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鼎是商代具代表性的礼器，就目前所知，从二里冈时期的张寨大鼎到殷墟时期的司母辛鼎、司母戊鼎、牛鼎、鹿鼎等方鼎，在同时代的器物中尺寸都是最大的，而且一般不出自小型墓葬，多为王室、贵族陪葬之物，说明了方鼎在商代青铜礼器中重要的地位。尽管西周成康以后方鼎较少出土，但是《左传·昭公七年》云：“郑子产聘于晋，晋侯赐子产莒之二方鼎。”说明在春秋时期方鼎仍受人珍视，而且有时是成对的。
（一）司母戊鼎铸造工艺的讨论
作为最大的青铜礼器，司母戊鼎集中反映了殷墟时期青铜冶铸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因此历来受到很大的重视。关于这件大鼎的出土、流传及相关研究，已有概述[15]。郭沫若[16]、于省吾[17]、陈梦家[18]、石璋如[19]、杨根和丁家盈[20]、冯富根和华觉明[21]、万家保[22]、姚青芳[23]、宋淑悌[24]、董亚巍[25]等都曾研究过等司母戊鼎的铸造工艺，他们的意见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分范的数目和方式，以及耳的铸法上，目前基本的看法可归纳如下。
冯富根等认为鼎的铸型是由4块腹范（包括24块分范）、芯和底范，以及4块浇口范组成的，浇口为3足。杨根等和万家保都认为器腹铸型由8块腹范组成。姚青芳与冯富根等对腹部的分范意见一致，但认为鼎底是4块范形成的。理由有二：一是因为这4块厚薄不一，从2.6～6.3厘米不等；二是由于鼎底使用了4块垫片。他认为在大鼎的浇注过程中，因底范受到的铜水浮力太大，4块底范上的压重配置欠妥，导致底范位置发生偏移，由此而造成鼎腹底粗大的十字范缝，并使得腹底被十字范缝分隔的四部分厚度明显不均匀。
鼎的一耳右下侧腹部有补铸痕迹，长约40厘米，宽约25厘米，呈不规则的三角形。该处纹饰粗疏草率，与别处纹饰不同。在补痕所在的鼎腹内壁有相应的裂痕，所以，鼎腹的这一部分是补铸的。除此而外，四条鼎足都是补铸而成的，足端部明显包住腿上部，在柱足底部均有隔腔。而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铸型在浇注时发生了较大的形变，产生了较多的耗损，导致出现“浇不足”的缺陷所致。
杨根等先前的研究认为鼎耳是先铸的[26]，冯富根等指出鼎耳是后铸的[27]（图5-14）。姚青芳指出在大鼎铸接立耳的口沿部位处，应预先留出阶梯状缺口，而不是常规的接铸榫头。凹陷处的下端中央有一孔洞，这处凹陷的阶梯状缺口就是浇注铜水的流道。铜水从立耳内侧的孔洞浇入，往下流经口沿，至此从下端的孔洞处流出，将设在外壁的兽头形范注满，构成一个“J”形的钩子，其上端抱住鼎耳下端处的横筋，下端穿过口沿下的孔洞，将立耳与鼎口沿牢牢合铸于一体[28]。
图5-14 鼎耳的铸接
1.鼎耳结构 2.鼎耳模 3.鼎耳铸型 4.鼎耳底范及芯（上为铸型剖视） 5.供浇注用的鼎耳铸型
以上的探讨对于大型方鼎的工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推测的成分较多，而且并不能够涵盖所有方鼎的铸型工艺。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方鼎范显示，其分范的方式与圆鼎类似，也多在扉棱处分范，有些腹足分开。小型和中型方鼎嵌纹饰范的情况基本不见，大型方鼎范未发现，因而情况不详。因此，关于司母戊鼎的做法仍有继续研究的必要。目前，国家博物馆针对司母戊大鼎的研究和保护课题尚在进行之中，成果发布后必然帮助我们对此问题形成更为清晰的认识。
（二）方鼎的铸型形式
由于方鼎的器形通常较大，因此，方鼎分铸法的使用要多于圆鼎。大型方鼎的耳通常是分铸的。而方鼎范的发现较少，因此关于方鼎的铸型工艺推测的成分更多。
按照出土的陶范，结合前人的研究，方鼎的铸型形式大概可分为以下五种。
1.4fz+1（□）型
由4块腹足范组成，侧面较窄的两面各带1耳。有1块长方形的顶范和1块腹芯，耳腔由自带泥芯形成。
采用这种铸型的方鼎具有以下特征：形体较小，纹饰较为简单，没有扉棱，纹饰的形式可能是几组周边的纹饰围着中心的空白，足部可能有兽面纹（图5-15）。从出土实物可知，铸范上部延伸出带有卯的部分，用以和腹芯扣合，这一部分因为在铸型中处于最下面承重的部位，故而较为宽厚，以保证支承的强度，较大的卯可保证铸型合范的强度。
图5-15 方鼎范及对应铸型形式的方鼎
