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翁牛特旗红山文化遗物的重要价值

珍贵的文物，其发现的过程大多比较富有传奇色彩。这件玉龙的现世，颇有一波三折的味道。它不是在科学考古发掘中出土，而是一名村民偶然发现的。据相关当事人回忆，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辽宁省昭乌达盟翁牛特旗三星塔拉（也作赛沁塔拉）嘎查村民张凤祥在村子后面的小山丘上为集体果园整修梯田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坑洞。在石坑洞的底部，张凤祥摸出一块像汽车上的拖钩一样的东西，质地坚硬，上面沾满灰褐色的泥土，看上去特别像一块生满铁锈的废铁，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该地属于草原地区，铁物件原本稀罕，当时一颗生锈的螺丝钉都会被捡起来收存，何况这么大一个“铁器”。本着勤俭持家的精神，张凤祥将其携带回家，放在自己家的小院子里。

他的弟弟张凤良是个小孩子，看到这个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就拴了一根绳子拖着它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了起来。过了几天，锈迹斑斑的“铁钩子”竟然露出一丝光泽来，张家人赶紧把铁钩子放在亮处磨了磨，光泽处越来越多，一眼就能看出这不是铁家伙，而是玉石之类的玩意儿。只见它全身呈钩曲形，头部类似猪、鹿之类的动物，口闭嘴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毛，尾部尖收而上卷，看上去颇有气势。村庄中有识货的人发现这个“铁钩子”可能是一件文物，不能再让孩子玩耍，根据当时的社会风气，他建议把“铁钩子”交给国家保管。

翁牛特旗在这一带早就赫赫有名，在日伪时期这里就做过一些考古发掘，村民们多少也了解一点文物常识。1971年，正值国内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很多人发现文物都是主动上缴国家。当然国家也不会白拿，都会发一点奖励性质的奖金。这奖金论起来，与当时人民的收入相比还不能算低。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要给干部们看看。当时有些地方没有文物管理所，文物保管一类的业务归文化馆或者教育局管辖。一时间，文化馆的同志也不能确定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是哪朝哪代的，有什么价值。张凤祥头一次去送时，还被文化馆拒绝接受。但是文化馆的同志也觉得它的确是个文物。不久，张凤祥第二次来到文化馆，再次上交文物。这次，由于被张凤祥的精神感动，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同志用30元钱征集了这件文物，办了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锁到了文物保管箱里。1971年的30元钱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目，一个县文化馆的普通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可能也就是三四十元钱的水平。另外，一个县文化馆可以用于收购文物的经费也不是很多。30元钱，对于一个牧区的村民，应该算是比较可观的收入了。于是有意无意间，王志富同志为保藏国宝立下一功。这件事在当时很快就过去了，拿到奖金的张凤祥，也就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具体经过，甚至发现文物的具体位置，都忘记得差不多了。

1973年，长期致力于红山地区文物考古研究的刘观民研究员开始注意到这个“铁钩子”，对它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将此事上报辽宁省相关部门。不过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专家们虽然相当关注，但是也没有取得很大的研究突破。转眼十几年过去，1984年，在距翁牛特旗一百多里地的辽宁省凌源县（今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的小山包—牛河梁，辽宁省考古队员在系列的考古发现中，发掘了一座古墓，该墓葬保存完好，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考古队员认为它们是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消息传出，大大振奋了辽宁、内蒙古一带的历史、考古学术界，这被认为是华夏文明考古的一大突破。玉猪龙更是成为标志性的文物精品，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道。这件事情使得时任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的贾鸿恩对本馆馆藏的玉器也展开了进一步研究。王志富1971年收藏的这件玉器，因为其硕大的体量、奇特的造型，加上与牛河梁玉猪龙相似的特征，立即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翁牛特旗相关方面还是拿不准这件玉器究竟价值如何。最后大家决定乘火车赴北京，请教北京大学的苏秉琦教授。(www.xing528.com)

苏教授一直致力于红山文化的相关科学发掘工作的指导，看见这件玉器后立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不仅仅与牛河梁发现的玉猪龙一样是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更因其独特的造型与纹饰，地位要超越前者。此后，相关专家经过研究，也纷纷对翁牛特旗的这件玉器发表意见，正式确认它大约在5000年以前制成，属于红山文化玉雕龙。遗憾的是，当年的发现地已经无从找寻，一些相关的信息也荡然无存，原来可能有更大的考古发现，现在只能付之阙如，徒唤奈何。

玉龙历经几千年的岁月侵蚀，在重现人间后也是几番磨砺，总算安然无恙，殆有天护！现在其已经调入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