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青铜器铸铭占绝大多数，刻铭很少。这可能是因为很难找到硬度大于青铜的工具，可以在铸好的铜器上刻制铭文，而且，刻制的铭文往往字迹纤细，不够清晰和美观。
迄今殷墟出土有4件刻铭铜器，来自1982戚家庄东M63，属于殷墟四期晚段[45]。原文认为是铸铭，不确。簋M63∶17的刻铭在器物内底，觚M63∶12（图3-69）和斝M63∶15的刻铭均位于口沿内壁，均为“宁菔”二字（图3-70，图3-71），鼎M63∶11的刻铭在腹内壁，为
二字（图3-72）。利用硅胶翻模并通过显微观察，发现这些阴文刻铭字口两端较窄、较浅，中部较宽、较深（图3-73），且常见字体笔画两段出头（图3-74），偶见跑笔、重笔现象[46]。
图3-69 觚（1982戚东M63∶12）
图3-70 觚（1982戚东M63∶12）铭文拓片
图3-71 斝（1982戚东M63∶15）铭文拓片
图3-72 鼎（1982戚东M63∶11）铭文拓片
图3-73 鼎（1982戚东M63∶11）铭文显微照片(www.xing528.com)
图3-74 斝（1982戚东M63∶15）铭文显微照片
事实上，晚商刻铭青铜器早就有发现，但未引起足够重视。1974年广西武鸣勉岭[47]出土一件殷墟晚期的卣，盖内有铭文
（图3-75），从拓片来看，像是刻铭。容庚藏戈父乙爵，上面既有铸铭也有刻铭，鋬内铸铭“戈”字，一柱上刻铭“父乙”二字[48]（图3-76）。
图3-75 广西勉岭铜卣及其铭文
图3-76 戈父乙爵拓片
张昌平认为，刻制的铭文有两种不同的制作手法，一种是錾刻的，是利用刃口钝而平的凿子之类的工具，将器表打压内凹而成形，如前面提及的曾侯乙盘改加的铭文。另一类则是纯粹使用刻刀的刀尖在器表刻划，字口又细又浅，如战国时期戈、戟等兵器上的铭文。錾刻可能使用青铜工具，而纯粹的刻划可能用的是铁质工具，因此时代较晚[49]。
关于刻铭铜器可能时代较晚的判断，其实源于对于刻铭工具的疑虑。其实中商时期的河北藁城台西遗址[50]和北京平谷刘家河遗址都出土有陨铁制作的铁刃铜钺[51]，说明早在中商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陨铁的性能，并用其制作兵器的锋刃部分。殷墟孝民屯遗址出土了一件陨铁块[52]，因此在殷墟时期是完全有可能使用铁质工具的。
此外，高锡青铜也具有很高的强度，如果使用热处理改善其韧性，完全有可能制成工具。广东罗定所出战国晚期的青铜篾刀就具有高锡淬火组织[53]，虽然是较晚的例子，但这类器物在春秋战国时期比较普遍，而且基本以工具和兵器为主[54]。因此，不能排除殷墟时期就有使用这种高锡青铜工具的可能性，因为那时候的兵器广泛使用各种冷、热加工工艺改善锋刃部位的性能，比如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刻刀（XDM∶423）的金相组织为δ相，有可能经过淬火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刻铭铜器发现较少，而且都不出土于殷墟的中心区域。另一方面，殷墟保护区范围之外也有铸铜作坊的发现[55]。这一方面显示出刻铭的确不是当时主流的制作铭文的技术，另一方面显示出殷墟时期可能除了王室控制的中心铸铜作坊外，不同族邑或者还可能有自己的铸造作坊，有特别的技术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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