[左：鼎范（2003AXST1907⑦∶11）；右：方鼎（M1046∶17），纹饰与铸范不同]
2.4×2f+4z+1（□）型
器身共12块范，由8块腹范和4块足范组成，侧面较窄的4块腹范上各带半耳。有1块长方形的顶范和1块腹芯，耳腔由自带泥芯形成。
采用这种铸型的方鼎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四角各有1条扉棱，每面中部还有1条贯穿的扉棱，两扉棱之间为独立的一组纹饰，足上部有扉棱；另一种是仅各面中部有1短扉棱，将上部纹饰分为两组，下腹纹饰是另一组，多为乳丁纹（图5-16）。
图5-16 方鼎范及对应铸型形式的方鼎
[左：鼎范（2003AXSH664③∶57）；右：方鼎（82小屯M1∶44）]
（右图引自《殷墟青铜器》，图版二三二）
3.4×2f+4×2z+1（□）型
铸型与上类似，只是扁足的铸型是对开的二范形成的，器身由每面2块腹范共8块组成，还需要1个单独的顶范（图5-17，鼎足范同图5-13左）。
图5-17 扁足方鼎（M5∶813）
（引自《殷墟妇好墓》彩版二，2）
图5-18 口沿外侈的方鼎（M54∶191）
4.4×2j+4×2f+4z+1（□）型
在颈腹和腹足之间均有水平分范，由20块范组成，包括8块颈范、8块腹范和4块足范，侧面较窄的4块腹范上各带半耳。有1块长方形的顶范和1块腹芯，耳腔由自带泥芯形成。
采用这种铸型的方鼎具有以下特征：四角、每面中部及足上部均有扉棱，颈部外侈，从上至下按照颈、腹、足部分开，颈、腹纹饰不同，每面纹饰被扉棱分为4组（图5-18）。
5.4f+[4×（4～6）j]+4z+1（□）型
由腹部4块、足部4块范、1块长方形的顶范和1块腹芯组成，耳腔由自带泥芯形成。每面腹范上镶嵌4～6块小的颈部纹饰范，侧面较窄的2块腹范上各带1耳，实际用范24～32块（不包括顶范）。(www.xing528.com)
采用这种铸型的方鼎通常形体较大，因为范块过大，使得翻制纹饰困难。故可能采取先翻制纹饰范，再在素面腹范上拼接纹饰范组成铸型的方式。这种铸型方式由于没有陶范作为直接的证据，是考虑制范所面临的难题，根据铜器表面的范线推测的（见图4-41），铸型可能的装配图如图5-19。
（三）方鼎的铸型形式统计
殷墟时期方鼎的铸型形式统计如表5-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方鼎是殷墟二期以后才出现的，殷墟二期方鼎的铸型复杂、多样，但到殷墟三期以后，铸型工艺有简化的趋势，特别是殷墟四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总体而言，4×2f+4z+1（□）是一种最常用的铸型组合方式。
图5-19 司母辛方鼎铸型工艺
（1.浇口范 2.顶范 3.范 4.芯 5.底范）
表5-4 殷墟出土方鼎的铸型形式
（四）方鼎浇注位置的设置
殷墟方鼎可能主要是倒浇的，通常使用一足或两足为浇口，剩下的设为出气孔，此方法用以解决陶范透气性不良的问题。
（五）方鼎铸造工艺的演进
根据出土实物的情况来看，方鼎的铸型工艺经历了一个从分铸到浑铸的过程，所铸方鼎的尺寸也是由小至大，体现了制范工艺和合范技术的进步。
郑州窖藏方鼎H1上∶4，在铸造上采取分块逐一分铸再铸接的方法。先铸鼎腹四面的中部，然后接铸鼎腹四角，再接铸鼎底，最后接铸鼎足，然后补铸四壁泥芯垫形成的孔洞。这些块范都是按照分模分别制作的，每次分铸时都将已铸的前块拼合在范中，浇注之后成为一体。方鼎H1上∶3铸型工艺与其类似，但四壁没有补铸的痕迹（图5-20，图5-21）。方鼎H1上∶2铸型分块少，鼎腹四角不再需要单独分块铸接。而方鼎H1上∶1则减少了铸接的次数，即将各组纹饰按单位分别由模制范，再将各纹饰范镶嵌到四块范上，并将事先铸好的足放到底范内，用五大块范和范芯整体合铸[29]。
图5-20 郑州窖藏方鼎（H1上∶3）
（引自《郑州商代铜器窑藏》，图版五）
图5-21 铜鼎（H1上∶3）分解图
（引自《郑州铜器窖藏坑》，117页，图三）
新干大墓出土方鼎的工艺与前述郑州窖藏南H1前三鼎的工艺类似，也是各个部位分铸铸接的。比如兽面纹虎耳铜方鼎XDM∶11（图5-22），四壁的镂空扉棱先铸，后为鼎腹所铸接，再铸四足，鼎耳的虎形饰后铸，虎形饰以“捆绑”结构与鼎耳连接。四面的镂空扉棱皆对开分型，由2块对称的陶范组成铸型。鼎底部有长方形底范，腹部沿四棱分型，铸型由4块侧范、1块底范和1块腹芯组成。虎形饰由迎面1范、对开分型左右侧各1范和自带泥芯的1块腹下范组成[30]。新干的大方鼎和郑州的大方鼎的耳部都有深槽，这是一种二里冈时期常见的做法，目的是使各部厚度均匀，刚度较大，不易断裂。
