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上的铭文形式及其意义

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多为“嵌入法”制作的，即商器铸铭是在器模或专用的泥模上，用朱墨书写铭文，刻出阴文，然后翻制泥芯或用泥捺印成为阳文泥版，黏附到泥芯上，铸后成为阴文。“嵌入法”比较适用于字数较少的平面。铸铭通常直接于芯上刻制阴文反字，如芯料粒度较粗，可于表层敷泥再刻文。

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是随形铸造的，使用“嵌入法”会造成翻模的困难，为此松丸道雄假设了使用柔软皮模作为翻制铭文的中间步骤的设想^[37]，张昌平强调了用泥条堆塑等方法直接在范或芯上制作反书阳文的可能性^[38]，李峰则提出了使用“假范”等中间步骤翻制的具体办法^[39]。

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了一件有字的泥芯（图3-63，彩版二：2），这件泥芯的胎呈淡红色，周缘光滑，表面呈很深的青灰色。上部有一榫，正面中下部鼓起。面上有“臿公万（丏）敦辟，作父辛尊鼎彝”（图3-64），最后一字不清。阳文已剥落，字体刚劲粗犷，线条流畅。高约6.2，宽约4.4，厚约3厘米^[40]。

图3-63　铭文芯（2001AGH2∶2）

图3-64　铭文芯（2001AGH2∶2）拓片

这件铭文泥芯的弧度与芯一致，上边缘有凸榫，铸造时嵌入预留有空腔的器物的腹芯。

这件泥芯显然使用过，发黑的表面层及其黏附的黑黄色物质经无损检测显示含铜和铅。其表面是从铭文模上翻制的阳文，翻印后需经过刻制修整，在字的笔画旁边可见清晰的刻槽。经浇注后，铭文笔画突起的部分脱范时被破坏，看起来类似阴文^[41]。

从铭文模上的阴文翻制出铭文芯上的阳文，再与腹芯配合组成复合泥芯的方式，看似复杂，却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字体的流畅和底面的光滑平整，因此在晚商时期是器物内壁阴文铸铭的主要方式。这些铭文通常位于容器腹内壁或底部、圈足内、鋬内、盖内侧等位置，以及钺、戈、矛等兵器以及箕形器等日用器的柄部。

图3-65　方尊（2001HDM54∶84）肩部X光片(www.xing528.com)

殷墟只有很少的铭文铸造于器物外壁上，比如妇好墓出土的平底盉（1976小屯M5∶837），肩部外壁有阴文铭文“妇好”二字。方尊2001HDM54∶84形制比较少见，口沿外侈，在口沿下蕉叶纹两侧的空白处分别有一组阴文铸铭“亚长”（图3-65）^[42]。这两例都是在模上制作阴文，后翻印到范上成为阳文，再浇注于器物外壁，成为阴文。

有些器物铭文的笔划会制成宽深的槽，便于镶嵌绿松石作为装饰和强调，但通常出现于兵器和车马器，而非容器，比如花园庄东地M54出土的青铜钺2001HDM54∶582柄部双面都有纹饰，一面是兽面纹，一面是夔龙纹，夔龙纹中间有阴文铸铭“亚长”二字，镶嵌小片的绿松石。另一件弓形器2001HDM54∶393在弓背部圆泡两侧各有阴文铸铭“亚长”二字，镶嵌小片绿松石。但镶嵌的绿松石因为粘接的缘故，并不太牢固，很容易脱落。后来战国时期用金银错强调和装饰铭文，牢固性更好。

器物上的阳文铭文则是直接在范上或者芯上制作的，无需从模翻制。92花南M115∶1鼎属于殷墟一期早段（图3-66），器形接近中商时期安阳三家庄所出的鼎，器底有一个阳文的字（图3-67），应该是在腹芯上直接刻划制作的。这也是已知的殷墟出土器物中最早一件带有铭文的铜器。传世铜器中有一件簋^[43]，仅在口沿下饰三道凸弦纹，也有一阳文字，恰可与这件鼎对照。

图3-66　鼎（92花南M115∶1）

图3-67　鼎（92花南M115∶1）底部X光片

阳文铭文在殷墟发现不多，通常字数较少。有些是在芯上直接刻划制作的，比如殷墟四期晚段的两件觚1999ALNM1046∶11、1982戚东M63∶10，分别在圈足内侧铸有阳文的“亚”和“宁箙”。

有些阳文铭文是在范上刻划制作的。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了一件爵鋬范，兽头下刻划有阴文的“丁酉”三字（图3-68），浇注出来的青铜器铭文应为阳文。但目前尚未发现与此铭文范对应的铜器。

阳文铭文较多出现于商器上，这从侧面显示阳文铸铭是一种较早期的形式。但也不能绝对，晚期铜器上仍有阳文铭文，比如湖北随州义地岗墓地东风油库出土的方壶口部内侧的铭文，这座墓葬和方壶的年代均为春秋战国时期^[44]。

图3-68　爵鋬范（2001AGH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