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抵抗：解读护法战争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从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进行了为期4年多的反动统治。段祺瑞完全承袭了袁世凯的衣钵，仍然是对内坚持军事专制独裁，残酷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群众，对外充当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大肆卖国。

在政治上，他宣布袁世凯统治时期限制报刊的法令继续有效，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受到严厉压制。1917年5月，段祺瑞政府宣布实行新闻邮电检查。1918年10月，又公布了《报纸法》。在他整个统治时期，封报捕人的事件接连不断。段祺瑞还视广大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爱国有罪，动辄成批逮捕入狱，以致监狱容纳不下“犯人”，人民根本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可言。

在经济上，段祺瑞政府不断增加田赋、捐税，增发内债，甚至预征田赋，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1919年比1912年，田赋增加了七倍，盐、烟、酒税各增加了三倍，印花税增加了六倍。仅1918年，就发行了各种名目的内债多达1.39亿元。巨额的外债，最后也全部落到劳动人民头上。有的地区出现了饥民遍野、乞讨无门的悲惨景象。全国各地兵连祸结，天灾频繁，仅河北省在1917年7月至1918年4月，就有103县受水灾，灾民有635万多人，广大农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外交上，段祺瑞军阀政府在卖国方面大大超过了袁世凯。他为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大借外债，出卖了大量的国家主权，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得力工具。从1917年至1918年，他以“参战”为名，指派陆宗舆、曹汝霖等人，用多种名目向日本寺内正毅内阁借款实额共达3.8亿多日元。在这些借款中，仅由寺内的代表西原龟三经办的就达1.45亿日元，所以通常又称“西原借款”，仅此一项，就超过了袁政府时期的全部借款。段祺瑞为取得这些借款，出卖国家主权之多之大，都是十分惊人的。如通过“铁路借款”“矿山借款”等，出卖了东北的吉长、吉会铁路和所谓满蒙五铁路，以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金矿；通过“无线电台借款”“有线电报借款”等，使中国的电讯事业为日本所控制；通过“参战借款”“军械借款”“军械军火借款”等，让日本操纵了“参战军”的指挥权，控制了中国的兵工厂及各省煤铁大矿；还使日本得以用“顾问”“教官”等名义，把大批间谍、特务、军国主义分子派到中国来进行侵略活动。1918年，日本提出独占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段祺瑞竟表示“欣然同意”，致使日本以此为口实，不肯把山东交还中国。同年5月，段祺瑞反动政府又与日本签订所谓《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取得了在中国驻兵、日军自由出入东三省和蒙古的特权，还使日本得以指挥中国军队进攻西伯利亚，并趁机控制了整个东三省。因此，段祺瑞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同样激起全国人民的多次反抗斗争。(www.xing528.com)

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失败后，自命为“再造共和”的英雄，奉行“武力统一”政策。他蛮横拒绝恢复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和国会，采纳已由“进步党”演变成“研究系”政客的梁启超之流“改造国会”的建议，图谋召集临时参议院，另组所谓新国会，以排斥旧国会中反对他的原国民党议员。段祺瑞的专制独裁行径，成为“护法运动”的导火线。

1917年7月，孙中山提出拥护《临时约法》和国会的号召，率领响应护法的驻沪海军去广州，发起“护法运动”。8月，一些不满段祺瑞的国会议员也先后到了广州，由于他们尚不足法定人数，便组成“非常国会”，召开“国会非常会议”，议决成立护法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中山领导滇、粤军及部分桂、黔、湘、川军，进行“护法战争”，抗击段祺瑞的军事进攻，在湖南、四川等地的战斗中打了一些胜仗。但是在“护法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滇、桂西南地方军阀，并非真心护法，不过是为了与北洋军阀争地盘和借“护法”的旗帜以自保。所以，当直系军阀冯国璋不满段祺瑞牺牲直系军队为皖系抢地盘而与西南地方军阀进行勾结时，西南军阀便与北洋军阀妥协，转而排挤孙中山。1918年5月，西南滇、桂军阀操纵“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将原来的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实际上是由陆荣廷一人独裁。孙中山愤而通电辞职，离粤赴沪。他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了。

护法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最后一次反抗北洋军阀的斗争。其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孙中山这时仍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护法”的口号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引不起群众的多大反响和支持；同时孙中山所依靠的护法力量，又是并不真心护法的地方军阀。护法运动的失败，说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已经没有出路。但是，这次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中国的“大患”，“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专制后，复生出无数军阀的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这一经验教训，对于孙中山日后继续进行反对军阀的斗争，是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