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瓷器在日本的广泛传播

宋朝政府对与海外各国开展贸易带来利益的认识超过唐朝。宋王朝开国之初就很重视海外贸易，设立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这个举措，使瓷器对外销售规范化、经常化。开宝四年（971），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后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明州、杭州、泉州设立市舶司。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榷易署。

除设立这些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衙门机构以外，还派皇帝身边的人物（如内侍），拿着公函（敕书）、金帛等贵重物品到南海诸蕃国去招揽生意，有的还带着空头诏书，到了某国后再填写，将金帛等贵重礼品赏赐蕃国首领，并买回当地的香料、龙脑、犀牙、珍珠等宝货。这些主动措施对促进中外贸易活动的开展，特别对瓷器的输出十分有益。

宋高宗赵构在绍兴七年（1137）下令说：市舶（指海上贸易）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绍兴十六年（1146）又下令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德化博物馆馆藏“南海一号”出水瓷器

宋政府为开展海上贸易，授官以商，提拔一些既有经验又能干的商人来管理此事。就是一般商人，只要他积极经商，能招诱外商来作生意，就可以根据他向政府抽解的货物、收息的多少补官，甚至大食（阿拉伯）商人也可以给官做。

如大食商人罗辛贩乳香30万缗，中国商队首领（叫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98万缗，他们都得到一个官位，叫承信郎。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十分能干，既会经商又会管理，宋朝政府任命他作泉州市舶司提举，在他的经营下把泉州的海外贸易搞得十分兴旺。直到蒙古人打过来，元朝政府统治泉州后，不但不杀他，反而让他继续主管市舶司的海外贸易工作。

在这种背景下，宋代瓷窑手工业作坊的建立，很注重交通线的选择，尤其沿海港口城市的周围，只要有生产瓷器的原料，或有河流直接间接通往海港城市的地方，都有规模相当大的作坊群出现，生产艺术风格相似的产品，形成巨大的瓷窑体系，这是唐代所没有的。

宋朝的广州、潮州、明州、泉州、温州等城市蓬勃发展，龙泉窑、金华窑、西村窑、潮州窑、德化窑、建窑、景德镇湖田窑、同安窑等窑系的布局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沿海像一把打开的扇子，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镶在弧形的海岸线上，它们的周围瓷窑群形成较大的规模，如德化窑系、潮州窑系、西村窑系就是这个时期兴起来的。

龙泉窑不在海边，但通过瓯江很容易到温州和明州（宁波）。景德镇在扇柄上，其他各窑在扇骨上，通过陆路和水路到港口城市出海并不困难。

南宋理宗时的赵汝适写了一本《诸蕃志》，他是福建路市舶司提举，了解海外通商情况，亲自向诸胡贾（外商）询问调查，写出这本书。他了解到有56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外商到中国来购买货物，其中购有瓷器的，据赵汝适记录就有15个国家和地区。按南海地名考察，赵汝适书中所列国名地名，包括今天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实际宋朝瓷器的输出远远不止这些地区，如销售宋朝瓷器很多的日本、朝鲜、埃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阿富汗、伊朗等国家就没有提到。

中国瓷器传到日本时间很早，宋代输入日本瓷器更多。发现宋瓷的地点几乎遍及日本各地。日本九州、四国到冲绳和沿海岛屿，尤其福冈地下铁工程，考古工作者一批又一批地清理出中国宋代瓷器残片。

这些瓷器遗留物水平有高有低，相当多的是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瓷窑产品，如福建泉州在海边的磁灶窑，该窑产品粗糙、坚硬，有的施釉下褐彩。

绘瓷技法颇有北方磁州窑的风格，也就是用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技巧，画出福建热带风光的宽叶植物花卉，施灰青釉。

和宋代名窑相比水平不高，可能价格低廉，此外还有磁灶窑生产很多的绿釉陶质器物。来自北方南方各地的黑釉瓷碗、杯、罐，同类器物还有褐黑釉、酱色釉、低温铅釉作品。

这些瓷器有的是广东、安徽、浙江的产品，有的是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的产品。水平比较高的有福建德化窑、建阳窑、同安窑、景德镇湖田窑及其周围的瓷窑产品。同安窑的划花篦点纹青瓷，日本学者称为“珠光青瓷”。

日本各地出土数量又多、质量又好的中国瓷器，要数景德镇湖田窑及其周围地区，如赣州的七里镇窑的产品、龙泉窑产品。

景德镇的青白瓷有碗、盘、杯、碟、盒子、瓶、注壶，龙泉青瓷主要是碗、盘、瓶、罐一类器物。还有一种在中国境内看不到的器物，就是经筒，有的制作精细，器形为修长的直筒形，器身上有流畅的刻花和划花，花纹多是莲花，下有座，上有各种形式的盖。

