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觉明指出,《荀子·疆国篇》中“刑范正”的“刑”不是芯,而是模具[2]。刑范正,才能得到预期的铸件的几何形状和纹饰。制模是铸造工艺的第一道关键工序。竹、木、骨、石以及先期所铸器件固然都可以用作模具,但更多的大型青铜器不一定有现成的实物模型,当是用陶土塑制成模的。塑模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铸件的设计过程,按照惯例,这个模的形制可能是经审定获准后才能照样翻铸[3]。
殷墟出土的陶模的数量约为200余块,远少于陶范,多呈红色,少数呈浅灰色,从火候上看要较陶范为低。关于陶模数量较少的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解释。倪克鲁(Lukas Nickel)认为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是在范上制作的,而非陶模翻制[4]。石璋如曾经提出殷墟时期的芯是用模削掉一层铸件的厚度制成泥芯[5]。华觉明等曾提出妇好墓中的成对成组器物,如觚、爵等,可能是同模制作的。以觚来说,它们的主体纹饰基本相同,但地纹却不一样。因此,主体纹饰是从第一代模翻出的,第二代模(可能有好多个)刻出地纹,用来翻制觚范[6]。岳洪彬等通过对殷墟同一墓葬中出土的成对或成组青铜的考察,也认为存在“一模多器”的现象,即成对或成组的青铜礼器很可能是同模翻制的[7]。(www.xing528.com)
目前看起来,能够确定使用了“一模多器”的主要是铜器的附件,如兽首鋬、肩部兽头附饰,以及兵器等,一些出土的兽头模,明显可见模盒翻制的痕迹。而那些成对或成组的青铜礼器,不仅地纹的细节有差别,往往主体纹饰所占的幅宽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陈志达曾经考察妇好墓出土的两组同铭的爵以及小屯M18的成套铜爵,认为它们每一件都不完全相同,是用不同模翻制的范浇注的[8]。倪克鲁也认为这些看起来类似的青铜器并没有两件完全一样的,甚至每件铜器本身都不是完全左右对称的[9]。因此,很难证明商代青铜礼器的主体部分也已经大规模地使用了“一模多器”,这个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对殷墟出土的成组青铜器及对应的陶范作更为细致的考察。不过,分模和附件模的使用可能是我们现在较少发现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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