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后加工工作量之巨，可能需要多人同时从事

殷墟青铜礼器多有各种原因导致的铸造缺陷，尤以孔洞性缺陷和因范芯配合不严导致的飞边最为常见。以方鼎为例，由于其使用者身份尊贵，器物材料考究、铸作精细，一般来说较少见砂眼、气孔与多肉，但鼎的四足和腹底多有由飞边而产生的铸痕。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的“跑火式”飞边成片出现，体量可观，刮磨后的铸痕宽达3～5毫米。可以想见，成器之际为消除这些冗物曾耗费了多大工作量。

那么，铸后加工的工作量到底在铸作过程中占有多大的比重呢？由于缺少记载，仅凭出土铜器和冶铸遗存的情况我们难以得到确证。华觉明对晚近的清代匠作则例中拨蜡法、掰砂法器件加工量的研究^[101]，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史贻直、德成等于乾隆二十四年编纂的《钦定工部则例九十五卷》第十四卷之十有如下记载：“生铜器皿，十斤内者，正耗铜十斤，用铸铜匠八分；每正铜十斤，挫铜匠八分，铮磨匠八分，镟匠四分，嵌补匠二分。子儿番砂托模；子儿匠二分五厘，番砂匠六分，提麻匠五厘。大件重二、三十斤以外，每正铜一百斤，铸铜匠六工。每正铜一百斤，用挫铜匠六工，铮磨匠五工，镟匠三工，嵌补匠一工六分，子儿匠二工，番砂匠四工八分，提麻将二分。”

以上记述中，“铸铜匠”是狭义的，指承担熔化、浇注这类工作的工匠。浇注之前的准备则细分为子儿（制芯）、番砂（制范）和托模（似指铸型装配与合箱）三个工种，尚有其他相应的工匠称谓（铸型装配与合箱需用麻束，提麻一词或与此有关）。而铸后加工则包括挫铜（挫削、刮削）、铮磨匠（磨削，也许还需抛光）、镟（镟削）和嵌补（凿除铜器上的孔洞性缺陷，用红铜嵌入并修整，清代铸件如颐和园铜狮等有这类嵌补痕迹）四个工种。各工种所用工时均有明确规定，并且是按器件的重量级别递减的。除此而外，还有“拉运夫”^[102]以及“壮夫”^[103]等名词见诸文献，是指运输原料和清除范土、砂芯等粗重工作的人，与匠有别。可见完成一个铸件，除了需要多工种的配合，每一道工序花费的时间、人力也是非常多的。

按照华觉明的统计和计算，用拨蜡法制作爵、簠等礼器，铸造阶段用工量仅为用工总量的4.20%～5.30%。如铸造用工量为1，则前期准备的用工量是7.07～8.92，铸后加工的用工量更高达10.29～15.09。即使除却镟里合口、年号镌刻、烧古诸项商周青铜器没有的工艺，铸后加工的用工量仍然高达6.29～10.18。而掰砂法多制作形状规则的建筑构件，铸后加工的用工量较少，约为3左右。

尽管陶范铸造不同于这两种方法，但还是可以就此作一推测。商代青铜礼器形制复杂，又仅用铜质、石质工具进行操作，其用工量自然较掰砂法为多，可能接近拨蜡法，依器件复杂程度不同大概接近6～10的范畴，象司母戊鼎、司母辛鼎这样的大体量的器物，或者还需更多用工量。

图4-41　司母辛鼎及铭文拓本

笔者以司母辛鼎（图4-41，彩版三：1）为例粗略地估算了一下铸后加工的工作量，这件鼎重达128公斤，通高80.1、口长64、宽48、壁厚0.8、耳高15.3、足高31、足孔深28厘米。口下四面及四转角各饰饕餮纹一组，由两条对称的夔纹构成，以扉棱为鼻梁，雷纹衬地，腹部四面左右侧和下侧分别饰有规整排列的乳丁纹三行。外底有长方形铸缝，其四角与四足内侧的铸缝相连。这件方鼎的铸型由芯和底范、四块腹范以及一块顶范组成。鉴于其铸造质量较好，合范处的溢铜也不是很多。假设范线需要磨去的尺寸约为高5毫米，宽2毫米，共需磨去的金属料的体积近700立方厘米，假设一个工匠一天工作10小时，1小时大约能磨去2～4立方厘米，完成这项工作也需要一个多月。如果铸缝的宽度和厚度更大的话，所需的时间就更多了。由此可见铸后加工耗时之巨，可能需要多人同时从事这项工作。

也许正因为铸后加工如此繁复，才迫使铸造者代复一代地想方设法改进工艺，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的发达、铸铜工序的严格可能与此不无干系。在一定条件下，不利因素之逼迫正是促进工艺更替的重要动因。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演进的本质及有关因素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殷墟青铜器铸造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均已步入规范化，并达到较高的水平。可以说，较之前代，殷墟冶铸业规模的扩大、铜器产量的大幅提高，是建立在这种工艺流程的规范化、工艺控制的严格性基础上的。

【注释】

[1]郑振香，陈志达：《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2]周文丽、刘煜、岳占伟：《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两类熔铜器具的研究》，《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

[3]刘屿霞：《殷代冶铜术之研究》，《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年，第681-696页。

[4]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第95-129页。

[5]李济：《殷墟陶器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98、115页。

[6]N.Barnard，Bronze Casting and Bronze Alloys in Ancient China，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14，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Monumenta Serica，1961，pp.51-56；N.Barnard，Origins of Bronze Casting in Ancient China，N.Barnard &S.Tamotsu（eds.），Metallurgical Remains of Ancient China，Tokyo：Nichiosha，1975，p.40.