哥窑青釉鱼耳炉（宋）

至今，这种经筒在中国各地墓葬或文化遗址都没有出土，经筒可能是来宋的日本人订烧的。与经筒同时出土的有品质优良的青白瓷盒子、盖罐、碟、盆、水注等器物，这些器物规格都很小。这些数不清的发现说明宋瓷输入日本的数量很大，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

巴基斯坦是中国的近邻，是我国唐宋以来海上贸易的一条重要交通要道。经过它，船只可以到达南亚、西亚诸国。

宋瓷在该国重要商业贸易城市，或出海港口城市遗留很多，有的是转运时破损后遗留下来，有的是当地人买去在生活使用中打破后遗留下来的。

在布拉明纳巴德遗址，该城市在7—11世纪时是印度河流域重要的商业中心，公元11世纪初期发生地震，大地震将该城毁灭。经英国考古学家进行考古发掘，出土有唐朝、宋朝的青瓷、白瓷和褐釉瓷器等生活用具残片。

巴克遗址，是马库兰山区柯尔瓦地区一个古代文化遗址，20世纪20年代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在这个遗址发现北宋初期青白瓷残片。

在卡拉奇和达塔这两个古代经济发达城市之间，有一个著名的古文化遗址叫巴博，巴基斯坦考古学家从1950年开始系统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考古报告说，在巴博山区的丘陵地上，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中国9世纪至12世纪初期的瓷片。

最引人注目的是10世纪的越窑青瓷，有的品质很高，有精细的线刻花纹装饰。那种以浮雕手法刻出莲瓣花纹的青白瓷可能来自广东潮州窑，还有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青瓷在宋元时期在外销瓷中占重要地位，巴博遗址也发现了高品质的龙泉青瓷。

斯里兰卡。一个美丽富饶的岛国，印度洋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有悠久的文化，与印度隔着一个保克海峡，是中国海船驶往阿拉伯地区的必经之地。

贾夫纳半岛是过往海船停泊之处，也是中国陶瓷等商品的一个转运站，这里的古代遗址出土了成千上万的唐代越窑、长沙窑、广东地区的青瓷、青瓷釉下彩瓷器，北方邢窑、曲阳窑、巩县窑的白瓷和三彩釉陶。宋朝瓷器输入不会少于唐代。

南宋赵汝适《诸蕃志》“细蓝”条上说“番商博易用瓷器等为货。”在贾夫纳半岛、希格里、波隆那努瓦纳等古代文化遗址，发现有长沙窑青瓷、福建德化窑白瓷、青白瓷、龙泉窑青瓷。

东南亚，几乎每个国家都出土宋瓷，宋代陶瓷工艺的影响随处可见。如泰国的宋胡禄器，受宋金磁州窑系统红绿彩工艺的影响而发展起来。

越南各地出土中国宋代瓷器更多，特别是龙泉青瓷深受越南人的喜爱。越南本土发展起来的制瓷手工业，主要学习龙泉青瓷，制造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碗、盘、碟、罐等。不但器形学龙泉，刻花、划花、花纹内容都学龙泉，很多作品要仔细鉴别才能把中国龙泉青瓷和越南青瓷区分开。可以说中国龙泉青瓷生产什么东西，不久越南窑工就能制作出什么器形来。

马来西亚出土宋朝瓷器数量很多，这些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青瓷、德化窑的白瓷、青白瓷，广东福建等地的青瓷、青白瓷，福建、江西和北方河北、河南的白釉黑花瓷、黑瓷。

广东、福建的著名瓷窑如潮州窑、西村窑、泉州东门窑、磁灶窑的青瓷、青白瓷、灰青釉釉下彩瓷和仿磁州窑的瓷器。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几十年来在圣土邦、桑吉布亚、桑吉加昂、尼亚大窟等地发掘的瓷器碎片近百万片。数量最大的是各类青白瓷、青瓷，龙泉青瓷和福建地区的青瓷数量也很大，还有黑瓷和白釉、灰青釉黑花瓷器。器物有碗、盘、碟、盒、洗、壶、瓶、罐等。

布吉巴土林登遗址在马来西亚的莫尔包河河口的南边，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发掘，出土的瓷器有印花的青白瓷，质量上乘，有的产自景德镇及其周围地区，有的产自福建德化窑。

文莱，在加里曼丹岛北部，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接壤，20世纪50年代初在著名古都遗址柯达巴都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来自中国南方的青瓷，根据发掘者描写的特征，如青瓷器圈足露胎的地方呈米红色，米红色就是中国陶瓷研究家们称的火石红、黄衣子。有这种特征的瓷器龙泉青瓷最优秀，在海外发现也最多。(www.xing528.com)