图5-22 新干卧虎兽面纹方鼎（XDM∶11）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商1》，图版四六）
从器形、纹饰、铸造方法来看，新干方鼎和郑州南顺街等处所出方鼎大抵一致，都是将各个部分逐一铸接成形。这种通过逐次铸接，使器件中各部分分批成形和接合，化整为零的铸造方法，体现了此时青铜冶铸技术尚未成熟，铸型制作和熔化设施均未完备的特点。但是，由于这些方鼎的形体远远大于同时期的其他青铜礼器，在制作、烘烤、搬动这些模、范，以及铸型的装配、浇注等环节上所遇到的困难都远远大于后者。因此，尽管郑州南顺街所出的方鼎表面质量不很好，有多处铸造缺陷和补铸的痕迹，但它所显现出的铸造工艺的进步性却是毋庸置疑的。新干方鼎需要铸接的部分少于郑州窖藏的方鼎，而且器底还设置了加强筋，铸造缺陷也少于后者，铸造年代应是晚于后者的，苏荣誉指出新干方鼎形成了全分铸-半分铸-浑铸成形的发展序列，全分铸即与郑州方鼎的做法接近，而浑铸则是殷墟方鼎的成形方式。
殷墟时期方鼎多为浑铸，只有耳等附件可能采用分铸的方法。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鼎就是浑铸成形的，它重达117.5公斤，通高80.5厘米，器形规整，表面很少铸造缺陷。司母戊鼎的主体浑铸成形，鼎耳是在鼎身铸得后再在上安模、翻范、浇注成形的。鼎腹的每一面都由一块整范内嵌六块纹饰分范形成，延至鼎足。形成器底的范可能是由4块范构成，并在范和芯之间放置了4块芯撑保持壁厚。由于铸范的变形，该鼎腹部的两长边部分外鼓达1厘米多，整个器物有较多铸造缺陷，腹部和三足均经补铸。这可能是由于整个器物形体过于巨大，铸型在翻制、烘烤、干燥时难以控制所至。
HPKM1004出土的牛方鼎（图5-23）和鹿方鼎（图5-24），经研究也是浑铸成形的，方鼎的四壁每侧使用了2块陶范，整个方鼎由8块侧范、1块底范和1块鼎腹泥芯组成[31]。只不过鼎口兽面高起，内壁相应凹入，郭宝钧先生称之为“凸凹范”铸法[32]，和安徽阜南龙虎尊的做法相同。这种做法是使用刮模法制芯的一个典型例证，主要是为了使器物保持相同的壁厚，以防出现裂纹及其他铸造缺陷，使得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可以做出半浮雕纹饰。这种做法，除在阜南龙虎尊上有发现外，也见于安阳小屯M333出土的罍、M238出土的方彝等器物上，更广泛出现于殷墟时期的南方地区，但除这二件器物外未在殷墟一期后的安阳出现[33]，因此这种做法可能还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后来才表现为一种地域特征。
图5-23 牛方鼎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商2》，图版四一）
图5-24 鹿方鼎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商2》，图版四二）
此外，这两件鼎的特别之处还在于足部的纹饰，内侧和外侧的纹饰的样式和做法都是不同的。足外侧的纹饰应该是从模复制到范上的，而足内侧的阳线纹饰是直接在底范上刻划的。
54号墓出土的体形较小的两件方鼎没有采用镶嵌纹饰范的复合范成形，但是使用了水平分范的铸型工艺，表现出殷墟时期铸型工艺的丰富性。
方鼎的铸造工艺由逐块铸接发展到主体部分一次成形，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据推测司母戊鼎范可能达到94×84×12厘米的尺寸，重达150公斤。这种范块的翻制、搬取、烘烤、修整与安装都是非常困难的，由此可见，在殷墟二期的时候，铸范的制作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另外，在纹饰的制作方面，M54所出的方鼎与司母辛鼎、司母戊鼎一样，是采用在模上堆塑纹饰翻范与范上刻纹相结合的办法，而不同于二里冈时期方鼎在范面上加工出阳线纹饰加乳丁纹的做法。大型的方鼎，如司母戊鼎和司母辛鼎，可能还采用了整范内嵌纹饰范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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