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从此，红军一改“左”倾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的死板做法，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逐渐改变了被动的局面。根据当时的情况，毛泽东决定从遵义地区北上，渡过长江，进至川西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长江。这时，川军潘文华部36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他果断地提出放弃从泸州到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并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扎西地区。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向敌人兵力单薄的黔北地区进攻，以打开局面。红军在2月20日前后从二郎滩、太平渡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毛泽东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登上娄山山顶，毛泽东极目远眺，心潮澎湃。他写下长征以来第一首千古绝唱的辞章：“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首词一扫自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以来如乌云一般压在红军心头的沉闷情绪。是的，毛泽东完全有理由舒展一下紧绷的思绪，倾诉一下内心的远大抱负。遵义会议以来一个多月，红军一反以前的被动挨打的境况，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仿佛注入了新的活力。敌人如坠入云里雾里，摸不清我军行动方向。我军处处主动，生龙活虎，进退自如；敌人扑朔迷离，处处被动，疲于奔命。
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3月16日下午到17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向西进入川南古街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
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川南古街地区，企图形成包围态势，围歼红军于长江南岸。毛泽东一看国民党各路军队掉头西进，立刻掉头向东，于3月21日至22日，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向南急进，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敌人在贵阳及其周围只有正规军4个团。蒋介石急令滇军孙渡前来贵阳“保驾”，这却恰恰中了毛泽东的“计”。还在部署威逼贵阳的作战行动时，毛泽东就曾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上当了。(www.xing528.com)
为了继续调动滇军，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向东佯攻，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4月5日，佯装东渡清水江，摆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势。蒋介石又一次上当，他除命令孙渡率滇军追击中央红军外，还电令湘军到黔东防堵，桂军在平粤线防堵，吴奇伟纵队尾追。一时间，各路敌军齐向黔东奔集。毛泽东看到调出滇军的目的已达到，西进云南的道路已敞开，便决定执行党中央已制定的战略方针：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进入云南后，红军抢占了皎平渡，在这里用一条条小船把3万多主力红军送过了天险金沙江，这样就把一直紧紧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国民党追兵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不见了踪影。望着波涛汹涌、浩荡东去的江水，敌人只能望江兴叹。从此，红军跳出了几十万追兵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进军川西北的战略意图。
红军渡过金沙江，四渡赤水战役也就结束了。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红军以3万多人的劣势兵力，同数十万敌军巧妙周旋，反复较量。红军迂回曲折，大步进退，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驰骋于川、滇、黔边境广大地区，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困疲敌人，歼灭敌人；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乘虚入滇，巧渡金沙，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出敌不意，出奇制胜，从而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堵，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毛泽东曾对陈毅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事实的确如此。毛泽东统率全军后，没有辜负遵义会议和广大红军将士的重托，终于将红军带出了困境。
红军四渡赤水作战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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