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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铸与分铸法的应用优化

时间:2023-07-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由于大部分盘龙城铜斝的鋬都是浑铸的,所以这两件斝鋬的铸接不是必须的,应视作对分铸方法的早期探索和应用。与之相比,李家嘴出土簋M1∶5的分铸法的应用更为明确。值得注意的是,李家嘴2号墓中所出青铜器无一使用分铸法,这或许提醒我们,分铸法就是在早中商的过渡期间出现的。

补铸与分铸法的应用优化

铸件在浇注之后的冷却和凝固过程中,由于合金的液态收缩和凝固收缩,往往在最后凝固的地方出现缩孔、缩松、浇不足等缺陷,还有因为合范不严造成的错箱甚至塌型等问题。由此导致的器形不完整,需要在相应的部位进行补铸,比如器腹和器底等。盘龙城出土的绝大部分礼器上都有补铸的痕迹,很多器物还不止一处。鼎PLZM1∶1的两足整个为补铸而成,在内底可见明显的后铸的铜液覆压在先铸的器底上的痕迹(图9-23),并部分填补了足部的空腔,形成半空足;与器身浑铸而成的足脱落。补铸的鼎足在铸接部位相当于加强的连接结构,比浑铸的鼎足更不易脱落。三足底部均经多次补铸,在足下部呈现多层包裹的状况。腹部亦有大块补铸,未经打磨,上可见浇口。这可能是因为器物较大,试图采取从足底倒浇的方式来取代腹部侧浇的方式,因铜水的冲击造成塌箱,从而导致铜液短缺;也有可能是估计错误,铜液体量不足造成两足未铸和底部出现大洞,导致多次补铸的发生。这些现象表明,当时的铸型制作、装配和浇注的工艺尚未成熟,有一定的原始性。

图9-23 鼎(PLZM1∶1)

(左:鼎;右:内底补铸块)

鼎PLZM1∶1足的补铸都是在未铸成的足部空腔处合范浇注,故在内底可见叠压的痕迹。有些鼎足的补铸是在未完全铸成的鼎足外部再合范浇注,形成包足的“足套”——鼎PLZM2∶55足可见补铸的金属覆压在足底外部的痕迹(图9-24,左)。该鼎的另外一足也是这样做的,可见补铸足套上对分的范线与器身范线不相合的情状(图9-24,右)。

图9-24 鼎(PLZM2∶55)

(左:鼎;右:补铸的器足)

经笔者考察的40件斝中,有10件经过补铸,补铸的部位多在腹部或是器底及足部。其中,有两件斝的鋬均是整体铸接的,做法与分铸法类似,接合部位未经打磨,可见明显的铸接痕迹。如图9-25所示,斝PLZM1∶13鋬的两端均可见在器表叠压的金属痕迹,鋬下端更直接压在腹部饕餮纹上,双范线到腹部纹饰上端截止,未打断颈部的凸弦纹。鋬上对分的范线突起、歪扭,中部有浇口的痕迹。该鋬应是在器体铸就之后再铸的,接铸的方式类似于榫卯式后铸法,即在器表可能留有凸榫,然后在其上作模、翻出对分二范,在鋬中部设浇口浇注而成。

图9-25 斝(PLZM1∶13)

(左:鋬;右:鋬的线图,刘方绘)

斝PLZM1∶12(图9-26)鋬的做法与之有所不同,其两端亦有叠压在器体上的部分,鋬下有对应的两条范线,腹部的纹饰被打断,截止于鋬下范线的两侧,内壁有对应的方块形凸起。该器很可能是在铸造器物时于相应部位预留两孔,采用类似于铆接式后铸法的方式铸接而成。铸鋬的浇口在鋬中部,采用对开分范和一整块泥芯组成的铸型浇注而成。由于大部分盘龙城铜斝的鋬都是浑铸的,所以这两件斝鋬的铸接不是必须的,应视作对分铸方法的早期探索和应用。铸接部位未经修饰打磨,不像簋PLZM1∶5的那样规整,仍具有类似补铸的较为粗糙的特点,因此这两件铜器的铸造时间可能早于簋PLZM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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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6 斝(PLZM1∶12)

