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青铜礼器的区域风格及文化传播

青铜礼器以陶寺铜铃为滥觞，从二里头三期开始成组出现，经二里冈期而至殷墟时期，分布范围渐趋辽阔，北达辽宁，东抵山东，西南及于四川，西北到达鄂尔多斯高原，南至广东。在晚商时期，有老牛坡、灵石、山西石楼、益都苏埠屯、前掌大、新干大洋洲、广汉三星堆等殷墟以外的商代遗址大量出土青铜器。这些青铜礼器或表现出与殷墟青铜礼器较为近似的形态，或与之有较大的区别。

大部分的学者强调商文化的主导地位。宋新潮对殷商时期的区域文化研究^[137]、李伯谦对晚商时期的青铜文化分区研究^[138]、徐良高对“青铜礼器文化圈”的假设^[139]，无不强调中原商文化的主导地位及对周边地区辐射式的影响，但并不否认周边地区反向的影响。

巴纳认为，具有双重文化性质的遗址可能有“文化滞后”现象。即某一主体文化的扩张，使邻近小文化区成为“接受区”，后者因与文化传播中心相距遥远，虽然有相近的文化因素，但在时序上是较晚的。因此他更强调作为主体的殷商文明对其他地区的传播和影响^[140]。

有些学者提出了存在“双向”或者“多向”交流的可能性。李学勤指出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分期断代，不适合用中原礼器系统作直接的比附。他同时认为某些存在“两种传统”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可能存在双向的交流，必须实事求是地研究各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关系^[141]。陈芳妹提出青铜时代可能存在“多中心但不平衡的发展”的观点^[142]。

有些学者则更为强调中原以外地区青铜礼器的独特性。弗吉尼亚·肯（Virginia Kane）在南方未发现居住遗址及铸造遗址的情况下，根据南方现存的有一定数量的青铜礼乐器的情况，从风格的角度作为切入点提出了南方独立铸造的假说^[143]。高志喜系统地整理了南方出土的商周铜铙及其他青铜器，范围遍及湖南、江西、江苏、浙江以及两广地区，时间从商代中期到晚期，并从器形、用法、纹饰和附饰等方面归纳了“南方特征”^[144]。俞伟超认为，到了殷墟时期，随着商文化势力的全面退缩，许多区域性的青铜中心崛起，当地的文化因素取代商文化因素占据主体^[145]。贝格立提出“区域性的青铜文化的出现与发展”的现象，指出一种毋庸置疑的“区域风格主义”（unarguable stylistic provincialism）在二里冈时期之后出现，并很可能在殷墟之前已经形成^[146]。罗森（Jessica Rawson）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设想。她认为在二里冈之后，开始出现两个平行的发展系统，一支在河南，另一支是中国南方。在这两个系统之间，存在双向的交流。由于南方青铜器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所以它从殷墟借鉴的并不多，而在妇好时期，影响恰恰更多的是从南方传向殷墟^[147]。(www.xing528.com)

二里冈商文化传播的范围很广，在向南方传布的过程中，在长江中游建立了重要的据点——盘龙城。盘龙城青铜器一直被认为与郑州铜器具有相同的特征，刘莉甚至认为其为郑州制造而后输入的^[148]。张昌平则发现两者的细部特征存在差别，并认为这为当地铸造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49]。早在20世纪70年代，贝格立就曾对这个遗址做了详细研究，推测商代早期的文化传播刺激了地方青铜文化的兴起，而在安阳的最早阶段有一个回传的过程^[150]，他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在迄今为止发现的早中商的青铜器中，湖北盘龙城出土的青铜礼器最早使用了分铸法和金属芯撑技术，而这些都是当时中原地区青铜器罕见的^[151]。因此，这个铜器群对于考察商代青铜礼器铸造技术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相对于中原地区深入而持续的工作而言，周边地区特别是南方地区的考古学研究相对薄弱。但已经有很多新的发现和研究在撼动着旧有的观念。比如近年来对南方冶铸遗址和遗物的发现和研究^[152]，以及对于殷墟青铜器中可能来自其他地区的工匠的技术风格的辨识等等^[153]。

但仍旧有许多概念性的问题难于解决，比如，如何界定“南方风格”和“中原风格”？殷墟青铜器所体现出的与其他地区青铜器类似的特征，究竟是一种“共同因素”，还是有异于中原传统的“外来因素”？这些问题的突破还有赖于新的考古发现。此外，对夏商时期各个遗址文化关系的全局性把握将避免可能因过分强调某些观点而导致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