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九变的利弊及处置方法

【导读】

本篇主要论述在作战过程中如何根据特殊的情况，灵活变换战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集中体现了孙子随机应变、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思想。孙子主张将帅应该根据五种不同的地理条件实施灵活的指挥，并明确提出以“五不”为内容的随机应变处置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要求将帅必须做到全面、辩证地看问题，见利思害，见害思利，从而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孙子还深刻地阐述了有备无患的备战观点，指出不能寄希望于敌人“不来”“不攻”，而应立足于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具备坚强的实力。为了真正贯彻“九变”的灵活作战指导原则，孙子特别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所以在本篇的结尾处，孙子语重心长地叮嘱身为将帅的人：要防止自己性格上“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等五种缺陷，避免导致“覆军杀将”的五种危害。

九变：九，多的意思。变，改易、机变。《周易·系辞上》：“一阖一辟谓之变。”孔颖达《正义》云：“一阖一辟谓之变者，开闭相循，阴阳递至。”这里指的是军事行动中灵活机动，应变自如。王皙注：“九者数之极；用兵之法，当极其变耳。”张预注：“变者，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之谓也。”以上各家注均符合孙子原旨。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1，合军聚众，圮地无舍2，衢地交合3，绝地无留4，围地则谋5，死地则战6。涂有所不由7，军有所不击8，城有所不攻9，地有所不争10，君命有所不受11。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12；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13。治兵不知九变之术14，虽知五利15，不能得人之用矣16。

【注释】

1将受命于君：谓将帅从君主那里接受出征作战的命令。受命，接受命令，《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石恶将会宋之盟，受命而出。”

2圮地无舍：圮，毁坏、倒塌之意，《说文》：“圮，毁也。”《尔雅·释诂》：“圮，败也。”圮地，指难于通行的地区。《九地篇》曰：“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舍，止，此处指宿营。梅尧臣注：“山林、险阻、沮泽之地，不可舍止，无所依也。”“圮”字汉简本作“汜”。

3衢地交合：衢地，指四通八达之地。《说文》：“四达谓之衢。”《九地篇》：“四达者，衢地也。”交合，指结交邻国以为后援。张预注：“四通之地，旁有邻国，先往结之，以为交援。”武经本“交合”作“合交”。

4绝地无留：绝地，指交通困难，又无水草粮食，部队难以生存之地。李筌注：“地无泉井、畜牧、采樵之处。”此句意谓遇上绝地，不要停留。

5围地则谋：围地，指四面险阻、进退困难、易被包围之地。《九地篇》云：“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谋，曹操注曰：“发奇谋也。”即设奇计以摆脱困境。

6死地则战：死地，指走投无路的绝地，非力战难以求生。《九地篇》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又曰：“无所往者，死地也。”

7涂有所不由：言有的道路不要通过。汉简《四变》此句下有释文为：“徐（途）之所不由者，曰浅入则前事不信，深入则后利不接。动则不利，立则囚，如此者，弗由也。”贾林注：“途且不利，虽近不从。”甚是。涂，即“途”，道路。由，从、通过。《论语·雍也》：“谁能出不由户者，何莫由斯道也。”“涂”字，武经本作“途”。

8军有所不击：指有的敌军不宜攻击。汉简《四变》此句下释文曰：“军之所不击者，曰两军交和而舍，计吾力足以破其军，獾其将。远计之，有奇势巧权于它……如此者，军唯（虽）可击，弗击也。”

9城有所不攻：意为有的城邑不应攻取。汉简《四变》此句释文曰：“城之所不攻者，曰计吾力足以拔之，拔之而不及利于前，得之而后弗能守，若力□之，城必不取。及于前，利得而城自降，利不得而不为害于后。若此者，城唯（虽）可攻，弗攻也。”张预注：“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为患，则不须攻也。又若深沟高垒，卒不能下，亦不可攻。”

10地有所不争：意为有些地方可以不去争夺。汉简《四变》释文曰：“地之所不争者，曰山谷水□无能生者……如此者，弗争也。”张预注：“得之不便于战，失之无害于己，则不须争也。又若辽远之地，虽得之，终非己有，亦不可争。”

11君命有所不受：意谓君主之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君命不受之前提，即汉简《四变》所谓“君令有反此四变（指上述“涂有所不由”等四种情况）者，则弗行也。”曹操注曰：“苟便于事，不拘于君命也。”