[7]N.Barnard，Origins of Bronze Casting in Ancient China，N.Barnard &S.Tamotsu（eds.），Metallurgical Remains of Ancient China，Tokyo：Nichiosha，1975，p.9.

[8]N.Barnard，Origins of Bronze Casting in Ancient China，N.Barnard &S.Tamotsu（eds.），Metallurgical Remains of Ancient China，Tokyo：Nichiosha，1975，p.9.

[9]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10]R.F.Tylecote，A History of Metallurgy，London：The Metals Society，1976，p.17.

[11]周文丽、刘煜、岳占伟：《先秦铸铜遗址出土熔铜与鼓风器具的发现和认识》，《夏商都邑与文化》（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7页。

[1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331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5]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b.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1期。

[16]岳占伟、刘煜；《殷墟铸铜遗址综述》，《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1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19]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20]刘煜、岳占伟：《殷墟陶范的材料及处理工艺的初步研究》，《科技考古》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236页。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是指孝民屯铸铜遗址的东区部分，沿袭使用了发掘简报的提法。

[21]周文丽、刘煜、岳占伟；《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两类熔铜器具的科学研究》，《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

[22]本文中将两类熔铜器具所用的陶瓷材料称为耐火材料（refractory materials），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耐火材料，而是特指古代炉壁、坩埚、陶范所用的陶瓷材料。

[23]a.I.C.Freestone and M.S.Tite，Refractories from the Ancient and Preindustrial World.W.D.Kingery（ed.），High-technology Ceramics：Past，Present and Future.The Nature of Innovation and Change in Ceramic Technology.Westerville（OH）：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1986，pp.35-63；
b.I.C.Freestone，Refractory Materials and Their Procurement.A.Hauptmann et al.（eds.），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ld World Archaeometallurgy，Bochum：Selbstverlag des Deutschen Bergbau-Museums，1987，pp.155-162.

[24]H.Howard，The Bronze Casting Industry in Later Prehistoric Southern Britain：A Study Based on Refractory Debris，unpublished Ph.D thesis，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1983.

[25]K.Lamm，The Manufacture of Jewellery during the Migration Period at Helgo in Sweden，Historical Metallurgy，Vol.7，No.2，1973，pp.1-7.

[26]Th.Rehren and J.Bayley，Towards a Functional and Typ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Crucibles.S.La Niece，D.Hook and P.T.Craddock（eds.），Metals and Mines—Studies in Archaeometallurgy.London：Archetype，2007，pp.46-55.

[27]Th.Rehren and E.B.Pusch，.Alloying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in New Kingdom Egypt：the Bronze Industry at Qantir-Pi-Ramess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Egyptian Copper Sources.V.Kassianidou and G.Papasavvas（eds），Eastern Mediterranean Metallurgy and Metalwork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A Conference in Honour of James D.Muhly，Nicosia，10th-11th October 2009.Oxford：Oxbow Books，2012，pp.215-222.

[28]梁宏刚：《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制作技术研究》，北京科技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29]梁宏刚：《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制作技术研究》，北京科技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30]李京华：《〈偃师二里头〉有关夏代铸铜遗物与铸铜技术的探讨——兼谈报告存在的几点问题》，《中原文物》2004年第3期。

[31]廉海萍、谭德睿、郑光：《二里头遗址铸铜技术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

[32]杨小刚等：《重庆彭水徐家坝遗址出土商周时期的船形杯功能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2年第1期。

[33]R.F.Tylecote，A History of Metallurgy.London：The Metals Society，1976.p.20，Fig.8：3.

[34]R.F.Tylecote，A History of Metallurgy.London：The Metals Society，1976.p.96，Fig.8：4.

[35]R.F.Tylecote，A History of Metallurgy.London：The Metals Society，1976.p.19，Fig.12.

[3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331页。

[3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第439页。

[38]魏兴兴、李亚龙：《陕西扶风齐镇发现西周炼炉》，《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

[39]李京华：《古代熔炉的起源和演变》，《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4-152页。

[4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62-78页。

[4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331页。

[42]李京华：《古代熔炉的起源和演变》，《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4-152页。

[43]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44]徐劲松、董亚巍、李桃元：《盘龙城出土大口陶缸的性质及用途》，《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599-607页。

[45]廉海萍、谭德睿、郑光：《二里头遗址铸铜技术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

[46]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与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327页。(www.xing528.com)

[47]李延祥等：《牛河梁冶铜炉壁残片研究》，《文物》1999年第12期。

[4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9页。

[49]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50]雷兴山：《论周原遗址西周时期手工业者的居与葬——兼谈特殊器物在聚落结构研究中的作用》，《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

[51]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西周遗址1974年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

[52]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第3期。
b.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1期。

[53]R.F.Tylecote，A History of Metallurgy，London：The Metals Society，1976，p.18，fig.8.