另外，福建泉州的东门窑学习龙泉青瓷的风格，生产一种胎体较粗厚的青瓷，当地人称为土龙泉，器物底足露胎的地方也有火石红现象。其他还有青白瓷，有的还有刻花装饰，产品可能来自景德镇或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瓷窑，有磁州窑风格的黑釉，而深褐釉瓷器则可能来自福建泉州的磁灶窑。

菲律宾是中国的近邻，由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很早以来就是中国海外贸易的必经之地、货物销售场所和转运站，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提到贸易通商的地点有菲律宾群岛（三屿）、民都洛岛（麻逸）、巴拉望岛（巴姥酉）、布桑加或巴郎牙（就是《诸蕃志》上说的巴吉弄）、巴布延岛（白蒲延）、波利略岛（蒲里鲁）等。

菲律宾出土的中国陶瓷难以计数，而且时至今日还在不断出土，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正在进行系统的研究，已经出版了专著，介绍菲律宾出土的宋元瓷器。

菲律宾出土宋瓷以龙泉青瓷为多，还有一些青瓷质地较粗，釉色青绿发黄，以粗犷而流畅的线条刻出缠枝莲花、卷枝纹，有的加篦点纹。这些瓷器是福建和广东沿海瓷窑，如潮州窑、西村窑、同安窑、南安窑的产品。宋代越窑、金华婺州窑产品出现得相当多。

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越窑青瓷荷花口碗、刻飞凤纹、水波龙纹青瓷盘，同安窑划花篦纹青瓷碗、龙泉青瓷莲瓣碗、罐，耀州窑印缠枝花纹碗、飞凤纹盘，景德镇青白瓷碗、盘，磁州窑系白瓷刻花碗等。

在非洲东部和北部一些重要文化遗址，宋瓷的出土数量相当可观。

龙泉青瓷这种艺术水平很高的瓷窑，可能还生产一些专门销往非洲的瓷器，例如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一些制作精良的青瓷罐、瓶等作品，而埃及陶瓷生产中有许多龙泉青瓷的仿制品，有的是低温釉陶，都是碗、盘、碟类日常生活用具，说明了埃及人对龙泉青瓷的爱好。

宋与所有周边政权，都存在贸易关系，如宋辽之间置榷场，各售对方所需之物，每岁交易额数十万贯，与金、夏之间，亦置榷场互市。

然而宋代与境外的经济交流，因西北疆域较之唐以前大幅退缩，传统的丝绸之路，已在其控制之外。另外，由于经济重心之南移——尤其向东南移动，对外贸易亦需随其腹地之迁移而转变方向、通道。故而宋代贸易最盛者，是东面海港的对外贸易。

宋朝的海外贸易，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陶瓷出口到津巴布韦，贸易港口的分布，深刻揭示了宋初统一的意义。

几乎所有的港口都分布在了五代时南方的割据政权的属地里。两浙以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市）为最主要港口，其次为温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市）、江阴军。福建以泉州为主，其次则福州、漳州。两广则以广州为首要港口，以钦州、潮州、琼州（今海南海口南）为辅。这些港口在唐代已有相当好的基础，在十国时期，又于割据者手中续有发展，带来可观的收益。宋统一之后所获得的这些优良港口，其各方面的条件是北方原有的以密州（今山东诸城市）、登州（今山东蓬莱市）为主的港口体系所不能比拟的。

入宋以后，东南诸港总体的成长趋势不变，但相互之间的地位却有起落。全国范围内，统一之初，全国最大的三个港口为杭州、明州、广州。其中广州贸易额最高，杭州因更接近核心地区，地位最为重要。泉州逐渐崛起，至南宋贸易额已超越广州，成为全国第一大港。

两浙路诸港之间的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杭州的重要性不断下降，秀州华亭县的青龙港一度发展迅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因航道的淤塞，来秀州的蕃舶交易移往上海港，其连续的发展过程被打断，而明州港则保持良好的上升趋势，北宋后期，成为对日本、高丽贸易的唯一指定港口，南宋时已稳居两浙诸港之首。

南宋后期，全国最重要的港口，已变成明州、泉州、广州，分居沿海诸港的北、中、南部，依托本路其他港口，形成更合理的布局，使海外贸易得以持续发展。

唐、宋政府一贯对海外贸易抱支持的态度，因其中有利可图。而相比之下，宋代对海外贸易的管理要严格得多。

在蕃舶云集的最主要港口，从宋太宗朝始置市舶司，作为颁发贸易凭证和抽税的负责机构。在次一级港口，则驻有市舶司的派出机构市舶务。

有了专门机构之后，政府对舶来品的管理，可以达到很细致的程度。按照货物的类型，有不同的抽税比例，少则十几分之一，多则十分之二甚至十分之四。对某些货物，实行政府专卖，比如犀象珠玉、牛皮筋角、高级香料，政府将其中部分变卖与商家，许其在境内贩售。经抽税及专卖，政府岁入可达数十万至百余万贯，收入最高时，达到全国岁入总数的百分之三。

