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青铜礼器合金配制的演进及优化

晚商以前的青铜礼器经成分检测的不多，但是这些数据对于阐明殷墟青铜礼器合金配制的演进情况非常重要。这些青铜礼器的化学成分如表8-6所示。

表8-6　晚商以前部分青铜礼器的合金成分重量百分比（wt%）

（续表）

资料来源：

（1）郑州工学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妇好墓青铜器及铜觚复制件的化学成分和金相组织》，《殷墟出土商代青铜觚铸造工艺的复原研究》附录Ⅱ，《考古》1982年第5期，第538页。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

（3）李敏生：《先秦用铅的历史概况》，《文物》1984年第10期，第85页。

（4）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文物》2000年第1期，第57页。

（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3期，第59页。

（6）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冶金史编写组：《中国冶金简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

（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8）上海博物馆陈列说明。

（9）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第37页。

（1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附录二，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540-541页。

（11）周始民：《〈考工记〉六齐成分的研究》，《化学通报》1978年3期，第56页。

(12)P.Mayers,L.L.Holmes and E.V.Sayre,Elemental Composition,Shang Ria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s,Harvard University,1987,pp553-557.

(13)B.Stephen,Early Chinese Bronzes in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Oriental Art,Vol.VIII,No.2,1962,p63-67.

（14）田长浒：《从现代实验剖析中国古代青铜铸造的科学成就》，《科技史文集》13，1985年，第26页。

二里头、二里冈、盘龙城以及其他早中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的合金类型比例如图8-12所示。

图8-12　殷墟以前青铜礼器合金类型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容器主要使用含锡、铅不高的锡青铜或锡铅青铜，但是高锡的三元合金以及锡、铅含量都很高的三元合金已经出现。与二里头时期的工具、兵器等小件相比，容器的合金配比中高锡合金的比例较高，说明已经开始针对不同用途的器物采用不同的合金形式，对礼器比工具、兵器更为重视。但总体而言，合金化的程度较低，合金配制尚处于摸索的阶段。

随后于商代早中期，合金类型分别向着锡含量中等（Ⅱ类）和含锡较低的铜锡铅三元合金（Ⅳ类）的方向发展，这个阶段属于摸索和逐步定型的阶段。在早中商时期的都城可以看到，铜-锡二元合金与含铅较高的三元合金平分秋色。而在盘龙城等周边地区，高铅的各种三元合金类型占了较大的比例，特别是Ⅳp类。

二里头和郑州出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显示，王都的青铜器偏向使用锡青铜，这也许表明王都拥有的锡料多于周边地区，这也是殷墟时期使用大量高锡青铜（Ⅱh）及高锡三元合金（Ⅳs）的基础。

殷墟时期青铜冶铸生产臻于鼎盛，技术上高度成熟，重要器物多数用纯铜和纯锡配制，含铅甚少甚至不含铅（Ⅱh类），少数礼器含有少量或中等含量的铅（Ⅳs类），主要是为提高合金流动性而加入的。随着青铜冶铸生产规模的扩大，单纯用作祭礼、殉葬的器物和用旧器改铸的器物增多。商代以后，用铅量增长，Ⅳs和Ⅳb两类三元合金成为青铜礼器合金类型的主流^[26]。

在殷墟出土的80件高锡青铜（Ⅱh）容器中，含锡量低于16%的仅有9件，在16%至18%之间的有43件，而高于18%的有28件，占总数的35%。而在61件高锡三元合金（Ⅳs）青铜容器中，含锡量低于16%的有29件，在16%至18%之间的有24件，高于18%的有16件，占总数的23.2%。说明这一时期的“鼎彝之齐”已经大体形成，高锡的二元青铜合金含有更高的锡含量。(www.xing528.com)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殷墟金属器物成分的测定报告（一）——妇好墓铜器测定》，《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李敏生、黄素英、季连琪：《殷墟金属器物成分的测定报告（二）——殷墟西区铜器和铅器测定》，《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季连琪：《河南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出土铜器的成分分析研究》，《考古》，1997年第2期。

[4]赵春燕、岳占伟、徐广德：《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出土铜器的化学组成分析》，《文物》2008年第1期，第92-94页。

[5]赵春燕：《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与研究》，《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6]冯富根等：《殷墟出土商代青铜觚的复原研究》，《考古》1982年4期。

[7]刘煜、何毓灵、徐广德：《殷墟花园庄54号墓出土青铜器的成分分析与研究》，《新时期的考古学——纪念王仲舒先生八十诞辰论文集》，2005年版。

[8]R.J.Gettens，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Vol.Ⅱ，Technical Studies，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69，pp.48-53，pp.233-235.

[9]P.Mayers，L.L.Holmes and E.V.Sayre，Elemental Composition，R.W.Bagley ed.，Shang Ritual Bronze in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553-557.

[10]华觉明、王玉柱、朱迎善：《商周青铜器合金配制和“六齐”论释》，见《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4-281页。

[11]赵春燕：《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与研究》，《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12]刘煜、何毓灵、徐广德：《殷墟花园庄54号墓出土青铜器的成分分析与研究》，《新时期的考古学——纪念王仲舒先生八十诞辰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W.T.Chase，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Bronze，C.W.Beck ed，Archaeological Chemistry，Advances in Chemistry Series 138，Washington：American Chemistry Society，1974，pp.148-185.

[14]张光直：《商文明》，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234页。

[15]刘煜：《殷墟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技术演进》，《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221页。

[17]华觉明、王玉柱、朱迎善：《商周青铜器合金配制和“六齐”论释》，《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8]华觉明、王玉柱、朱迎善：《商周青铜器合金配制和“六齐”论释》，《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116页。

[20]谢端琚：《论大河庄与秦魏家齐家文化的分期》，《考古》1980年第3期，第253页。

[21]赵春燕：《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22]W.T.Chase，Bronze Casting in China：A short Technical History，George Kuwayama ed.，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A Symposium，Los Angeles：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1983，p.102.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98页。

[24]赵春燕：《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25]华觉明：《商周青铜容器合金成分的考察——兼论“钟鼎之齐”的形成》，《冶铸史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26]华觉明：《商周青铜容器合金成分的考察——兼论“钟鼎之齐”的形成》，《冶铸史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