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化县蕴藏着丰富的优质高岭土和林木资源，这是德化陶瓷业发达的物质基础。德化瓷器是我国南方历史悠久、工艺独特的名产品之一。
《德化县志》（乾隆版）把瓷器列为“货之属”首位，摘录如下：“泥产山中，穴而伐之，绠而出之，碓舂细滑，入水飞澄，淘净石渣，倾于石井，以漉其水，乃砖埴为器，烈火煅烧，厚则绽裂，薄则苦窳。瓮、罐、瓿，洁白可爱……”
德化的古陶瓷产品，质量优良，技术精湛，造型美观，在国内外具有较好的影响。宋元以来远销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赢得各国人民的赞誉。
泉州地区文物考古工作者从1953年起，对古窑址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至1974年已发现的古窑址达440多处（含莆田、仙游、同安三县），以德化县为最多，共185处，其中宋元时期有33处，分布在城郊的浔中镇、盖德乡、三班乡的岭头和桥内、葛坑乡的湖头、上涌乡、汤头乡等地；最集中的是在浔中、盖德、三班三个地方。
荷口瓶（南宋）
据1989年出版的《瓷都德化·德化窑址》介绍：“已发现宋元明清至民国古瓷窑址共213处，古陶窑址6处。且其中有90多处窑址的出土标本，在国外已发现有这种产品，窑址之多，分布之广，冠于全省，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福建省博物馆的收藏品中，“明代德化瓷传世品有160余件，品种有炉、杯、觚、瓶、壶、碗、盘、碟、洗、灯、坐狮、狮纽印章及人物塑像等。其中以白釉杯及白釉炉居多，人物、瓶、盘等次之”。该馆收藏的人物塑像，“有观音坐像、十八手准提坐像、达摩立像、三宝立像、如来坐像、太白坐像、关羽坐像、圣母坐像，及署有‘何朝宗’款的观音立像等10多件。其中以十八手准提坐像、达摩立像为典型作品；而何朝宗所塑的观音立像，尤为珍贵”。这些馆藏瓷器，“在德化的屈斗宫、祖龙宫、后窑、岭兜、桐岭、窑垅山、洞上等窑址有出土，流传在各国博物馆和私人手中的德化瓷窑产品，也有不少如同上述器物”。
德化窑白釉刘海戏金蟾像（清）
《瓷都德化·珍稀古瓷》载：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珍藏着何朝宗雕制的渡海观音立像，仪态端庄慈祥，一足踩着莲花，另一足被浪花掩盖，显示出凌波跨海之势；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何朝宗雕制达摩立像，妙相庄严传神，衣纹随风飘拂，赤足踏着巨浪，再现了达摩过江过海的神姿。北京故宫博物院还珍藏着明代德化的白釉瓷箫和刻玉兰纹尊各一件。这些都是德化窑传世品中少见的精品。
德化早期的产品属青瓷，逐步发展为青白釉瓷（又称影青瓷）、白釉瓷，质量和制作技术代有提高，明人编的《安平志》中就有“白瓷出德化，元时上供”的记载。到了明代，便提高为“建白瓷”，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象牙白”。成为中国白瓷的代表作。德化县堪称“福建瓷都”。蔡尚思在《瓷都德化·序》中写道：“中国称为瓷都的有三个：一指江西景德镇，一指湖南醴陵，一指福建德化。德化在瓷都中有其特殊地位。”
瓷器是古泉州港三大出口商品之一。
冯先铭在《中国陶瓷考古概论》指出：福建、广东等地发现的古窑址，以宋元时期较多。福建的晋江、安溪、德化和广东的广州、潮州等县市，发现了大量宋元古窑。“这些瓷窑烧制的瓷器，在国内流传极少，而在东亚、东南亚不少国家都屡有发现，表明了这些瓷窑是专为适应瓷器外销而创设的。”
1976年在韩国新安海域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沉船，船舱内出土的瓷器有1.5万多件，其中有一些黑褐色釉敞口小碗，经考古工作者鉴定，是德化窑的产品，这是一艘经朝鲜至日本的贸易船，可见当时中国瓷器外销日本的很多。
德化窑方鼎（明）