[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市孝民屯东南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55]雷兴山：《论周原遗址西周时期手工业者的居与葬——兼谈特殊器物在聚落结构研究中的作用》，《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第97页。

[56]雷兴山：《论新识的一种周系铸铜工具》，《中原文物》2008年第6期，第74页，图一。

[57]雷兴山、种建荣：《周原地区商周铸铜业刍论》，《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182页。

[58]张天恩：《商周之际青铜制造重心徙移的观察》，《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中研院史语所2013年版，第235-256页。

[5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6页。

[60]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657-658页。
b.蔡全法：《试论郑、韩两国铸造技术》，《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269页。

[61]王工：《藏族古代技术文明及民族技术交流的研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3-47页。

[62]转引自王工硕士论文，原图见Dharampal，Ind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18th Century，Dehi：Impex India，1985，p.224.

[63]R.F.Tylecote，A History of Metallurgy，London：The Metals Society，1976，p.45，fig.34.

[64]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65]李延祥、许宏：《二里头遗址出土冶铸遗物初步研究》，《科技考古》第二辑，2007年。

[66]杨小刚等：《重庆彭水徐家坝遗址出土商周时期的船形杯功能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2年第1期。

[67]黄娟等：《小双桥遗址出土冶铸遗物的科技分析》，《有色金属》2011年第1期。

[68]周文丽：《周原地区铸铜遗址研究》，北京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69]李延祥：《郑州祭祀遗址冶铸遗物检测报告》，《新郑郑国祭祀遗址》附录四，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8-1049页。

[70]a.梁宏刚等：《垣曲商城出土炉渣炉壁内金属颗粒及矿物组成的初步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9年第4期。
b.梁宏刚等：《垣曲商城出土含砷渣块研究》，《有色金属》2005年第4期。

[71]李延祥等：《郑韩故城梳妆台出土炉渣初步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1期。

[72]梁宏刚：《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制作技术研究》，北京科技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73]周文丽等：《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出土残铜块和炉渣的分析》，《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6期。

[74]赵春燕：《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7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殷墟金属器物成分的测定报告（一）——妇好墓铜器测定》，《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76]李敏生、黄素英、季连琪：《殷墟金属器物成分的测定报告（二）——殷墟西区铜器和铅器测定》，《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77]季连琪：《河南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出土铜器的成分分析研究》，《考古》1997年第2期。

[78]a.曲长芝、张日清：《二里头出土铜器X射线荧光分析》，《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附录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
b.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文物》2000年第1期。
c.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制作技术概述》，《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201页。
d.李延祥、许宏：《二里头遗址出土冶铸遗物初步研究》，《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62页。
e.刘煜等：《铜器制作技术》，《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331页。

[79]李延祥、许宏：《二里头遗址出土冶铸遗物初步研究》，《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80]陈光祖：《殷墟出土金属锭之分析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上），台北正中书局1991年版，第355-392页。

[81]刘煜等：《铜器制作技术》，《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331页。

[8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二里冈期铸铜基址》，《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122页。

[83]刘屿霞：《殷代冶铜术之研究》，《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年，第681-696页。

[8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9-90页。

[8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内部资料，承何毓灵惠告。

[86]陈光祖：《殷墟出土金属锭之分析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上），台北正中书局1991年版，第355-392页。

[87]陈光祖：《商代锡料来源初探》，《考古》2012年第6期。

[88]本人参与研究工作，但资料尚未正式发表。

[89]杨军昌：《陕西关中地区先周和西周早期铜器的技术分析和比较研究》，北京科技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6页。

[90]周文丽等：《周原遗址李家铸铜作坊出土冶铸遗物的分析》，《商周时期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235页。

[91]周文丽、陈建立、杨军昌、韩汝玢等：《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残铜块和炉渣的分析》，《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6期。

[92]郁永斌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M28出土铜锭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2016年第5期。

[93]万家保：《由殷墟发掘所见的商代青铜工业》，《大陆杂志》第58卷第5期，1979年，第42页。

[94]冯富根等：《商代青铜器试铸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第94页。

[95]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

[96]万家保：《由殷墟发掘所见的商代青铜工业》，《大陆杂志》第58卷第5期，1979年，第42页。

[97]冯富根等：《殷墟出土商代青铜觚铸造工艺的复原研究》，《考古》1982年第4期，第536页。

[98]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第441页。

[9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2页。

[100]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

[101]华觉明：《商周青铜礼器铸后加工的探讨》，《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6卷第3期。

[102]〔清〕保亮：《工部续增做法则例一百五十三卷》第二十二卷之五十四，见王世襄所辑《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铜作》（油印本）。

[103]《内庭圆明园内工诸作现行则例》十九，王世襄：《清代匠作则例》第二卷，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846-8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