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中，三足器一般都采取3fz（Y）的形式，这是早中商时期基本的铸型方式。只有斝PLZM1∶13例外，它的器底采用了底范，即使用了3fz+1（△）的铸型形式。如图9-32所示，可见清晰的足与底部范线相连的痕迹。该底范包括三足内侧部分，在斝底边缘形成大致为外弧线三角形的范线痕迹，但是弧线的边缘不规整，图上靠右两足间有溢铜，靠近右足有孔洞，并进行了补铸。这件器物很可能已经采用足底浇注，图中左足为浑铸而成，右足从足底重新补铸了一层，而图上未见的一足则是完全补铸的。如前所述已知这件斝鋬是后铸的，因此这件器物的主体很可能是从足底浇注的[127]。它可视作采用新工艺的一个典型例证，并显示出新工艺应用初期技艺不够熟练的种种特征。这种足底另设一块三角形范、器身以三块腹范成形的铸型形式，是晚商殷墟三足器基本的铸型形式。
图9-32 斝（PLZM1∶13）底范痕迹
此外，盘龙城还存在时代较早的斝，如弧腹斝PWZH7∶1（图9-33），它的器足比其他斝足要宽一倍，鋬上有两个三角形镂空装饰，呈“X”形，其铸型是由2块腹范、1块底范、1块腹芯和1块鋬芯组成。这种斝的做法与二里头时期的盉非常类似。
图9-33 弧腹斝PWZH7∶1
盘龙城出土的大部分带耳三足器，如鼎、鬲、甗等，耳和足仍旧是“四点配列”的形式，与中原地区一致，但是扁足鼎PWZM1∶3已经采取了“五点配列”的方式，即两耳连线与一足垂直，俯视时可见两耳、三足的五点，这是殷墟时期较为常见的形制。(www.xing528.com)
单柱爵较为常见，基本的铸型工艺与双柱爵相同。推测“人”字形柱茎应是在内芯上交叉钻三个对穿的柱孔，孔钻过头而形成[128]。此外，有些爵流上有棱牙装饰。前者在中原地区较少出现，而后者仅见于盘龙城。
圈足器采用3块腹范、1块腹芯、1块圈足芯的铸型，觚则使用对分的腹范、1块腹芯、1块圈足芯的形式。
盘龙城的尊（罍）的形制与中原地区有较大的区别。器形大小分化不明显，口径通常小于腹径，且尊口沿较薄，而不像郑州地区的尊口径通常大于腹径，口沿为较厚的方唇。郑州地区的尊、罍通常肩部附三个兽头，而盘龙城的尊肩部不见附饰。此外，盘龙城的杨家湾出土的H6∶15等3件尊体形瘦高，肩、腹均饰连珠纹，圈足上的镂孔较大，形制非常独特，不见于郑州，而见于藁城台西。张昌平指出，藁城台西出土青铜器的有些特点与南方青铜器有关系，而与郑州地区的青铜器有所不同[129]。
盘龙城晚期的觚圈足带折棱，这种形式为殷墟时期广泛应用，而某些折棱上带缺口的形式，则不见于其他地区。
PLZM2所出的深腹簋是已知最早的簋，而出土的PLZM1使用了分铸法的簋，耳与一条范线对应，视觉上有不平衡感，带耳的簋直到殷墟时期才被大量使用，且因分范改为四块，双耳均设置在范线的上方，整体显得对称、均衡。
盘龙城青铜器浇注位置的设置与中原地区早商及中商前期相同，而与郑州窖藏坑出土的青铜器有一定差异，并显示出较早的时代特征。比如圈足器的浇口开设在圈足上，圈足内底的加厚结构可能与浇口的设置有关；斝与盉的浇口可能在鋬上或腹部，甗的浇口在腰部，爵的浇口在流尾部对应的颈部。值得注意的是，鼎的浇口有些在腹部，有些可能已经移至足端，比如李家嘴出土的鼎M1∶1，足部有多层补铸的痕迹，可能是从足部倒浇造成的，而这正是殷墟以后三足青铜器的主要浇注方式。因此，浇注位置的改变同样显示出向殷墟时期演变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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