在国外被馆藏的德化瓷器颇多，如日本东京博物馆出版的《日本出土的中国瓷器》介绍：松川、山口、香川等地出土的“白磁盒子”，都是泉州德化、安溪、永春等地窑址中常见的器物。
又如沙捞越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瓷片有100多万片，其中有德化的军持、仰覆莲花瓣纹小瓶、德化盖德和安溪的印纹盒子、折沿刻花大盘等。再如菲律宾有个瓷器收藏家，收藏中国瓷器100多件，其中有不少是德化的军持和盒子。
德化盖德窑1976年出土器物中，以碗、粉盒、军持为主，釉色以影青为主，有部分自釉、黑釉瓷，产品在东南亚国家都有发现，菲律宾出土的盖碗、粉盒、军持、小瓶和该窑的产品相似。
同年，福建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德化屈斗宫宋末元初窑址中，发掘出大量高足杯、粉盒、军持、壶、花瓶、墩子式碗、折腹弦纹碗、直道纹洗等具有元代作风和特点的标本，共7000多件，它们分别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等地出土过。菲律宾出土的瓷壶、瓷瓶和粉盒，与屈斗宫出土物基本相符；东爪哇出土的一件军持，与屈斗宫器物也完全相同，盖德窑和屈斗宫窑出土的标本，有的釉彩明丽，造型美观，花纹繁多；有的写有文字；有的刻着蒙古人头像等，真是绚丽多彩，显示出宋元时期德化高超的制瓷技术。
关于宋元时期德化生产的瓷器，大量是运销海外的，中外史学界和考古界早有论证，摘要引录如下：
冯先铭在《中国陶瓷考古概论》中写道“德化窑盒子，在东南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均有发现。”
叶文程整理的《中国古代外销陶瓷学术讨论会纪要》指出：德化的外销瓷器主要是宋元之际，盖德窑出土的青白釉云纹军持、青黄釉云纹军持、青白釉盖碗、青白釉瓶，以及各种纹饰的盒、盘、青白釉划花大碗等，在西沙群岛的全富岛上也有发现。这些器物的年代，有的属南宋，有的早至北宋。由此可见，德化窑瓷器早在北宋就开始外销了。
在德化已发现的与外销有关的古窑址有“碗坪仑、屈斗宫、家春岭、岭兜窑、石排格窑、石坊窑、宝寮格窑、大垅口窑、内坂窑、桐岭窑、岭头窑、水尾窑、坎脚窑、溪碧窑和尾林窑等48处”。
德化现代陶瓷艺术品
元代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下他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经泉州回国时的见闻说：“迪云州（即德化）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购价甚贱”；“此城之中，瓷市甚多，物搦齐亚钱一枚，不难购取八盘”。
比马可·波罗晚半个世纪来华的北非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到过泉州。他所著《伊本·白图泰游记》历述沿途见闻，其中《中国瓷器》）专题写道：“至于中国瓷器，则只在刺桐和隋尼克兰城（即广州）制造。”该文在简述瓷器制作过程之后又指出：“这种瓷器运销印度等地区，直至我国马格里布（即摩洛哥）。这是瓷器种类中最美好的。”——该文虽没有直接提及德化，但可以确认是包括德化的产品。
泉州瓷器外销以德化的产品为最多。
据陈万里在《调查闽南古代窑址小记》载：1957年在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南部曾发现我国输出的白瓷盒，经鉴定是宋代德化窑的产品。1959年在斯里兰卡的亚拉虎瓦地方，曾出土宋代德化窑烧制的瓷碗2只。1964年以来，在菲律宾遗址或墓葬中，就发现了数千件较完整或可以复原的德化窑瓷器，其中尤以马尼拉安娜湖南端的内湖、民都洛的加莱拉港等遗址最为集中。而在印尼全境，都发现中国的青瓷器，其中就有德化瓷器。(www.xing528.com)
德化瓷器在西里伯斯湖和爪哇，也出土了不少；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沙捞越地区，也曾发现过大批德化窑瓷器。
