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安阳有大量的熔炼和铸造的遗迹发现，却从未有冶炼的迹象，因此殷墟青铜器矿料的来源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根据古文献记载和现代地质勘探资料，无论安阳、镐京、洛邑及其近畿地区都没有大的铜矿资源。这一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李济、石璋如等提出，一直没有得到破解。这一问题不仅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国古代青铜文化起源地区的种种揣度，另一方面也牵涉到晚商的政治疆域、交通贸易及其文化影响范围等问题。
许多论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原青铜矿料是从南方盛产铜、锡的地区输入的[95]。闻广[96]、天野元之助[97]、石璋如[98]等则都认为北方或中原地区有充足的铜锡储备。但他们的论证缺乏直接的证据。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商周时期铜料之大宗在北方是来自中条山矿区及其以西地带，在南方则主要是产自荆州和扬州地区。从考古发现来看，长江中下游的铜矿带的开发尤胜北方，应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铜料供应基地[99]。张昌平指出：中原力量的南进与中原青铜器铸造量的峰值是不一致的。如果长江中游的确是商人铜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的话，则商王朝在殷墟时期获取资源的方式是值得探究的[100]。
利用铅同位素比值探寻商周青铜器矿料来源的工作在国内始自20世纪80年代。金正耀检测殷墟妇好墓所出的青铜试样12件，发现其中有5件的同位素比值与铜绿山所出古代炼渣、铜锭、矿石等相近且铅含量低于2%，他认为这些铜料可能来自铜绿山；而另有4件的数据接近云南永善金沙，这种铅料是一种特殊铅（高放射成因铅）[101]。
迄今为止，金正耀等学者已分析过178件殷墟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他认为殷墟一期和二期是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金属矿料的大量使用期，第三期是衰减期，而第四期则是停止使用期[102]。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金属矿料在二里冈下层时期开始出现，到二里冈上层时期已开始大量使用[103]。因此，金正耀推测商代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有过一条联结西南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矿产资源地与华北平原商都铜器生产地的“青铜之路”[104]。(www.xing528.com)
但是，这些基于铅同位素分析之上的结论并没有很多的考古学证据。同时，铅同位素分析的数据是一个混合的结果，应该辨析它代表的是锡料来源、铜料来源还是铅料来源。当铅含量较高的时候，这个数据表示的就是铅矿的来源，反之，主要代表铜矿的来源。由于中国矿产资源的资料并不完全，铅同位素比值所能提供的信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器物和原料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也值得深入探讨，不能凭个别数据轻易地下结论[105]。因此，关于殷墟时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的研究，需要很多的基础工作，目前得到明确的结论为时尚早。最近殷墟出土了大批含铜的铅锭[106]，也许会促进这个问题的研究进展。
刘建宇等对陕北地区出土的17件商代晚期容器、工具、兵器，以及安阳殷墟13座墓葬出土的45件工具、兵器、车马器的锈蚀产物样品进行了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研究表明，陕北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器中有数量较多的北方系青铜器使用了高放射性成因铅矿料，而殷墟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中高放射性成因铅器物也占有较大比例，这或许表明安阳本地有仿制北方系青铜器的生产活动存在，而陕北出土的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北方系青铜器有可能是在安阳制作后又传入陕北的，也有可能是供应安阳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矿料输入了陕北，在陕北本地制作了这些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器物。可见，陕北与中原地区之间不但有青铜器成品的传播，还可能存在金属矿料的流通[10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