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未能处理好学校教育管理与一般管理理论以及学校教育管理与班级活动的管理的关系，是造成这种班级活动的管理主义倾向的管理理论方面的原因，那么，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笔者认为，这种班级活动中管理主义的倾向与对班级社会属性的某种预设是有一定关系的，即把班级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并按照社会组织的要求设计和实施各种班级活动，容易导致班级教学活动中的管理主义倾向。而这种在班级属性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也是笔者与吴康宁教授在班级问题上的学术分歧。（吴康宁：《教育社会学视野中的班级：事实分析及其价值选择》，《教育研究》1999年第7期。）简单地说，这种把班级作为社会组织的理论与班级活动中管理主义倾向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将班级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或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与将班级作为一种社会初级群体相比较，往往容易导致班级活动中各种片面强化管理的措施和倾向，以及管理主义的倾向，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因为，根据一般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社会组织与社会初级群体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管理活动中干预的方式和强度不同。正如郑杭生教授在说明社会组织与社会初级群体的不同时所说：“社会组织成员在组织活动中感受到较强的约束和限制，有一种紧张感。由规章制度维持的正式角色关系是一种摒除感情的中立性交往关系，这种关系必然会给人带来一定的心理影响。片面的接触影响了人们的交往深度，在正式的组织活动中，组织成员经常通过反思考察自己的言行，对自己行为是否得体进行估量和评价，因此经常处于一种心理上的紧张状态。而在初级群体中，人们一般感到自由和无拘无束。”（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197页。）所以，按照这种社会组织的特点和理论要求班级活动，即使把这种社会组织予以特殊化，班级活动中的管理主义倾向在理论和实践上将获得一定的“合法性”。显然，对于班级活动中的青少年学生来说，“自由和无拘无束”无疑比那种“约束，限制和紧张”要好得多。而这种“自由和无拘无束”的感受自然也只有在类似于“家”的环境中才能形成。当然，这种“家”正是伯格所说的所谓通过特殊的教育技巧所形成的一种感受，它也正是班级管理的结果，是体现教师和班主任教学管理水平的地方，而决不是放任自流的现象。然而，如果此时此刻的教师或班主任本身都不是班级成员，并形成了一种具有一定管理距离的所谓“班外管理”，这种“自由和无拘无束”的气氛和感觉恐怕不容易形成。
其次，将班级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或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则比较容易使人们从必要的班级管理活动，滑向班级活动中的管理主义。班级活动中的管理主义倾向，恰恰是把班级活动中正常和必要的管理活动绝对化。当然，这种把班级活动中正常和必要的管理活动绝对化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把班级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因为，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社会组织体现了两个方面的趋势。从个人角度看，社会组织成员有一种非个人化或抽象化趋势；从群体形态角度看，社会组织形态具有一种形式化趋势”。（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显然，按照具有这些趋势的社会组织形态要求班级活动的管理，将把具有个性化、生动具体的班级管理活动绝对化，进而导致管理主义。而且，官僚制（即科层制）作为现代社会组织的主导形式，（陆学艺主编：《社会学（中高级读本）》，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142、118～119页。）运用于班级管理活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同时，从现代社会组织的一般手段（所谓社会组织的手段，这里指的是，为了确保组织活动的顺利进行，为了保证组织的宗旨和原则得以贯彻执行，人们形成和使用的一套能够发挥具体作用的手段）来看，（陆学艺主编：《社会学（中高级读本）》，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142、118～119页。）权威和规范是一般社会组织运行过程中两种基本的手段。（陆学艺主编：《社会学（中高级读本）》，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142、118～119页。）而这两种手段与班级管理活动也不是完全协调和一致的。单纯从这种权威和规范的手段出发，当然比较容易导致班级管理活动中的管理主义倾向。(www.xing528.com)
（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北京：100875。北京：《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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