(左:鋬;右:鋬的线图,刘方绘)

盘龙城青铜器还出现了先铸法的雏形。尊PYWM4∶1的内底是事先铸就放到铸型当中再合范浇注而成的(图9-27),器底边缘有少量金属覆压的痕迹,可能经过了小心的清理,不很明显。在胡家喜等人的报告中,将其称作芯撑,这是不合适的,因为芯撑通常都是较小的铜块,起支撑铸型、保持壁厚的作用。而该尊底显然是旧器遗物,出于节约铜料的考虑而将其放入新的铸型中合铸,反映的是工匠们对于铸造方法的不断尝试。由以上的实例可以看出,巴纳所说的分铸法起源于补铸是非常有道理的。由于经常需要补铸器物,工匠们渐渐学会了各种节约铜料和修补器物的方法,并在这种实践中进行了探索新工艺的尝试。

图9-27 尊(PYWM4∶1)底铸接的痕迹

(左:外底面;右:内底面)

以上各例的分铸都与殷墟时期的分铸法有差别,而与补铸更为近似。与之相比,李家嘴出土簋M1∶5的分铸法的应用更为明确(见图6-53,彩版六:1)。该器双耳与器壁相接处有明显的铸接痕迹,器壁内部有三个铆钉状的结构(图9-28),分别对应于簋耳的上下两端(上端两个,下端一个)。这种先铸器体后接器耳的后铸法,与前述PLZM1∶13的做法类似,属于铆接式后铸。在前面第六章中曾详细地讨论了这类铆接式后铸法的应用。

图9-28 簋(PLZM1∶5)内壁铸接痕迹

这件簋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簋之一,仅晚于出自李家嘴2号墓的一件无耳簋,后者器腹窄而高,圈足不显,但是其上的“凸”字形较大。两簋器身的铸型均由3块腹范、1腹芯、1圈足芯组合而成,圈足上的镂孔是为圈足芯定位而使用的泥芯撑的遗留痕迹。这一时期郑州仅见刻有近似铜器纹饰的陶簋,尚无铜簋的实物发现。值得注意的是,李家嘴2号墓中所出青铜器无一使用分铸法,这或许提醒我们,分铸法就是在早中商的过渡期间出现的。

簋耳的加铸主要能使器物便于搬动,而兽面簋耳的复杂性使得必须使用分铸法。簋PLZM1∶5铸接的痕迹修饰得非常规整,只是一组兽面的“T”形鼻的位置并不在簋耳的中部,而是有所偏移,看起来有某种不均衡感,似乎这对半环耳的附加不是出于精细的设计,显示出分铸法初始应用时的不够熟练。到盘龙城较晚阶段,PYM11所出的簋,兽面的“T”形鼻已位于两耳的中心,可视作后来铸型设计的改进。

PLZM1出土的一件提梁卣(图9-29)更是采用多次铸接才制成的。卣身由3块腹范、1块腹芯、1圈足芯、2块环耳活块芯组成,盖面上满饰纹饰,无分范痕。铸型由1块盖面范、2块侧范、1块盖芯、1块钮芯组成。提梁呈粗细不均匀的绹索形,是用麻绳制作绳模,制成对分的二范。菱形环截面呈梯型,一端穿套在盖钮内,一端连着提梁。铸造工艺较为复杂,卣身、卣盖分别先铸,然后在卣身上接铸提梁,最后再铸套环将卣盖与提梁相连。这种分铸法所形成的是一种动连接的结构,而簋耳的分铸所形成的是一种静连接的结构[120]。相比而言,前者的难度更大,需要有活块芯的配合。

图9-29 PLZM1:9提梁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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