为保证海上贸易有序进行，并维持政府对贸易的控制，政府又于沿海设巡检司，以缉捕海盗、迎送商船、查禁走私。

海上贸易对民间的影响，可从两方面来看。

从社会习俗看，舶来品中最主要的是香料，使宋人形成了使用香料的习惯，尤其在城市中，中产之家多用之，文人贵戚尤其有此嗜好。或祭奠礼佛，或和入食物，或用以清心养神，或用以熏染衣被。

北宋时，政府一年从市舶务抽取三十万贯到七十万贯，大多是以香料为主的实物。依百分之十的税率，大约每年会有价值数百万贯的香料在市面流行。下等四贯一斤，上等的笃褥香，每两三十贯至八十贯之间，但上不设限。某海商携二钱龙涎香至开封，开价三十万贯卖与宫中。

青釉双耳罐（唐）

《清明上河图》中将一个香药铺置于最显眼之处，可清晰地看到“刘家上色沉檀拣香”的店招。而《东京梦华录》谈起马行街的香药铺席，就用“不欲遍记”一句带过，说明香药铺席实在太多，记不胜记。若从进口商品的角度来看，宋代的海外贸易，称之为“香料贸易”，并不为过。

若从产业角度来看，首先自然是港口附近大量人群从事海外贸易。正史中较少相关记载，但在宋人留下的文集与笔记小说中，颇多因海外贸易而致巨富的例子，甚至说“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

其次则是由泛海贸易直接促成造船业的发展。与唐代不同的是，由中国诸港口经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洋、红海的航道，至宋代已是中国船只占据首要地位。这不仅反映中国商人的贸易热情，也取决于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达。

宋船甲板平整，底尖如刃，采用贯通首尾的龙骨支撑整个船身，船只的吃水量和坚固程度远胜于波斯、阿拉伯船。宋船又率先应用隔舱设计，极大提高了船只的抗沉性。宋船普遍使用指南针，使其对航路的控制，远非它国船只可比。而其形制极为庞大，普通船只载重上百吨，如在广州海域发现的南宋船只“南海一号”，排水量达六百吨，载重约八百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船。

对海船的大量需求，推动了沿海造船业的发达。当时福州所造船（“福船”），因使用木材坚致、船形庞大坚固，声誉卓著。

再次，则是生产主要出口产品的行业，陶瓷业。在近海路空前发达。两广、福建、两浙宋代窑址数百，年产瓷器数亿件，有很大一部分供应出口。尤其是福建路，上百个窑址的出现，与泉州港的兴起同步，改变了一路的产业结构。瓷器、丝织品、茶叶，构成了宋代主要的出口产品。

这些货物尤其是瓷器，在航路所及的各个地区，受到普遍欢迎。故而，不仅是东南亚地区，远至东非，都是宋代瓷器的市场。东非沿海肯尼亚、坦桑尼亚地区一直有宋瓷的大量发现，甚至在非洲内陆的津巴布韦，亦有出土。宋人的产品，在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海域拥宋作为当时铸钱最多的国家，在国内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货币体系，高丽、日本、交趾等国，因受本国铸币水平所限，希望获得大量宋钱，行用于国内。但钱的大量流出，致使宋本国的货币体系受到扰乱，市面流通铜钱减少，尤其在南宋，更会导致某些地区的市面只见纸币而缺乏铜钱，从而导致纸币贬值。

因此，宋一直禁止铜钱流出，甚至立下法令，对私带铜钱出境者予以重罚，沿海的巡检司也以检查出海船只是否携带超额铜钱出境为重要职责，但显然收效有限。

至于进口货物，除香料以外，尚有药材、犀象、珠玉等，大多产于东南亚和西亚。除了某些战略物资如硫黄、牛皮筋角等，对于宋来说，并无国内缺乏的大宗必需物资若粮食、其他食品、纺织品等。

也曾有人提出，通过海外贸易，宋所获的物资几乎无关国计民生者，市舶司或可取消，海外贸易或可不必鼓励。

然而这不仅关涉到百万贯以上的收入，也会影响社会对进口香料和药物的消费依赖，故未被采纳。但这个提法，确实反映了海外贸易再难在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国际分工基本未产生，海外亦难觅有大量商品化的基本物资的产地。

作为供给方，中国能够提供的产品固有很大发展潜力，但作为接受方，能从海外得到的物资，种类并不多，长期入超，难以为继。宋之海外贸易固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受当时世界环境的限制，终使其无法在经济总量中占更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