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与历史研究之间的联系与探讨

1922年，梁启超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总结前人的成果，结合当时西方史学界的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这本书中有很大的篇幅涉及“史料学”，并明确提出“史料”分为“文字史料”和“非文字史料”两大类，同时又将“非文字史料”界定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和遗下之古物三种。同时，梁启超还在书中详细说明了“史料之收集与鉴别”的方法，为有志于史学者提供了入学门径。这本书在近代史学中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分析了“非文字史料”的概念和内容，时间虽然晚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但在内容上却更加体系化。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国史学界对文物的研究是从此开始？其实也不尽然。

中国古代对文物的研究和记述也有很大的成就，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国古代学者对文物的研究和记述，一直并非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而是自成一体。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有历史研究者研究角度或研究方法的原因。中国古代的史学发展成绩卓著，但是古人对历史的学习或研究，主要是以史证史，没有文物证史的习惯。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与古代文物多为官府收藏，学者难得一见有很大关系。部分官僚、士大夫虽有私人文物收藏，却秘不示人，也阻碍了文物的利用。

官府和私人收藏的文物，在社会动荡，尤其是政权更迭之际，往往会遭到毁灭性的损失，这更加重了文物资源的利用困难。历史上从商代开始，就有破坏文物的行为。商纣王被周武王讨伐，当他彻底失败时，他便把商朝历代搜集的珍宝堆放在鹿台上，一把火将珍宝连同自己烧了个干净。秦始皇灭亡六国，将它们的所有珍宝器物都席卷一空，放在咸阳的宫殿里；收缴天下的武器，铸成十二个金人。项羽来了，秦宫被一把火烧光，珍宝也化为灰烬，据说金人后来被熔化铸成钱币。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攻占长安，一把火把长安烧成一片废墟，东汉政权只好跑到洛阳建都。北魏在洛阳建都，修建大量宫殿庙宇，后来分为东魏和西魏，在这之前把洛阳烧杀抢掠一空。北魏大臣杨衒之离乱后回到洛阳，已经认不出哪里是哪里。唐朝首都又设在长安，不到三百年的时间，被安禄山洗劫一次，被回纥洗劫一次，后来又被黄巢火烧一次。长安地区元气大伤，从此各代政权都不在此定都。

这些破坏还仅仅是记载下来的，没有记载下来的，那有多少！

比如自西汉开始，历代都采用熔器造币的方法，以补钱币流通的不足。五代柴荣（周世宗）曾下诏要求全国境内“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他要求“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明崇祯帝将内府库藏历代铜器，全数发给宝源局熔铸钱币，以充军饷。清代以节俭著称的道光帝，还把内廷保存（含皇室历代旧藏）的各种铜器毁去铸钱。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在占领区强迫百姓“献铜献铁”，规模极大，而且毫无底线，民间铜器被搜刮一空、毁于一旦。甚至在文化昌明的当代，也发生过毁坏铜器的事。到如今，历史上原本数量众多的青铜器物已经极少了。文物资源的破坏，自然导致学者可研究和利用的资料比较少。

其次，我国古代的文物学研究自成一体，与历史研究若即若离，虽然成果蔚为大观，但是并不为世人所熟知，真正称得上“养在深闺人未识”。

文物的研究在中国早已有之，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只不过当时文物是作为“古董”而被研究的。古董，相比文物，内涵要小得多，甚至先前还多集中在金银珠宝、玉器青铜等狭窄门类中。例如，古人盗掘的墓葬，或是因为自然灾害发生土石崩塌、现出墓穴的墓葬里，瓦器、纸册、竹简基本上无人问津，它们被弃之不取、散落遍地的记载屡见不鲜。晋代有个叫“不准”的人，盗发战国时期的魏王墓，竟将今人视为比金银玉器还要珍贵许多的“竹书”当作火把来燃烧照明，以便去寻找金银珠玉。这件事堪为典型的例子之一，让后人扼腕叹息。

对古董的研究后来又比较集中在青铜器和玉器研究上，人们开始从工艺美术和古文字研究的角度看待文物。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古代学者对于文物的史料价值有了一些关注。这种风气最早出现于宋代，如宋代金石之学的兴起，欧阳修、宋徽宗、赵明诚、李清照等与有力焉，宋徽宗还召集学者出版了《宣和博古图录》等一批专业书籍。

《宣和博古图录》由北宋时期学者王黼受命于宋徽宗而搜集编纂，收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近900件。该书按器形与用途，将青铜器分为鼎、尊、罍、彝、舟、卣、瓶、壶、爵、觯、敦、簋、簠、鬲、鍑及盘、匜、钟、磬、錞于、杂器、镜鉴等，定名非常精确，后世学者也一直使用这些称呼。王黼还很有前瞻性地将各种器物按时代先后编排，共分成20类。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体系类似今天完备的考古学、文物学的学科体系。《宣和博古图录》一书图文并茂，对每类器物都有总说，每件器物都有摹绘图、铭文拓片及对文字的释读；并有对器名、铭文所做的详尽解释和很专业的历史考证。同时书中还不厌其烦地记有器物尺寸、重量或容量，有些甚至还附记出土地点、器物的基本颜色和发现者或是收藏者的姓名。林林总总，非常翔实。