12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通，通晓、精通。《易·系辞》：“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此句意为将帅如果能通晓九种地形的利弊及其处置，就懂得如何用兵作战了。武经本无“地”字。

13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意谓将帅如果不通晓九变的利弊，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从中获得帮助。梅尧臣注：“知地不知变，安得地之利？”

14治兵不知九变之术：术，手段、方法。《孟子·告子》曰：“教亦多术矣。”九变之术，指九变的利弊得失及其处置方法。

15五利：指“涂有所不由”至“君命有所不受”等五事之利。

16不能得人之用矣：指不能够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王皙注：“虽知五地之利，不通其变，如胶柱鼓瑟耳。”

【译文】

孙子说：通常用兵的法则：将帅接受国君的命令，征集民众组织军队，出征时在“圮地”上不可驻扎，在“衢地”上应结交邻国，在“绝地”上不要停留，遇上“围地”要巧设奇谋，陷入“死地”要殊死战斗。有的道路不要通行，有的敌军不要攻打，有的城邑不要攻取，有的地方不要争夺，国君有的命令可以不去执行。所以将帅如果能够精通各种机变的利弊，就算是懂得用兵了。将帅如果不能精通各种机变的利弊，那么，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够得到地形之利。指挥军队而不知道各种机变的方法，那么即便知道“五利”，也是不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的。

是故智者之虑1，必杂于利害2。杂于利而务可信也3，杂于害而患可解也4。

【注释】

1智者之虑：聪明的将帅思考问题。虑，思虑、思考。《尚书·太甲》：“弗虑胡获，弗为胡成。”

2必杂于利害：必须充分考虑和兼顾有利与弊害两个方面。曹操注：

“在利思害，在害思利。”杂，掺杂、混合。《国语·郑语》：“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韦昭注：“杂，合也。”此处引申为兼顾。

3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意谓如果考虑到事情有利的一面，则可实现战略目标。王皙注：“曲尽其利，则可胜矣。”务，任务、事务。《易·系辞》：“夫《易》开物成务。”此处指“争胜于天下”的大事。信，通“伸”，舒展、伸张。《易·系辞》：“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汉简本“而务可信也”作“故务可信”。

4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意谓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因素，祸患便可顺利消除。解，化解、消除。《荀子·臣道》：“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

【译文】

所以，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必须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兼顾到有利的条件，大事才可顺利进行；兼顾到不利的因素，祸患才可预先化解。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1，役诸侯者以业2，趋诸侯者以利3。

【注释】

1屈诸侯者以害：指用敌国所厌恶的事情迫使他们屈服。屈，屈服、屈从，此处作动词用，制服之意。《诗·鲁颂·泮水》：“顺彼长道，屈此群丑。”诸侯，此处指敌方、敌国。

2役诸侯者以业：指用危险的事情迫使敌国疲于奔命。梅尧臣注：“挠之以事则劳。”役，使、驱使的意思。《荀子·正名》：“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业，曹操注：“业，事也。”此处特指危险的事情，与《诗经·商颂·长发》中“有震且业”之“业”义近。

3趋诸侯者以利：指用小利引诱调动敌人，使之奔走无暇。张预注：“动之以小利，使之必趋。”又一说：以利打动敌人使之归附追随自己。趋，奔赴、奔走，此处用作使动。

【译文】

要用各国诸侯最厌恶的事情迫使其屈服；要用各国诸侯感到危险的事情迫使他们听从我们的驱使；要用小利去引诱各国诸侯，迫使他们被动奔走。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1；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2。

【注释】

1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意为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梅尧臣注：“所恃者，有备也。”恃，依赖、倚仗的意思。《庄子·列御寇》：“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有以待，指已做好充分的准备。

2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意谓不可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进攻，而要依靠自己具备强大实力，使得敌人不敢进攻。

【译文】

用兵的法则是，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而是要依靠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进攻，而是要依靠自己拥有使敌人无法进攻的力量。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1；必生，可虏也2；忿速，可侮也3；廉洁，可辱也4；爱民，可烦也5。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6，必以五危7，不可不察也。

【注释】(www.xing528.com)

1必死，可杀也：指将帅如果轻生决死，固执硬拼，就会有被杀的危险。曹操注：“勇而无虑，必欲死斗，不可曲挠，可以奇伏中之。”必，固执、偏执、坚持的意思，与《论语·子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中的“必”字义同。

