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里头文化以前的仰韶和龙山时代，已经有铜制品和冶炼遗物出现[1]。
到公元前三千纪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铜器的使用显著增多，但是基本上分布于三个区域：西北地区、中原地区和山东半岛。此外，长江中下游的湖北[2]和安徽[3]也有零星铜器和冶炼遗物出土。中原地区铜器的发展非常明显，材质也更为丰富，除了有较多的红铜、砷铜外，还出现了青铜，包括铅青铜和铅锡青铜。郑州董砦出土的方形铜片未经检测[4]，临汝煤山[5]、新密古城寨[6]出土的坩埚片，可能是冶炼红铜的，郑州牛砦遗址出土的坩埚内壁还嵌有铜片，经检测为铅青铜[7]。河南淮阳平粮台的三期灰坑出土铜渣一块，未经检测[8]。河南登封王城岗的青铜器残片为锡铅青铜，含锡7%[9]。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5件铜器[10]。
1983年，在陶寺晚期小墓M3296墓主的腰侧发现一件铜铃，该器整体似铃，横断面为菱形，口部对角线长6.3、宽2.7厘米，顶面对角长5.2、宽2.1、通高2.65厘米，器壁平均厚0.28厘米。顶部中央略偏一侧有一个小圆孔，顶部有明显的浇不足形成的孔，经检测为红铜，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用复合范制成的器物[11]。
图9-1 陶寺出土铜铃
2001年，陶寺城址西北部M11出土1件齿轮形器，中有大圆孔，边缘有29个发散状的尖状齿状物（图9-2）。齿状物大小不一，且长短不一，齿间距也不相同。不包括齿形物的外圆直径约11.4厘米，内圆孔径约为7.8厘米，外边厚约0.2厘米，内边缘厚约0.26厘米。齿轮形器经检测为含砷4.08%的砷铜[12]，由于侧面不见范线，可能是由单面范铸成，从X光片上可见器物质地纯净，只有几个铸造气孔（图9-3）。出土这件铜器的M11比较特殊，其墓主仰身直肢，颈部戴着由800余片蚌片组成的串饰，手臂上套着黏附在一起的一件有领玉璧（瑗）和这件铜齿轮形器，墓主胸前放置1件小玉牙璧（璇玑）。M11处于一片陶寺晚期墓地中，这片墓地仅见小墓，发掘了其中12座，其中除M11外，皆无任何随葬品[13]。陕西的石峁遗址出土了较多的边缘带齿的铜环，材质也是砷铜，其中有一件与陶寺出土的齿轮形器外观非常相似[14]。
图9-2 陶寺出土齿轮形器
图9-3 陶寺出土齿轮形器X光片
2005年，在陶寺中期小城内的中期贵族墓地ⅡT74643层发现1件铜环，铜环外径约4.6、内径约3.9、厚约0.3厘米。（图9-4）[15]出土铜环第3层实际是陶寺晚期捣毁中期墓地形成的墓葬五花土堆积层，故铜环很可能源自陶寺文化中期墓葬中[16]。经检测铜环质地为含铅稍高的红铜，这件铜环可能是双面范铸造的[17]。(www.xing528.com)
图9-4 陶寺出土铜环
图9-5 陶寺出土容器残片
2007年，在陶寺宫殿区IFJT3的主殿夯土中出土一件铜器残片，口沿为尖唇，现存沿面略显向上折，口沿残宽3.5、口沿残长3.7、下边断茬残宽1.4、残高4.1～4.54、厚0.2厘米（图9-4）。铜片经检测为含砷稍高的红铜[18]，也有人认为属于砷铜，而且这件残片可能是容器的口沿[19]。但是，因为这件器物的砷含量不到2%，通常还是被视作纯铜，砷是矿源中带来的。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是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地点，出土的5件铜器都已经检测。1件为容器的口沿，红铜材质；1件为铜刀，为含砷的红铜[20]。1件铜块为红铜，1件铜片为铜砷合金，1件铜器残片为含砷稍高的红铜[21]。由此可见，新砦遗址出土的这些铜器以红铜为主，还有含砷的红铜和低砷的铜砷合金，铸造是主要的成形工艺。器物可能是用铜、砷、锑共生硫化矿冶炼而成的红铜铸造的。
郑州董砦出土的方形铜片，属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22]。临汝煤山出土可能用来冶炼红铜的炉残片[23]。淮阳平粮台在三期地层的灰坑中出土了铜渣一块[24]、郑州牛砦出有熔铜炉壁[25]等。
在山东胶县三里河、诸城、栖霞、长岛、日照分别发现了铜锥、铜片、铜锥残段、炼渣和孔雀石，均属山东龙山文化[26]。
西北地区出土的铜器数量很多，种类和中原地区差别较大，以兵器、工具和装饰品等实用器为主。已知最早的青铜器就是前述出土于甘肃广河林家的1件含锡量在6%至10%之间的铜刀，此刀单面范铸造而成，刃口经过轻微的冷锻或炝磨[27]。分布于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和中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出土铜器很多。早期的甘肃武威皇娘娘台[28]、西坪[29]、青海总寨[30]等遗址出土的器物多为小件工具和装饰品，多属红铜，以锻造为主，皇娘娘台遗址还出土了铜渣等冶炼遗物。而齐家文化晚期的遗址绝对年代已进入二里头时期，如永靖大何庄和秦魏家[31]、广河齐家坪[32]、青海尕马台[33]等，铸造的铜器增多，除有小件工具和装饰品外，还有铜镜，存在从熟练的红铜制作向冶炼和制作青铜过渡的迹象。有些学者认为，齐家文化比较发达的铜器制造技术对二里头铜器铸造技术的提升产生过积极的作用[34]。
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地区的铜器质料复杂，有红铜、砷铜、锡铅青铜和铅青铜等多种，大部分都是铸造而成。二里头二期开始出现锡青铜，但大规模出现锡青铜，要到二里头文化三期以后[35]。在此之前，中原地区出现的砷铜是值得关注的。泰利柯特曾指出，砷的普遍存在和含量增加是人工冶铜开始的一个标志。含砷铜矿可直接炼得铜砷合金[36]。前文指出，新砦出土的铜器，从红铜、含砷的红铜到砷铜，也许是使用含砷的硫化矿物直接冶炼的。一直到二里头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含砷铜器数量不多，砷含量也不高，这与西北地区出土的砷铜是有较大差别的。后者可能是通过共熔还原法冶炼的[37]。中原地区早期砷铜的存在，显示出当时的金属冶炼技术与矿源的密切关系。
此外，尽管西北地区出现锡青铜较早，砷铜的使用也远远多于中原，但是西北地区制作的铜器主要是兵器、工具和装饰品，没有作为礼器的容器。而中原地区出土的一些器物，比如陶寺的铜铃（红铜）、铜片（含砷红铜），新砦出土的铜器残片（砷铜），河南登封王城岗的青铜器残片（锡铅青铜），都有可能属于礼乐器的范畴，虽然材质多样，技术还比较原始和粗糙，但已经显示出向铸造礼乐器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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