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二里头时代：文化时期的青铜器

（一）二里头时期的冶铜遗物

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已经发现的遗址有三百余处，除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外，河南洛阳东干沟^[38]、登封王城岗^[39]、淅川下王冈^[40]、驻马店杨庄^[41]、郑州洛达庙^[42]、山西夏县东下冯^[43]、陕西华县南沙村^[44]等18个遗址出土铜器41件，冶铸遗物51件。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代表。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归属，考古界看法不一，多数学者赞同邹衡的见解，认为它属于夏文化^[45]。从1959年起，二里头遗址先后发现宫殿遗址、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和多座墓葬。出土和征集的铜器可能超过250件，包括容器、工具、兵器、牌饰等，此外还有熔炉残片、铸范、熔渣等冶铸遗物58件^[46]。所有铜器都由铸造成形，已明确地显现了金属成形以铸造为主这一早期工艺传统的确定走向。把冶铸作坊设在宫室或宗庙附近，直接为王室服务，也是已知的最早实例。

二里头文化时期，周边地区分布着诸多的考古学文化，在这些文化遗址内发现了不少铜制品及冶炼遗物，比如山东牟平照格庄^[47]、泗水尹家城^[48]等岳石文化遗址，以内蒙古敖汉大甸子^[49]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50]、甘肃玉门火烧沟、干骨崖、东灰山^[51]等四坝文化遗址。

这些地区出土的铜器除手工工具、兵器和饰物外，还有农具和镞，成形的方式也是铸造、锻造兼备。不同地区使用的合金类型不同，除青铜外，红铜仍旧占有较大比例，四坝文化还出有大量砷铜，具有各自的地方特点。而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与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四坝文化与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岳石文化之间可能存在技术上的交流，而这些交流使得二里头二期以后铜器铸造技术逐渐提高^[52]。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以及部分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铜镞，这是一种消耗性的产品，表明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已经建立并有了一定的生产能力。

（二）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容器

青铜容器从二里头三期才开始出现，并部分地取代了陶礼器成为高级阶层的象征物，盉、爵组合中的陶爵多为铜爵所取代。这使得二里头遗址的冶金行为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截然分开，因为后者仍然在继续生产各种实用品和装饰品。

巴纳指出，由于铜容器形制上的复杂性，复合陶范铸造技术很可能是专为制造铜容器而发明的，这是早期金属技术的一大飞跃，它不像锻造技术是靠改变金属的形状来制造器物，而是靠改变金属性状和使用复杂的组合陶范来制造器物^[53]，后者因涉及金属的合金化问题及“陶”与“铸”的关系而使得技术较为复杂。比如，陶范的材料选取和制作要符合铸造性能的要求，多块陶范的拼合使得对铸型配合及强度的要求增加。二里头出土的陶范上多有刻划符号，一些陶范上有榫卯，就是为便于合范而设置的^[54]。此外，二里头出土的铜爵器壁最薄处不足1毫米，如何控制陶范的变形，不使型腔尺寸受影响，如何控制充型平稳性，不使铸件产生气孔等缺陷，都是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因此，二里头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显示了一定的铸造技术水平，而推测原始的青铜容器出现得更早一些。

按照正式发表的材料，偃师二里头遗址共出土青铜容器18件，包括爵13件、斝2件、鼎1件、盉1件、觚1件，还有6件铜铃、8件牌饰和4件带十字孔的铜泡，在廉海萍的论文中提及2件铜爵和1件铜铃等3件未发表的材料。此外，新郑望京楼^[55]、荥阳西史村^[56]、高村寺^[57]、陕西洛宁^[58]、安徽肥西^[59]等地也出有青铜容器。

二里头时期的青铜容器最初多是对陶容器的模仿，特别是与白陶礼器关系密切。后者的出现早于前者，因此可以认为青铜礼器是受到白陶礼器的启发而发展的。两者形制上的连续性意味着与之相关的礼仪活动的连续性^[60]。

盉具管状流，是鬶的一个亚类。二里头文化中出土的封顶铜盉（图9-6），其形制是源自对封顶陶盉（图9-7）的模仿。杜金鹏指出，封顶铜盉“曾把从封顶陶盉那里承袭的许多细部特征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只是在封顶陶盉完全消失后，才迅速摆脱其影响，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河南境内的龙山文化陶盉可能是大汶口文化陶鬶传入后，在当地的一种变体发展。”^[61]贝格立认为，二里头的封顶陶盉是一种仿铜陶器，它显示了某些锻造工艺的特点，比如鋬端的薄片是锻打而成并通过铆钉连接的^[62]。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二里头的封顶铜盉上可见清晰的范线，有些在鋬上可见较大的镂孔，是为了鋬芯定位而使用的泥质芯撑的痕迹，而所谓的“铆钉”并未在其他出土或传世的二里头期铜盉上见到^[63]。事实上，二里头时期的盉是完全由铸造成形的，它的铸型由对分的腹范、1块底范和1块腹芯、1块鋬芯组成。