2必生，可虏也：谓将帅如果一味贪生怕死，临阵畏怯，就有被俘虏的危险。张预注：“临阵畏怯，必欲生返，当鼓噪乘之，可以虏也。” 3忿速，可侮也：言将帅如果急躁易怒，遇敌轻进，就有中敌人轻侮之计的危险。忿，愤怒、愤懑。《尚书·君陈》：“尔无忿疾于顽。”速，快捷、迅速，这里指急躁、偏激。

4廉洁，可辱也：意谓将帅如果过于洁身清廉，自矜名节，就有受辱的危险。曹操注：“廉洁之人，可污辱致之也。”汉简本“廉洁” 作“洁廉”。

5爱民，可烦也：意谓将帅如果溺于“爱民”（即古人常说的“妇人之仁”，行姑息之政），而不知从全局把握问题，就容易为敌所乘，有被动烦扰的危险。张预注：“民虽可爱，当审利害。若无微不救，无远不援，则出其所必趋，使烦而困也。”烦，相烦、烦扰。《左传·僖公三十年》：“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武经本以上五句句末均无“也”字。

6覆军杀将：言使军队覆灭、将帅被杀。覆，覆灭、倾覆。《左传·隐公十一年》：“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 覆、杀，此处均为使动用法。

7必以五危：必，一定、肯定。《诗·邶风·旄丘》：“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以，由、因的意思。五危，即上述“必死”“必生”等五事。

【译文】

将帅有五种致命的弱点：只知道死拼蛮干，那就可能被诱杀；只顾贪生活命，那就可能被俘虏；急躁易怒，那就可能中敌人轻侮的奸计；一味廉洁好名，那就可能入敌人污辱的圈套；不分主次“爱民”，那就可能导致烦扰而不得安宁。以上五点，是将帅容易犯的过错，也是用兵打仗的灾难。使军队遭到覆灭，将帅被敌擒杀，一定是由这五种危险所引起的，这是不可不充分认识的。

【通论】

《九变篇》主要论述了在作战过程中如何根据特殊的情况，辩证分析利弊得失，灵活变换战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集中体现了孙子随机应变、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思想。其重要军事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涂有所不由”等“五不”措施为基本内容的作战原则。

这是“九变”问题的主旨之所在。灵活机动，应变自如，这是军事活动应遵循的根本原则，是战场上夺取主动权，杀敌制胜的重要保障。整部《孙子兵法》都贯穿着这一精神，而《九变篇》则集中阐述了这方面的具体要求及方法。

孙子认为将帅应该根据五种不同的地理条件实施灵活的指挥，并提出以“五不”为内容的随机应变处置军事行动的要求，即“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强调战略指导必须富有柔性，切忌偏执，只有精通各种机变的方法，方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才算是真正掌握了用兵之道。

应该指出的是，贯穿于整个“五不”原则的红线，乃是朴素辩证法的精神。它的实质含义，是要求战争指导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综合比较，深入分析，权衡利弊，唯利是动。假如权衡后得出的结论有碍于实现战略目标，损害到根本利益，那就必须舍弃眼前的小利，不汲汲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暂时放过某些敌人，留待日后时机成熟后再去解决。如果国君的命令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利于军事行动的开展，那么就应该本着“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态度，拒绝执行。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违背了常理，否定了成规，实际上相反，乃是更好地遵循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争取主动，夺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应充分加以肯定。历史上夫差强争中原酿覆亡，马援误择险道致兵败，岑彭长驱入蜀击公孙，李渊不攻河东入关中，岳飞君命不受进中原，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孙子“五不”为中心的机变思想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实战诠释，对今天的军事家来说，仍不无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见利思害、见害思利的辩证思维方法。

稍早于孙子的大哲学家老子曾讲过这么一句充满辩证哲理的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事物之间具有普遍联系的特征，即使是在同一事物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利与害互为依存，互为转化，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军事斗争的性质也没有例外。孙子作为清醒的朴素唯物论者，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他眼里，胜利和失败仅仅是一线之隔，胜利中往往隐藏着危机，而失败里也常常包含着制胜的因素。因此他要求战争指导者要善于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做到全面辩证地观察问题，正确地处理战争中的利害得失，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制胜于久远。

