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都很薄,绝大多数器壁厚0.7到1毫米之间,最厚的也只有2毫米。那么保持铸型装配时范和芯的距离就成为一个技术性的难题。解决的办法就是使用芯撑。如前所述,泥芯撑工艺解决了圈足器“悬芯”的问题,盘龙城出土的圈足器上都有较大的十字形或者方形孔,这就是泥芯撑的遗痕。尊、罍、卣等器物的镂孔一般为三个,觚多有两个镂孔,其中线与对应的范线重合。有的觚有三个镂孔,其中一个镂孔的中线与一条范线重合。由此可见,泥芯撑可能还起到铸型配合时定位的作用。有些折棱觚在折棱处做出与圈足上镂孔相对应的条形缺口,PLZM2出土的深腹簋上也有这种缺口,这种做法少见于中原地区,推测这种条形缺口很可能也是定位用的。
目前所知,二里头时期的铜器尚未使用铜芯撑,二里冈时期中原出土的青铜器,目前也未有使用铜芯撑的报道。石志廉指出,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的龙虎尊肩部有“6个等距而经过磨冶的铜补洞”,并认为这是陶支钉(泥芯撑)铸造后形成的孔洞后经“焊补形成”[121]。阜南月儿河出土的鬲,底部和腹部有对称分布的24个铜芯撑。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的铜甗、铜盘上也有多处使用铜芯撑的痕迹[122]。但这些遗址的年代都晚于李家嘴M1,大致属于中商文化三期。从现在的资料来看,盘龙城青铜器是已知最早使用这一工艺的所在。
盘龙城铜器大量使用了金属芯撑。其中铜斝用得较多,其次有鼎、鬲、尊、盘等。使用铜芯撑最多的一件尊有15个之多。铜芯撑形状不规则,方形、三角形、多边形皆有,尺寸约为5毫米×9毫米。鼎、鬲、尊的芯撑多设在腹部和底部,且有一定分布规律。斝的芯撑多设在底部三条范线交汇处,可见斝底芯撑与器底周围的边界,有时脱落后会形成孔洞,还需补铸。如图9-30,可见鬲PLZM1∶3底有多个铜芯撑,分布在足底范线两侧以及器底中心,还有腹壁向腹底转折处[123]。
苏荣誉根据新干出土青铜器大量使用了铜芯撑,而中原地区早中商青铜器上尚未发现铜芯撑的使用,推测这一工艺可能始于南方[124]。通常认为新干大墓的年代最早可追溯到二里冈上层晚期[125],可能略晚于盘龙城。所以盘龙城青铜器群仍应视作探讨这一工艺溯源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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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0 盘龙城出土的鬲底铜芯撑(三角形所指处)
(引自《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
已有的研究显示,盘龙城青铜器在大量使用金属芯撑之前,是先用泥芯撑定位,再将泥芯撑形成的孔洞进行补铸的。铜鬲PYWM6∶2下腹部有“补丁二,底部有补丁一”(图9-31),腹部两处补铸痕迹十分对称,不应是浇不足之后形成的痕迹,很可能是泥芯撑浇注后形成的孔洞,裆底的孔洞也符合后来铜芯撑设置的位置,应该和腹部孔洞具有同样的性质[126]。就已知的材料来说,殷墟青铜器已大量和规范地使用了这一工艺,由于器壁较厚,一般较少能在器表上辨认,需要通过X射线透视才能观察到,芯撑设置的部位、数量、大小也与盘龙城有所不同。鼎等三足器底一般设3个铜芯撑,也有的还在中心设置1个较大的芯撑;斝一般为4个,1个在中间,其余均匀分布,或者仅在底面中心设有1个芯撑;簋在底部均匀分布3个或4个芯撑;方形器物有均匀分布的4个到6个芯撑;觚、爵一般在底部中心设置1个较大的芯撑;壁较薄的器物如盘等,不仅在底上设置芯撑,而且在壁上设置较多尺寸小的芯撑来定位和保持壁厚。通常而言,芯撑的大小与器物的大小有关,小型器物使用的芯撑尺寸在10厘米以下,而司母辛鼎那样的大型器物,芯撑的尺寸可达数十厘米。
图9-31 盘龙城PYWM6∶2铜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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