《宣和博古图录》中这些考证内容，是当时众多优秀学者研究出来的。尽管其研究方法今天已经不能一一详知，但是想来必然存在一种方法，是拿实物与历史记载的知识相对比、相参照。这种做法不正属于今日文物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吗？后代如果能够继承、延续这种研究传统，我们古代的考古学，可能就会像史学研究一样光芒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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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清代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书影

元代与明代在这方面的成就乏善可陈。清代统治者大力推行文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逼迫很多学者钻进故纸堆搞研究，一时间，学术界复古主义严重。众多学者在古书辨伪考证中下足了气力，文字学成果斐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吸引了很多学者研究古代器物上的文字，促进了古代文物研究的发展。同时，康雍乾三世承平日久，尤其是乾隆皇帝，特别喜欢古代器物，上行下效，统治者喜好古董文玩，社会上古玩消费市场火爆。二者双管齐下，也大大促进了古器物学的研究进展。乾隆时期的《西清古鉴》洋洋洒洒40卷，还有附录《钱录》16卷。全书42册，形制仿照《宣和博古图录》而作，图文并茂。其内容涵盖清代皇室收藏的商、周、汉、唐、宋、明以来青铜器1529件之多，成为当时的集大成者。后来又有《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和《宁寿鉴古》等同类型的大书问世，影响不小。一时间，清中期的古代器物学研究很是热闹，出现了一大批精通文物鉴定的当铺“朝奉”（即相当于今日文物拍卖会上的鉴定师兼估价员），也开启了中国古文字学—甲骨文字学的大门。

清朝后期王懿荣、刘鹗等研究甲骨文，其来有自，不再赘述。他们虽然在事实上开始“考古”，但是对“文物”的概念尚缺乏细查深思。1903年，刘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对一千多片龟甲牛骨上的刻画符号进行了释读和考订，此书一出，在历史研究领域起了一定的引领作用。不经意间，中国又开始出现北宋时期“精研器物之理”的学术风气。

再次，在清代文物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发现了文物对古代典籍的印证价值。在清代中后期，在文物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些与近现代史学研究观念类似的观点。清代浙江学者章学诚的观点堪为代表。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撰写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论著几十部，总结、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幾的《史通》齐名，被并称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甚至说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这一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的观点。要知道，他所论述的很多可以作为史学参考的内容，是被当时的学者视为“荒诞不经”“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他实际上把很多过去学科壁垒下老死不相往来的学科内容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甚至有把一切学科都纳入历史学科考量的格局。

到了中国近代，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我国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物考古研究。这里首推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

西方在政治、经济上侵略中国后，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跟着传入中国。而清末又有部分文物出土，其中不乏重器，如大盂鼎、虢季子白盘等，也促使当时的历史研究者开始借鉴西方的考古学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历史研究问题。

王国维学贯中西，提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方法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文物的史料价值。所谓“二重证据法”，即将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相。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论述，则更加接近西方考古学思想。

事实上，从那时起，中国学者中研究历史者，其态度已然分化成两股态势，各成体系：一派仍祖述前代，在历史研究中以文献的梳理为主，兼及考古及文物诸学科新发现，并不参与考古发掘整理之过程；另一派则重立门户，以西式的学科划分和研究方法为途径，力求在考古发掘上有所突破，兼及历史研究中诸种学术的新成果，其发现往往能填补史学研究的空白。两者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分成两个不同的学派。两派虽术业有专攻，却能互相借鉴、互相印证，相得益彰。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研究有着许多重大的进展，其中考古学与文物学的突飞猛进贡献很大。诸如河南殷墟考古发掘、河北满城汉墓发掘、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发掘等重大考古发现，都具有填补历史研究空白、校正历史记载错误的重大价值。

但是，王国维提出这种方法距今也不过百年。其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研究对照，应用历史还是略显短暂，影响传播还有待时日。很多文物的史料价值还有一定争议，利用起来不是很顺畅。再加上史学典籍浩繁，很多学者以一生精力专攻史学典籍一个门类都尚且不能穷尽其中奥秘，也就很难有精力再兼顾其他，这些因素造成很长时间内一些学者在一定范围内对文物研究有所忽略。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历史学界普遍开始重视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研究者对于文物的研究和对研究成果的运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提高了很多。文物研究与研究成果运用的结合更加紧密。近期，中国社会上更是掀起文物收藏的热潮，对文物的研究已经到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都参与的程度，好不热闹。对于我们基础教育领域而言，其影响也很明显：教材中文物的插图越来越多，解释也越来越细。当然在历史学研究这个严肃的领域内，文物研究目前依靠的还是西方考古学及文物学的理论，现在看来，这些理论也不见得比王国维、李济（田野考古的先驱者）等人的理论高明或先进。但是这个方面尚需中国历史学者做更多的努力，等到有一天，学术界盼望的以文物说历史的著作成系统地大量涌现，史学研究必将迎来重大突破。

总之，纵观文物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彰显，其总体的趋势是：文物的知识，在历史研究者眼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文物研究与利用，在历史学领域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