图9-6　二里头出土封顶铜盉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夏商1》，图版一九）

图9-7　二里头出土封顶陶盉

（引自《考古》1965年5期）

作为最早出现的青铜容器，大部分爵的铸型工艺还是比较简单的。其铸型组合都是以流尾为界分型，由2块对开分范、1块底范和腹芯组成，但是鋬部或用单独的芯成型，或在范上做出自带泥芯成型，爵鋬有狭长的透孔，是鋬芯定位的遗迹。偃师二里头三期的爵VKM8∶1（图9-8），口径约为6厘米，流高约11.5厘米，尾高约13厘米，束腰平底，三足内侧都有突起的棱，应是范线的痕迹。三足长短有较大的差别，三足间距分别为6、6.5和7.5厘米，其中，与鋬不同侧面的两足间距最远，很明显它们是在一块腹范上做出的，而鋬下对应的一足则是在另一块腹范上做出的。这件爵各部位比例不够匀称，表面也很粗糙，这表明此时处于范铸铜容器的技术初始阶段，技术尚未成熟。

图9-8　二里头出土爵（VKM8∶1）

到二里头晚期的时候，铸型的设计水准有所进展，如图9-9所示，整个器形显得规整、修长和优美，器壁很薄，壁厚最小处仅为1毫米，且非常均匀。由于考虑到了成型时同时凝固和均匀收缩的问题，早期的爵足一般较短，而晚期的非常细长。但仍有因足根部与器壁收缩不同，造成局部应力集中而脱落的现象。从X光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对分的范线（图9-10）。

图9-9　二里头出土爵（84YL3M 11∶1）

图9-10　二里头出土爵（84YL3M11∶1）X光片（左：正视；右：俯视）

有些爵的铸型稍微复杂一些，在腹部和足部之间可能存在水平分范^[64]。还有一种假腹爵，其平底下接带镂孔的裙状假腹，这种镂孔与爵鋬上的镂孔相似，都可能是由泥芯撑形成的^[65]（图9-11）。上海博物馆藏的一件二里头时期的束腰铜爵（图9-12），X光片显示其鋬部有四个规整的方孔^[66]（图9-13），方孔未在鋬的表面形成透孔，是由于爵鋬一侧的外范与内侧的泥芯撑之间存在缝隙，浇铸时缝隙被铜液覆盖所致。1件传出商丘的爵与其非常类似。另2件传出河南洛宁的爵，形制更为复杂（图9-14），特别是上海博物馆所藏二里头时期的角，不仅假腹上有多个镂孔，而且管状流上有附饰，有可能需要在流处单独分范（见图7-3）。

图9-11　天津博物馆藏带假腹二里头爵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夏商1》，图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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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2　上海博物馆藏束腰铜爵

斝的铸型由3块腹范、1块底范、1块腹芯及鋬芯组成（图9-15）。爵、斝有可能从鋬部侧浇或者从立柱正浇。巴纳认为立柱有可能就来源于浇口的残留。新郑望京楼铜斝C8M32∶1，器底为长圆形，和爵相近，不像后来的斝底都是规整的圆形。安徽肥西大墩子出土的斝，器底也是长圆形的，长轴与短轴之比约为11∶9，器腹对开分型，由两块腹范形成，铸缝和错位很明显，鋬的上、下段各有一个略成圆形的铸出孔。整体的形制已有向二里冈时期转化的趋势。

图9-13　上海博物馆藏束腰铜爵X光片

图9-14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角，传出洛宁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夏商1》，图版一一）

图9-15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斝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夏商1》，图版一四）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鼎为直耳，拱腹，空足，采用对开式的铸型，由2块腹范、1块底范和腹芯组成（图9-16）。鼎腹有明显的补铸的痕迹，推测鼎可能是侧浇的。

