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技术的演进与发展

综上所述，殷墟时期的铸造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其中，器形较为简单的（没有兽头等附饰或者没有鋬、耳等附件）的圆鼎、觚、觯、盘、罐、方鼎、甗等主要以浑铸法制作；而有附件和附饰的爵、斝、扁足鼎、盉、瓿、簋、尊、提梁卣、中柱盂、罍、壶、方彝、动物形尊等大都采用了分铸法制作。

我们考察了1311件殷墟出土青铜礼器的铸造方法（见表5-1），其中使用分铸法的共计件203件，约占总数的15.5%，统计结果如表6-1所示。

表6-1　使用分铸法和焊接技术的殷墟青铜礼器

从表6-1可知，这一时期分铸法已发展得较为完备，具有多种形式，在生产中普遍使用。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分铸法是以榫卯式后铸法为主流，其次是榫卯式先铸法和铆接式后铸法，其他方法较少使用。提梁卣的形制在殷墟三期以后逐渐简化，不再使用多次铸接的方式，而是用类似于铆接式后铸法的方式连接提梁与卣身，因此多次铸接的方法在殷墟三期以后不再出现。中柱盂盂体与中柱的连接方式较少见，与器物的特殊形制有关，这种做法可上溯到郑州商城窖藏坑所出的中柱盂。M160出土方尊的兽头与器身主体可能是通过镴焊成形的，这是一种尚未成熟的新技术，连接的兽头很易脱落。

分铸法始于中商前期，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嘴1号墓所出簋的附耳、两个斝的鋬都是使用铆接式后铸法做出的（详见第九章），提梁卣更是使用了多次铸接的方法。而比之稍早的李家嘴2号墓则未有分铸法应用的实例。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分铸法或许就是在这一期间出现的。

中商后期，郑州窖藏坑出土的扁足鼎使用了榫卯式后铸法，中柱盂的中柱则是使用先铸法与盂体铸接的，提梁卣和大方鼎是多次铸接制成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附件和主体的连接，而后者则是“化整为零”的分铸。这一阶段可视作分铸法的形成期，尽管使用分铸法的器件数量较少，铸接的痕迹明显，但是，除了榫卯式先铸法，分铸法的各种形式都已出现了。制作大方鼎使用的铸接工艺显示了技术形成期的探索和努力，这种工艺在殷墟时不再出现^[39]。

洹北花园庄时期和殷墟一期的青铜器发现的数量较少，但仍可以看到分铸法使用的例证，并逐渐显示出以榫卯式后铸法为主流的趋势。到了殷墟二期，各种分铸法——先铸、后铸、多次铸接等等大量应用，器物形体明显增大，器形的多样和复杂程度上升，附饰、附件明显增加，纹饰也空前繁复，铸接的痕迹被很小心地去除，呈现出光滑细致的表面，青铜器的陶范铸造工艺被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尤其是妇好墓的铜器，考察的礼器中有85件99例使用了分铸法，其中，48例使用了榫卯式后铸法，38例使用了榫卯式先铸法，9例使用了铆接式后铸法，2例使用多次铸接，还有2例是中柱与盂体铸接的包裹式先铸法。

殷墟三期以后，中小型墓出土铜器出现新的趋势，铜器的复杂程度有所下降，比如尊、罍等器物较少附饰兽头，爵、斝使用兽头鋬的数量减少，柱帽由桶形变为菌形，提梁卣不再使用将盖和提梁连在一起的套环，少见带龙头形饰并饰有纹饰的扁形提梁，而代之以绹索形提梁等。而在高等级墓葬出土的铜器中，一些新技术开始出现，比如M160出土方尊附饰的兽头，可能采取了镴焊的工艺等。殷墟四期以后，使用分铸法的器物数量进一步减少，浑铸的倾向加强了。

尽管分铸法的出现早于殷墟，但是这种工艺的成熟和普遍应用却始于殷墟二期。这是与当时空前强盛的国力和相当的生产规模相适应的^[40]。由于妇好墓等级很高，所以墓中出土青铜器的制作可以集中大量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极尽铺陈之能事，器形、纹饰、附饰都非常繁复。但是很多附饰的兽头或者斝的柱帽在出土时脱落，证明这种工艺还不完备。而殷墟三期的M160虽然仍保持了这种铺陈华美的风格，却很少发现类似的附饰脱落现象，在工艺的简便实用性上有所提高，并拥有更为细致的表面。这说明殷墟二期以后的分铸工艺在细节处有所改进。

分铸法是了解殷商鼎盛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关键。没有分铸法的普及和娴熟应用，大量精美、复杂的青铜器物是不可能在不使用失蜡法的情况下制作出来的。殷墟时期手工业生产已较发达，但和后世比较，尚处于原始阶段，但在简陋的生产条件下，当时已经能够运用朴素的工艺方法，出色地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郭宝钧用“执简驭繁”来概括这类方法的工艺特色，是非常中肯的。

