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罗越按照铜器纹饰的变化研究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将青铜器纹饰分为五种样式：Ⅰ式，浅浮雕线条，形制简单，有轻巧感；Ⅱ式，浮雕带纹，形制粗糙、笨重，出现铭文；Ⅲ式，纹饰细密、流畅，比前期更曲线化；Ⅳ式，主题纹饰开始从雷纹之上脱离出来，雷纹成为地纹，二者紧密结合；Ⅴ式，出现浮雕的主题纹饰，突出于地纹之上，地纹可能逐渐消失。这五种纹饰的发展顺序，为人们辨识商代青铜礼器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109]。万家保根据铜器纹饰与铸造工艺的关系，认为存在“范纹→模纹→模范合作纹→雕塑模纹”的制作技法的演化，铸造技法的进步影响了纹饰艺术的演化[110]。
早期由于对商代的整体考古学面貌不清楚，人们提及“殷”时的内涵各有不同，许多时候都是涵盖了整体的商文化。随着田野工作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郑州、辉县等地商文化及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发现，人们开始认识到它们与殷墟的差别。索珀（Soper）通过介绍郑州、辉县等地殷中期文化与偃师二里头殷早期文化（按：时代系索珀所定）中的青铜器及纹饰，分析了商代青铜器的演化[111]。万家保亦在对殷墟铸铜工艺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探讨了商代青铜礼器制作工艺的技术来源与演变[112]。贝格立则从器形、纹饰、铸造工艺综合分析的角度详细地考察了商代青铜器的演变[113]。
随着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土，许多学者发现它们呈现的面貌并不完全相同，应对其进行考古学的分期，来研究时代及对应的历史问题。最早利用类形学对殷墟出土青铜器进行分期研究的是李济[114]。邹衡在此基础上，将殷墟出土的青铜礼器与陶器相结合，将其分为四期七组。这篇论文奠定了对殷墟文化分期断代研究的基础[115]。
随着殷墟发掘的不断深入，大批青铜器持续发现，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断代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截至目前，大概有五、六种观点，其中以张长寿[116]、杨锡璋和杨宝成[117]为代表的“三期说”及以邹衡、郑振香和陈志达[118]为代表的“四期说”最为重要。岳洪彬综述各家，在“四期说”的框架基础上提出了更细的分期[119]。除极个别墓葬所出青铜礼器外，各家对殷墟青铜礼器的早晚序列认识基本一致，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于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四期说”大多是以共出陶器的变化为时间尺度，而“三期说”更强调铜器自身风格和整体特征的演化。笔者则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支持“三期说”，曾从铸型工艺的规范化、分铸法的大量应用及金属芯撑等辅助工艺的应用三方面探讨了殷墟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演进之路[120](www.xing528.com)
目前更多的讨论集中在一些被纳入“一期早段”的青铜器，唐际根指出三家庄出土的铜器同典型殷墟青铜器有较大的差异[121]。陈芳妹从器类、器形、纹饰、制作技术等各方面综合考虑，认为小屯5座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代表了从二里冈到殷墟的过渡阶段[122]；孟宪武指出，三家庄和董王度出土的青铜器早于殷墟阶段[123]，贝格立认为它们属于郑州到安阳的“过渡期”[124]。张昌平等根据从二里冈到殷墟时期青铜器的器形、纹饰及技法的演进，讨论制作技术和装饰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125]。
张光直曾提出妇好墓所代表的时代是殷商王室迁都于殷以后的初期，而以前的殷墟乃是商中期以后即有的一个由贵族统治的城镇或村落网[126]。近年来洹北商城的发现[127]，进一步肯定了安阳存在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阶段，许多学者参与了讨论，认为其可能是盘庚迁殷的最初地点[128]或是河亶甲所居之相[129]。唐际根探讨了中商文化的概念[130]，将其分为三期，将传统认为是殷墟一期早段的青铜礼器划到晚于郑州二里冈上层的中商三期中去[131]。由于二里冈上层与殷墟铜器之间存在较大的缺环，这些“过渡期”铜器的辨识和讨论，将为研究商代青铜礼器的演变序列提供重要的依据。
殷墟末期出现随葬器物明器化和随葬明器高阶化的现象，许多学者探讨了产生这一现象的缘由，认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与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有关[132]。当时锡贵铅廉，那些社会地位不高的贵族和平民，使用规格较低的铅青铜、铅器甚至仿铜陶器来代替贵重的锡青铜礼器[133]；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受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所致。殷代末年人们存在怀疑鬼神的思想，对祭祀不再那样重视，趋于简化，为死者殉葬的器物由质地精良的实用器形逐渐改变为质地简陋的明器[134]。笔者指出，除此而外，由于明器化器物的器形多样化和形制的相对复杂化表明了殷墟青铜器技术应用的发展变化，因此未必意味着某种衰落，而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发展[135]。近年来孝民屯大型铸铜遗址的发现表明，殷墟后期青铜礼器的生产不仅没有衰落，相反其规模还比先前有所扩大[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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