德化古陶瓷外销，不仅历史悠久，销售量多面广；而且对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多种类型的出口瓷器中，军持更是专为外销而生产的，也更具有代表性。
“军持”一词是从印度佛经翻译过来的，是僧人游方时，贮水以备饮用及净手等。晋代往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法显，在所著《佛国记》中就提到“军持”，可见僧人使用军持已有悠久的历史。
韩槐准在《军持之研究》中指出：不仅僧人随身携带军持，“凡船中搭客，或者每人至少应当携带一个，以为船主每日分配淡水之用，因淡水为长途航海者之生命线”。
军持在国外发现的资料，数量较多，主要是宋元德化窑的产品。在德化县古窑址普查中，都有这类产品的发现。据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介绍：在印尼雅加达博物馆陈列的军持，有一部分是德化盖德碗坪仑的产品；东爪哇出土的一件折腹缠枝花纹的军持，是德化窑的产品；在菲律宾古代文化遗址和墓葬中，都曾发现德化生产的军持。
随着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军持的需要量也日益增多。
公元8世纪以后，东南亚各国人民开始从尊奉佛教转向信奉回教，韩槐准在《军持之研究》中又指出：“南洋当地人自从信奉回教之后，对于传统习惯应用之军持，需要尤多……除日常拜功当备此类水壶为小净之用外，同时古代到天方朝觐之最大庆典时，亦当备此类水壶一个或数个，以为搭船时船主配给淡水之用。及到天方，依例行朝觐之礼，吻天手之玄石，谒穆罕默德之陵墓后，至将归时，当以所携带之水壶，汲默加阿必渗渗井之泉……马来人称为圣水……馈赠亲友，以备家用。”
宋元明时期德化窑大量生产和外销军持，对当时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着促进作用。如今，南洋许多国家以及欧美等地博物馆或私人收藏着的军持，更成为当年中外友好关系的实物见证。
1974年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出土物中，有两件陶质军持。
韩槐准在《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中，对这两件陶质军持做了考证。他根据宋代泉州制瓷业发展很快，细瓷粗瓷产量都很大，人们早就不做软陶生活用具了，便不可能用它作出口货物，只有东南亚土著居民的制陶业才生产。这一带当时尚没有制瓷业，只有制陶业。而且宋船出土的这两件陶质军持肩部刻的是锥刺纹饰，锥刺图案也是福建所没有的。这是南洋土著最喜欢的一种纹饰。这就说明这两件陶质军持，可能是从南洋随船带回的。
在我国瓷质军持大量外销的同时，海外的陶质军持也流入我国，这就显示了我国和南洋各国在生活用品上的一种交流活动，早在宋代就已开始了。
元末至明代，泉州港出现官办海外贸易衰落，民间商人“走私”频繁的新变化。德化的陶瓷器仍大量生产和外销，生产的品种和制作技术，更比前代有所提高。特别是德化创造了“建白瓷”，又称“猪油白”或“象牙白”，是制瓷技术的一大创新。
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就有“德化窑在宋代开始烧制白釉器物，到了明代已烧成象牙白，瓷质光泽，温润如玉”的评价。这种釉色晶莹，胎薄质坚，白润似玉的建白瓷，名扬国内外，被欧洲人誉称为“中国瓷器之上品”。
明代德化瓷雕名师何朝宗（又名何来，浔中镇隆泰村后所人），塑造过大量瓷观音等佛像，以造型美观，神态生动，衣褶清晰，栩栩如生。加以釉色白润，质地坚韧而名扬天下，受到国内外博物馆或收藏家的珍藏，有“天下共宝之”的美誉。
据《瓷都德化·德化瓷雕》介绍：继何朝宗之后，德化的瓷雕名师辈出。明代有张寿山、林朝景、陈伟，清代有何朝春、邓想、许容，清末民初有游长子、苏善、苏学金、许友义及其弟友观、友甄，在当代还有苏勤明、许文君、陈其泰等人。他们继承何朝宗的技法和风格，并有所创新，相继成为一代名瓷雕师；其中许友义三兄弟雕制的、现存仙游县龙纪寺的“五百罗汉”，堪称中外古今仅有的瓷雕群像杰作，是宝贵的艺术珍品。