在殷墟晚期和西周早期出现了更强调浑铸的倾向^[41]。这是因为分铸铸接尽管可使器形高度复杂，但铸件的整体性毕竟较差，附件、附饰易于摇动、脱落，不如浑铸来得牢固。国墓地青铜器大量使用活块模和活块范造型，以获得常规陶范成形难以成就的复杂器形。如国墓地所出的伯各卣、琉璃河燕墓所出的伯矩鬲上的附饰，均是采取活块范的方法制作的。此外，国铜器常见的“自锁”结构，即附件预留孔洞，与器体铸接时，金属液注入而形成较牢固的连接机制，以及类似铸焊铆的结构形式，也都是使附件与器体连接更加牢固，取得近似浑铸的效果^[42]。西周时期如盘的附耳等器件，可通过芯的巧妙安排直接与器体一起铸出。为加强附耳与器件的连接，制作者常在芯上挖槽，铸后形成拉杆，这种做法见于凌源所出的匽侯盂等器，春秋战国时期仍广泛使用，如上村岭虢国墓葬出土的14件铜盘，其中8件盘耳是有拉杆的。这些方法都是向浑铸回归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工艺措施。

【注释】

[1]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2]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

[3]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4]李济、万家保：《殷虚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中研院史语所1968年版，第14-17页。

[5]华觉明等：《妇好墓青铜器群铸造技术的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6]华觉明等：《妇好墓青铜器群铸造技术的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7]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县文化馆：《河南灵宝出土一批商代青铜器》，《考古》1979年第1期。

[8]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

[9]斝足形制的演变由小屯M333R2045→小屯M388R2046→小屯M331R2043→花东M60∶8构成一个清晰的序列。

[10]a.李京华：《〈偃师二里头〉有关铸铜技术的探讨》，《中原文物》2004年3期。
b.胡家喜等：《盘龙城遗址青铜器铸造工艺探讨》，《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附录七，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11]N.Barnard，Origins of Bronze Casting in Ancient China，N.Barnard & S.Tamotsu（eds.），Metallurgical Remains of Ancient China，Tokyo：Nichiosha，1975，p.9.

[12]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99-100页。

[13]J.A.Pope et al.，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Vol.Ⅰ，Catalogue，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67，Plate 50.

[14]华觉明等：《妇好墓青铜器群铸造技术的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华觉明：《铜和铁造就的文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137页。(www.xing528.com)

[16]R.J.Gettens，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Vol.Ⅱ，Technical Studies，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69，pp.76-98.

[17]苏荣誉：《安阳殷墟青铜技术渊源的商代南方要素——以铸铆结构为案例的初步探讨兼及泉屋博古馆所藏凤柱斝的年代和属性》，《泉屋透赏——泉屋博古馆青铜器投射扫描解析》，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2-386页。

[18]华觉明等：《妇好墓青铜器群铸造技术的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李济、万家保：《殷虚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中研院史语所1968年版，第32页。

[20]R.J.Gettens，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Vol.Ⅱ，Technical Studies，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69，pp.76-98.

[21]苏荣誉：《安阳殷墟青铜技术渊源的商代南方要素——以铸铆结构为案例的初步探讨兼及泉屋博古馆所藏凤柱斝的年代和属性》，《泉屋透赏——泉屋博古馆青铜器投射扫描解析》，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2-386页。

[22]李济、万家保：《殷虚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之研究》，中研院史语所1972年版。

[23]R.J.Gettens，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Vol.Ⅱ，Technical Studies，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69，p.92.

[24]苏荣誉等：《新干商代大墓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300页。

[25]苏荣誉：《安阳殷墟青铜技术渊源的商代南方要素——以铸铆结构为案例的初步探讨兼及泉屋博古馆所藏凤柱斝的年代和属性》，载泉屋博古馆、九州国立博物馆编，黄荣光译，《泉屋透赏——泉屋博古馆青铜器投射扫描解析》，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2-386页。

[26]华觉明：《中国早期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27]谭德睿：《中国古代失蜡铸造刍议》，《文物》1985年第12期；《中国古代失蜡铸造起源问题的思考》，《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4年第2期。

[28]华觉明：《铜和铁造就的文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184页。

[29]华觉明：《铜和铁造就的文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184页。

[30]苏荣誉：《国墓地青铜器铸造工艺考察和金属器物检测》，《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635页。

[31]金正耀：《商末至西周早期铜甗工艺的演变及其意义》，《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32]R.J.Gettens，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Vol.Ⅱ，Technical Studies，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69，pp.134-137，pp.86-87，pp.60.

[33]李济、万家保：《殷虚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的研究》，中研院史语所1972年版。

[34]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

[35]陈芳妹：《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8年版。

[36]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37]黄克映、李京华：《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青铜器铸造技术试析》，《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附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39]关于分铸法的起源和演进详见第九章。

[40]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c.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1]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42]苏荣誉等：《国墓地青铜器铸造工艺考察和金属器物检测》，《宝鸡国墓地》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530-6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