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殷墟青铜器技术的新颖方法研究

华觉明

中国曾经历了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青铜冶铸技术在其间的重要性是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古代文明可以比拟的。使用“块范法”铸造青铜礼器是中国先秦时代金属技术极为突出的特点，是中国古代先民们伟大的发明创造。我在主编《中国三十大发明》的时候，也指出青铜冶铸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克利尔曾说过：“即使把美国和欧洲第一流的匠师集合到一起，并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也很难做得比商周青铜器更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商周青铜器是如何制作的这一问题，研究并不充分。一方面是因为材料的局限，另一方面是因为方法的局限。近些年来，我很欣慰地看到，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大量的商周时期冶铸遗址的发现，以及各种新技术手段的使用，使得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巨大的进步，而刘煜和合作者对殷墟青铜礼器铸造技术的研究，无疑是其中非常突出的。

研究商周青铜器铸造技术应以陶范铸造为基点，因为它不但是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的主流，而且无论铜范、铁范以至失蜡法都是从陶范铸造中产生的，不理解陶范铸造就无法了解其他铸造方法的由来和发展。而青铜礼器系列于殷墟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是随着该时期青铜冶铸业的兴盛、陶范铸造技术臻于成熟而出现的。因此，殷墟时期是研究陶范铸造技术的关键。由此上溯早商下探西周以至战国，整个商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就有了头绪。

作为晚商都城的安阳殷墟遗址，不仅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祥地，更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遗址。迄今已有逾2000件青铜礼器出土，传出这里的青铜器遍布世界各大博物馆，更有多个大型的铸铜遗址，包括近年来极其引人注目的孝民屯铸铜遗址和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的发现，出土数十万块陶范等铸造遗物及反映生产流程、布局、组织的遗迹现象，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的不二之选。但迄今为止，对殷墟青铜器技术研究专论的缺乏，是与殷墟在中原地区文明格局中的地位、殷墟青铜器制作技术在中国金属史中的地位不相称的。刘煜研究专著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书中完整地复原了殷墟青铜礼器铸造的工艺流程，指出这一时期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非常复杂，是制陶和铸铜两种技术体系的完美配合，其中造型材料的选择和制备，铸型的设计、制作、干燥、装配，合金的熔炼及配制、铸后加工等等环节，无不凝结着先民令人惊叹的创造力，复杂的器物背后体现出“化整为零、执简驭繁”的技术思想。(www.xing528.com)

除此而外，技术的传播过程更值得深思。青铜礼器以陶寺铜铃为滥觞，从二里头三期开始成组出现，经二里冈期而至殷墟时期，分布范围渐趋辽阔，北达辽宁，东抵山东，西南及于四川，西北到达鄂尔多斯高原，南至广东。在晚商时期，有老牛坡、灵石、山西石楼、益都苏埠屯、前掌大、新干大洋洲、广汉三星堆等殷墟以外商代青铜器大量出土。这些青铜礼器或表现出与殷墟青铜礼器较为近似的形态，或与之有较大的区别。陶范铸造技术创造和发展的过程，也是技术的交流传播和交互影响的过程，如何梳理，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但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技术从稚拙走向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一项工艺措施的改进和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社会需求有着内在的联系，更不能忽视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殷墟青铜礼器冶铸技术的发展也不例外。书中指出，在这个承传有序的序列里，如果说二里头时期奠定了青铜器陶范铸造的方向，商代二里冈期构建了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大体框架，那么殷墟时期就是将这一工艺传统进一步发展和推向成熟的阶段，这是一个创造和继承的过程。殷墟青铜器复杂多变的造型和繁丽多彩的装饰所体现的高超的铸造工艺，并不是简单地线性传承的结果，而有赖于商代中后期的技术传播和文化交流。来自其他地区的某些要素，激发了制作者的灵感和创造性，以变换和融合的面貌出现在青铜礼器的制作中，并由于拥有卓越技能的工匠们世守其业，保证了技艺的传承。

殷墟冶铸业的组织管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本书进行了可贵的探讨，但是仍旧有大量猜测的部分。也许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日后更多新的发现和更深入的工作。此外，晚商时期殷墟之外不同地区有大量青铜器出土，最近也有不少铸铜遗址发现，它们与殷墟青铜器制作技术的异同，不同地区冶铸业的关联究竟如何，关于这些方面着墨太少，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006年刘煜博士毕业，现在已经过去了12年，这些年她和合作者的工作大大丰富了本书的内容，我认为这本书掀开了殷墟青铜器制作和生产研究的新篇章，我愿意推荐此书。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