明代泉州私商贸易很活跃，许多德化的外销瓷器转从漳州月港运往海外，张燮的《东西洋考》就有“德化瓷从月港出口者，为数极多”的记载。明末清初，月港衰落，厦门港盛兴，德化瓷器转从厦门外销。特别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正式在厦门设海关，由户部派员“榷征闽海关税务”之后，德化瓷器更大量由厦门出口。这就是说，尽管在泉州港转入衰落时期，德化瓷仍大量生产和外销。据庄为玑《德化白瓷的窑口与港口问题》记载：“清朝盛时，德化瓷工多至二万五千人，特别是德化窑向美术瓷方向发展，则德化瓷更向高级艺术瓷发展愈是步入青云，名扬四海了。”
外销瓷中的碗、碟、瓶、盘、杯等饮食用具，也发挥着改善海外诸国人们生活习俗的作用。
在我国瓷器输入之前，南洋许多国家人们的饮食大多不用器皿的，《诸蕃志》对此就有所记述，如“登流眉（今马来半岛）”条记载：“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起筋，掬而食之”；“苏吉丹（今属印尼）”条载：“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从事，食已则弃之”；“渤泥（今文莱）”条载：“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食毕则弃之”；“波斯”条也记载只有国王饮食，才“盛以瓷器，掬而之舀之”。由此可见当时从我国输入的实用饮食陶瓷器，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而争相购买，从而增强了中外人民的友谊。
夏鼐在《作为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中，引述了英国考古学家惠勒，1955年在坦噶尼喀进行考古调查，在56处遗址中，都发现有中国的陶瓷器。他认为：“10世纪以后，坦噶尼喀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这一论断是有道理的。
值得一提的是陶瓷生产技术的外传。宋代泉州青瓷器输入日本，后因日本高僧珠光喜欢用这种青瓷碗饮茶，日本人因而称之为“珠光瓷”，给予日本的瓷器制造以深刻的影响。据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记载：公元1223年（宋嘉定十六年），日本人“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曾随道元来宋，研究中国之制陶术而归，在尾张之濑户开窑，创造所谓‘濑户烧’，为日本制陶术开一新纪元”。
考古界认为，加藤四郎是来福建学习制瓷技术的，他回国后依法烧制并获得成功，日本人称他为“陶祖”。又，在晋江的磁灶和德化的盖德、屈斗宫等窑址出土的军持标本，在日本古窑址中也可找到同类的实物。考古上的发现，表明了泉州与日本在制瓷业之间，是有一定渊源的。
1976年发掘德化屈斗宫窑址时，发现了一道长57.1米、分17个窑室的窑炉。
德化窑塑贴蟠螭炉（清）
这种层层升高的分室长窑，考古界认为，这是由“龙窑”向“阶级窑”发展的独特窑炉类型，称为“鸡笼窑”，在国内还是首次发现的。明代以来，德化的阶级窑最为有名。日本学者铃木己代三原著的《窑炉》中明确指出：“阶级窑是在德化最早发现，同时也最著名。日本的窑是深受德化的影响而设计的。所以日本人把福建德化窑估计为串窑的始祖。”
总之，开展德化古外销陶瓷的学术研讨活动，对于我国陶瓷史、经济史、海外交通史、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和中外友好关系史等的研究，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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