孙子“杂于利害”的主张，乃是一个带普遍性的指导原则，也是其“五不”为内涵的机变制胜理论的哲学基础。它的精义在于辩证对待利害关系，知于未萌，预做准备，顺利时能做到冷静沉着，找到差距，从而保持优势，防止意外；遭到挫折时能做到不丧失信心，正视现实，坚持不懈，从而摆脱被动，走向胜利。从这层意义上看，孙子“杂于利害”的思想，又是超越单纯军事领域的，而具有思想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对于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三）有备无患的战争准备思想。

在本篇中，孙子还深刻地阐述了有备无患的备战思想，强调指出不能寄希望于敌人“不来”“不攻”，而要立足于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拥有强大的实力，震慑住敌人，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孙子认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具备主客观条件，两者缺一不可。活用“九变”，机动灵活，属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范畴，它是制胜的重要途径，但是要使它真正发挥作用，还应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而强大的实力则来自认真的备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恃吾有以待也”“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可谓是“九变” 方法实施的必要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孙子有备无患的思想还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它揭示了国防建设的一般规律。“备者，国之重”，在阶级社会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历史上，总有少数战争狂人，出于满足称霸等私欲，乞灵于战争，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将战争强加在人们的头上。乞求这些人发慈悲偃旗息鼓是幼稚而不现实的。正确的对策是，既反对战争，又不惧怕战争，以战止战，争取和平。

要做到“有以待”“有所不可攻”，就必须修明政治，动员民众，发展经济，加强军队建设。这样广大民众才会积极投身于国防建设事业，国家才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持反侵略战争，军队才能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粉碎敌对势力的进攻，这些都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也是孙子有备无患思想应有的逻辑意义。

（四）重视将帅个人的性格修养，防止“覆军杀将”悲剧的发生。

在孙子的心目中，将帅是国家的辅木、军队的主宰，他的才能、品德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战争的胜负。同样的道理，能否实施随机应变、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也依赖于将帅个人的主观条件。基于这样的认识，孙子强调，为了真正贯彻“九变”的灵活作战指导原则，必须高度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为此，他在本篇结尾处语重心长地叮嘱那些身为将帅的人，要注意努力克服自己性格上“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等五种缺陷，以避免“覆军杀将”这一类悲剧的发生。

孙子的这番论述，是他关于“九变”原则实施的条件保障，也是他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的集中体现。众所周知，春秋时期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属性之一，是事物转化观点上“节”与“度”概念的提出。当时一些著名思想家，如孔子、老子等人已对事物转化的临界点——“度”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认为要保持事物的稳定性，既不可不及，又不能太过，“过犹不及”。孙子“将有五危”论述就是这种社会思潮理性精神在军事领域的反映。其实勇于牺牲，善于保全，同仇敌忾，廉洁自律，爱民善卒等，本来都是将帅应具有的优良品德，然而一旦过了度，也就是说假如发展到“必”这一程度的话，那么性质也就起了转化，走向反面，而成为“覆军杀将”的诱因了。由此可见，因敌变化、辩证分析正是本篇主旨所在。

【战例】

吴蜀彝陵之战

彝陵之战，又称为猇亭之战，发生于公元222年，是三国时期吴国（孙权）和蜀汉（刘备）为争夺战略要地荆州八郡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吴军统帅陆逊在这次战争中，运用“九变”的原则指导战争，灵活机动，不拘一格地与强大的蜀军相周旋，最终以数万人的兵力，一举战胜数十万蜀军。而蜀军统帅刘备，昧于对“九变”原则的了解，在“忿速”心理的驱使下，一意孤行向吴国开战，又在作战部署上屡犯错误，终于葬送了蜀汉在战略上的全部优势。千载之后，犹让人感慨不已！

赤壁之战以后，辖有长江南北八郡的战略要地荆州为曹操、孙权、刘备三家所瓜分，曹操占据南阳和江夏北部，孙权占据了江夏南部和南郡，刘备夺取了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公元210年，在刘备的请求之下，孙权又同意把位于长江北岸的战略要地借给刘备，这样，实际上刘备控制了整个荆州。不久，刘备又分别从刘璋和曹操的手中夺取了益州和汉中。我国历史上魏、吴、蜀三国鼎立的局面就这样形成了。汉中和荆州是蜀汉的两个战略基地。从汉中可以北出潼关，攻打长安和洛阳；从荆州北上可以经襄阳攻打许昌，东下可以直捣吴国的腹地。可谓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处于长江中下游的孙权东吴政权，面对刘备势力的迅速发展，深感惶恐不安。只是由于当时双方合力抗曹还是共同的战略目标，矛盾才暂时没有激化。到了公元211年，孙权占据交州（今广东、广西）后，力量进一步扩大。而当时强敌曹操正忙于兼并关中割据势力马超和韩遂，稳定后方，无暇顾及南边的刘、孙。孙权便乘这个机会向刘备索还荆州，刘备则以“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为借口拒绝归还。两国的矛盾日趋尖锐，曾一度以兵戎相见。最后还是达成了和议，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孙权占有江夏、长沙、桂阳，刘备拥有南郡、武陵、零陵。但是，吴、蜀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除。

