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用于强制鼓风的器具是扇和陶管，埃及金匠曾使用带陶风嘴的吹管（约公元前1460年，如图4-23），印加人有时用8到12根铜管同时吹炼。辽宁凌源牛河梁转山带孔的冶铜炉壁残块上面带有小孔，李延祥怀疑是为插入吹管所用[47]，但是这是否为吹管鼓风的遗迹，目前还存在疑问。
陶管是殷墟铸铜遗址常见的遗物，如图4-24。这种陶管通常呈中空伞状，一端粗，另一端细，通常粗端有帽，管身多有刻划纹，长度约5厘米，少数陶管表面粘有铜渣。
图4-23 埃及金匠用陶制吹管吹火助熔（约公元前2400年）
（引自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与铁造就的文明》，第326页，图8-20）
目前已知的先秦铸铜遗址中：郑州小双桥[48]、江西吴城铸铜遗址[49]、周原的多个铸铜遗址[50]、洛阳北窑[51]等均出土了陶管（图4-25）。由于这种陶管只出土于铸铜遗址，且还在铸铜工匠的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如殷墟孝民屯、周原李家），因此可以基本确定这是一种与铸铜活动有关的工具[52]。
图4-24 孝民屯遗址出土陶管
这类陶管在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北部卡利诺夫卡的一座早期提姆伯墓葬文化（约公元前2000—前1800年）铸铜工匠墓中也曾有发现，墓中还同出石范和坩埚，所出陶管被认为是鼓风嘴（图4-26）[53]。由于这个墓葬的年代早于商代，这种相似是偶然性还是交流的结果，非常值得深入探讨。(www.xing528.com)
图4-25 商周铸铜遗址出土的伞状陶管
关于陶管的用途，目前还存在争议。发掘者认为陶管是一种鼓风嘴，可能是安装在木质或竹质管状物上，木管或竹管另一头衔接皮囊，匠人用皮囊鼓风，与埃及第18王朝（约公元前1500年）壁画上绘制的脚踏式皮囊鼓风器类似[54]。也有学者认为它是熔铜炉上的“调温器”，通过封、启管孔，或拔、塞陶管来调节熔炉内的温度[55]。但是由于所发现的陶管很少有明显受火痕迹或黏附铜渣，故这两种说法都有难以解释之处，还需进一步研究。
图4-26 俄罗斯卡利诺夫卡墓葬发现的全套石范、风嘴和坩埚
此外，在陕西劝读、周原齐家北、周公庙祝家巷等铸铜遗址中发现了一类螺旋形空腔陶器，形体较小，只有5～7厘米，但壁厚较厚且口部一侧往往残缺，大多数器表装饰有绳纹，也有少量为素面（图4-27）[56]。雷兴山将其命名为“圆锥体中空器”，认为这是一种与铸铜有关的器具，尽管其具体用途并不清楚。他进一步推测出土这类器物的铸铜遗址与出土伞状陶管的铸铜遗址具有不同的性质，代表两种不同系统的铸铜作坊，前者是指以姬姓周人为代表的、灭商前居于周原地区的“西土”族群的铸铜业，可称“周系”或“西土系统”，后者是指以殷移民为代表的、灭商后进入周原地区的原“东土”族群的铸铜业，可称为“商系”或“东土系统”[57]。张天恩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假说，将前者称为“关中系铸铜作坊”，后者称为“殷墟系铸铜作坊”，并从铸铜工具、技术和一些代表性青铜器的装饰特点入手，分析了关中系铸铜作坊的渊源及发展[58]。但是，迄今为止，尚无法确认这种“圆锥体中空器”的实际用途是否与铸铜的工艺过程有直接的联系，是否可以和其他要素一起作为不同技术传统的表征。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4-27 商周铸铜遗址出土的圆锥形中空器与共出陶器
东周铸铜遗址出土了明显是鼓风管的陶质管状器，都比较大，长可达30余厘米。侯马铸铜遗址出土了较多鼓风管，进风口一端壁较厚，径较粗，出风口（即风嘴）一端较薄较细，有直筒形和牛角状两类。直筒形鼓风管的风嘴端或与进风口在一条直线上，或朝向斜下方，或急剧下弯，牛角形鼓风管整体似牛角状。发掘者根据鼓风管的受火痕迹推测鼓风管架设在熔炉上的方式有两种：直接架在炉圈上面，风源较高，为“顶吹式”；架在炉盆或腹圈上，风源较低，为“侧吹式”。风嘴弯曲程度越大，进风口一端越低，也越容易架设。经风嘴改变角度，风可吹向炉盆中央，使炉内温度比较一致[59]。新郑郑国祭祀遗址也发现有牛角状鼓风管[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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