图9-16　二里头遗址出土鼎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夏商1》，图版一）

在二里头遗址之外，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的时代都相对较晚，因此这些地方的青铜礼器有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带去的。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除鼎腹饰简单的几何纹带外，大部分爵、斝均为素面，陈芳妹认为这是纹饰与尚未与形制配合的缘故^[67]。但事实上，在二里头铸铜遗址发现多种可以铸造工具、武器和礼器等的陶范，某些陶范显然可以铸造很大的青铜容器（口径可达36厘米），还有的可以铸造各种有复杂纹饰的容器。尽管相应的青铜器并未发现，但这也许与目前发掘的仅为中小墓葬有关。这些陶范说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比我们目前在考古材料中看到的更为发达^[68]。

图9-17　二里头出土铜牌饰

图9-18　二里头铜牌饰的X光片

图9-19　二里头遗址出土龙形器

（引自《考古》2005年第7期）

二里头遗址还出土有镶嵌饕餮纹的青铜牌饰（图9-17），它与素面的容器具有不同的华丽风格，从其X光片来看，不仅铸造工艺良好，制作精美，而且镶嵌的绿松石个个完整，切割整齐，和铜片上突起的线条严丝合缝^[69]（图9-18）。其纹饰的可能来源被认为是良渚玉器上神人所持的怪兽，这个阶段正是饕餮纹从龙山型式向商代型式转变的时期^[70]。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龙形器，表面贴附着片状的绿松石（图9-19），是明显带有祭祀意味的装饰品，镶嵌工艺更为精湛^[71]。

铸后加工似乎很少被考虑，器物表面清晰可见范线。许多泥芯在器成后未被清理干净，如鼎、斝等器物的空足以及斝、盉、爵鋬的芯等等。由于器壁较薄，鼎的腹部还有补铸痕迹，凡此种种，都显现出草创期的工艺特点。

二里头二期铜器所使用的材质非常多样，包括纯铜、铜锡、铜铅、铜砷、铜砷铅和铜锡铅合金，说明使用的矿料来源较为多样。合金化的程度较低，但锡的加入已经是有意识的了。从二里头三期开始，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特别是容器，使用中等含量的锡青铜和铅锡青铜开始增多，表明这时候对合金配制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铅、锡的加入能提高流动性，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容器器壁较薄，大概与此有关。此时对性能与合金配比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明晰的认识，一些工具含有极高的铅^[72]。二里头遗址出土过铅块^[73]，应该是铸造青铜器的原料，说明此时已开始逐渐摆脱使用“原始合金”的阶段。李京华推测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渣是在矿区初炼以后产生的粗铜进一步精炼时留下的^[74]。东下冯遗址出土铜器以青铜为主，有两件是高铅铅锡青铜^[75]。

在偃师二里头已有大型专业青铜作坊出现。该作坊规模较大、延续时间较长。迄今的发现，主要限于与铸造有关的设施和遗物，包括用于浇铸的工场、可能用于烘烤陶范的陶窑、预热陶范的建筑^[76]等，展现出铸铜工艺及设施的专门化。遗址出土有大量熔炉残片，推测炉子直径约20厘米，深约18厘米，处于竖炉熔炼的初期阶段。遗址出土大量陶范和1件石范。陶范均采用经过筛选的细泥粘土加入谷壳和草叶制成，范表面刷涂细泥浆，经焙烧成形，使用时可能还经过预热处理^[77]。

其他出土冶炼遗物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数量不多，主要有夏县东下冯、登封王城岗、方城八里桥^[78]、新安太涧^[79]、垣曲商城^[80]等遗址，出土遗物以石范为主，多为工具范。其中，垣曲商城及夏县东下冯遗址靠近中条山矿区，盘龙城遗址靠近大冶铜绿山，出土有矿渣和坩埚^[81]，它们可能都是地区性的冶炼中心，将附近开采的铜矿石进行初步的冶炼，制成铜锭后运往中原地区。

刘莉指出，采用复合范技术的铜礼器的生产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大量的人力、复杂的生产管理，而工具和兵器可以采用较为简单的石范制造，对技术和生产组织的要求都低得多。因此，铸造铜礼器的技术可能掌握在少数工匠手中，他们直接依附于二里头的最高贵族集团。铜礼器的生产由国家最高统治阶层所垄断，产品在极少数的特权阶级中分配，以代表其身份等级^[82]。

综上所述，无论从器类、器形和成形工艺等方面，二里头文化晚期已构成中国青铜文明及冶铸技术的基本格局。就成形工艺而言，所有的青铜器都由铸造成形，容器都使用复合陶范铸造，所用合金类型中都有中等含量的铅青铜、锡青铜和铅锡青铜，已明确地给出了商周金属工艺传统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