公元219年，孙权乘蜀汉荆州守将关羽北攻襄阳、樊城，与曹魏军大战不已，后方空虚的时候，派遣大将吕蒙袭占关羽的后方基地江陵。关羽闻讯后率军回救，结果战败被杀，孙权遂夺得了整个荆州。自此之后，孙、刘矛盾全面激化，终于导致了彝陵之战。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一个月后，刘备借口为关羽报仇，决定大举攻吴，夺回荆州。魏文帝曹丕看到敌人同盟内部分化瓦解，非常高兴，并多方寻找机会，加剧吴蜀之间的矛盾冲突，好坐收渔人之利。蜀汉的绝大多数大臣、将领都看到了大举攻吴对蜀无利，只会对魏有利，再三规劝刘备不要出兵攻吴。如赵云叩谏刘备：不要对吴发动战争。指出蜀汉当前的主要敌人是曹魏，而不是孙吴。如果灭掉了曹魏，孙吴则不攻自破，当前应当利用曹丕篡汉的机会，出兵进取曹魏的关中，控制黄河、渭水的上游，完成匡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等群臣也持同样的观点。可是，刘备丝毫也听不进这些意见。

孙权方面在夺取了荆州以后，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也不愿意再扩大吴蜀之间的冲突，曾两次遣使向刘备求和，但都被刘备断然拒绝。东吴南郡太守诸葛瑾（诸葛亮之兄）也给刘备写信，向他陈说利害：“魏和吴都是你的敌国，首先对付谁，希望认真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刘备同样置之不理。

公元211年七月，刘备亲率蜀汉大军数十万人，对吴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当时，两国的国界已西移到巫山附近，长江三峡成为两国之间的主要通道。刘备派将军吴班、冯习率领四万多人为先头部队，夺取峡口，攻入吴境，在巫地（今湖北巴东）打败吴军李异、刘阿部，长驱直入，占领了秭归。为了防范曹魏的进攻，刘备派镇北将军黄权驻扎在长江北岸，又派侍中马良前往武陵，利诱当地的部族首领沙摩柯起兵攻吴，配合行动。

孙权在蜀军大举进犯的情况下，奋起应战，任命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统率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各部共五万人抵御蜀军，同时又遣使向曹丕称臣，以免魏军乘机夹击，避免了两面作战。

蜀军顺江而下，锐不可当。公元222年正月，蜀国吴班、陈式的水军占领彝陵，屯兵长江两岸。二月，刘备亲率主力从秭归进抵猇亭，建立了大本营。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吴军诸将都要求立刻迎战；陆逊通过对双方兵力、士气以及地形等各方面条件的分析，指出刘备兵势强大，居高守险，锐气正盛，吴军应避开蜀军的锋芒，再伺机破敌。于是陆逊果断地实施战略退却，一直退到夷道（今湖北宜都）、猇亭（今湖北宜都北古老背）一线。然后在那里停止退却，进行防御，遏制蜀军的继续进兵。这样，吴军完全退出了高山峻岭地带，把兵力难以展开的数百里长的山地留给了蜀军。

这时，蜀军已深入吴境五六百里，由于进至彝陵以西一带被吴军扼守抵御，蜀军的东进势头停顿了下来。在吴军扼守要地、坚不出战的形势下，蜀军便不得不在巫峡、建平（今重庆巫山北）至彝陵一线数百里地上设立了几十个营寨。为了调动陆逊出战，刘备用一部分兵力围攻驻守夷道的孙桓。孙桓力屈难支，请求陆逊增援。孙桓是孙权的侄儿，所以诸将纷纷要求出兵援救，以解除夷道之围。但陆逊为了不分散和过早地消耗兵力，拒绝了分兵援助夷道的建议，认为只要同蜀军决战胜利，夷道之围自然就会解除。这样，陆逊就避免了同蜀军过早地进行决战。

