雕纹饰。这种做法，除在阜南龙虎尊上有发现外，也见于安阳小屯M388出土的罍、M238出土的方彝等器物上，更广泛出现于殷墟时期的南方地区，但未在殷墟一期后的安阳出现^[138]，因此这种做法可能还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此外，盘龙城镂空觚所使用的深刻模纹的做法，还在江西新干铜器及殷墟妇好镂空觚上见到。三者的纹饰具有不同的风格，盘龙城镂空觚是几何形纹饰，新干铜器是燕尾纹，而妇好墓镂空觚则是具殷墟特色的饕餮纹，但是它们使用的技法是相似的。

作为商王朝早中期与其他各地交流的一个纽带，以盘龙城为据点，商文化对长江中游地区的传播范围广泛，甚至间接影响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南方一些文化因素也通过盘龙城传播至中原，如郑州商城发现了红陶缸、硬陶缸和原始瓷等^[139]。因此，在盘龙城出现的金属技术，比如分铸法、金属芯撑、深刻模纹及表面高浮雕纹饰的“凸凹式铸法”，也会传到中原地区，继而产生影响。郑州二里冈上层时期，也就是中商三期的阶段，中原地区的工匠已经开始较多运用分铸法，并针对特定的器形摸索新的工艺手段。郑州窖藏坑出土的用分铸法制成的中柱盂和提梁卣，显然已比盘龙城时期的做法要高超，其铸型工艺已经与殷墟时期相当接近。

由于青铜冶铸业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我们有理由推测，富有经验的工匠和管理人员会因国家需求而迁移到不同的地方，比如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曾经在长江中游临近铜矿的地方发现，上面还有王室成员的姓氏，这或许意味着商王朝曾派出王室成员来到长江流域以加强对铜矿的控制。《商颂·殷武》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汝荆楚，居国南乡……”，这段记载表明商王朝对长江中游的有力掌控。无论资源、人员、产品以何种方式流动，在这种流动的过程中，技术传播都会得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