从正月到六月，两军仍相持不决。刘备为了迅速同吴军决战，曾派人天天到阵前辱骂挑战，但陆逊置之不理。后来，刘备又派吴班率数千人在平地立营，另在山谷中埋伏了八千人，企图引诱吴军出战。但此计又为陆逊所识破。陆逊坚守不战，破坏了刘备倚恃优势兵力企求速战速决的计划。蜀军将士逐渐相互抱怨，斗志涣散，从而失去了主动。

六月的江南，潮湿闷热，暑气逼人，蜀军不胜其苦，刘备不得已只好把山谷里的军队开出山林，将水军转移到陆地上，把军营设于深山密林里，依傍溪涧，屯兵休整，准备等到秋后再发动进攻。由于蜀军是处于吴境五六百里的崎岖山道上，后勤保障十分困难，加上刘备百里连营，兵力分散，从而给陆逊实施战略反击留下可乘之机。

陆逊看到蜀军士气沮丧，放弃了水陆并进、夹击吴军的战法，认为战略反攻的条件业已成熟。于是，他上书吴王说：交战之初，所顾虑的是蜀军水陆并进、夹江直下。现在蜀军舍舟就陆，处处结营，从其部署来看，不会有什么变化。这样就有了可乘之隙。击破蜀军，当无困难。

陆逊在进行大规模反攻前夕，先派遣小部队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这次进攻虽未能成功，但使陆逊从中找到了破敌之法——火攻蜀军连营的作战方法。因为当时江南正炎夏，气候闷热，而蜀军的营寨都由木栅所构成，其周围又全是树林、茅草，非常容易起火。

决战伊始，陆逊即命令吴军士卒各持茅草一把，乘夜袭击蜀军营寨，顺风放火。顿时间火势凶猛，蜀军大乱。陆逊乘势发起反攻。朱然率军五千突破蜀军前锋，接着插入蜀军后部，与韩当所部进围蜀军于涿乡（今湖北宜昌西），切断了蜀军退路。潘璋所部直攻蜀军冯习部。诸葛瑾、骆统、周胤诸部配合陆逊的主力在猇亭向蜀军发起反攻。吴军很快攻破蜀军营寨四十余座，并且用水军截断了蜀军长江两岸的联系。蜀将张南、冯习及部族首领沙摩柯等战死，杜路、刘宁等投降。蜀军溃不成军，大部死伤和逃散，车、船和军用物资全部丧失。刘备乘夜逃走，行至石门山（今湖北巴东东北），被吴将孙桓追逼，几乎被擒，后靠驿站人员焚烧溃兵所弃的装备堵塞山道，才得以摆脱追兵，连夜逃回永安（又叫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东）。

这时，蜀军镇北将军黄权所部正在江北防御魏军。刘备败退，黄权后路为吴军所截断，不得已于八月率众向曹魏投降。

刘备逃到白帝城后，吴将潘璋、徐盛等人都主张继续追击蜀军，扩大战果。陆逊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曹丕名义上协助吴军攻蜀，实则另有图谋，必须加以警惕。而且蜀镇东将军赵云已率军抵达白帝城，要打败他也无把握。于是停止追击，决定撤兵。九月，曹魏果然攻吴，因陆逊已有准备，魏军无功而返。

在彝陵之战中，陆逊统帅五万吴军大败占优势的蜀军，在于他能正确分析敌情，敢于先后退一步，摆脱不利的地形，然后再伺机歼灭敌人，这是符合孙子“圮地无舍”“绝地无留”的作战原则的，是“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的表现。在相持过程中，他做到保存实力，不增援孙桓，为战胜强敌创造条件，这是孙子“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思想在实践中的灵活运用。孙子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陆逊在彝陵之战全面胜利的形势下，果断停止追击蜀军，防范曹魏的乘机进攻，说明陆逊在有利的情况下，能够看到不利的一面，反映出他作为一代名将的优秀素质。

反观刘备，尽管他久历沙场，但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却证明他并不真正懂得如何在用兵中贯彻“九变”的指导思想。他恃强冒进，将军队带入难以展开的五六百里崎岖山道之中；在吴军的顽强抵御面前，又不知道及时改变作战部署，采取了错误的无重点处处结营的办法，结果陷于被动，导致失败，这乃是“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的表现。总之，刘备争夺荆州的“忿速”心态和具体作战过程中的失策，决定了他自食“覆军杀将”的恶果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