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天京事变”后，石达开远征出走，回师广西，转战西南。1863年4月1日，石达开进兵深入四川大渡河，遇到山洪暴发和敌军围困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形势十分危急，抢渡大渡河已经无望。这时，唯一的出路是猛然回头，离开险境，迅速突围退却，绝处求生。石达开在大渡河未能当机立断，勇敢地退却，犯了拼命主义的错误。这并不是因为智勇双全的石达开没有意识到突围的问题，更不是由于缺少突围的兵力，如果当时石达开有退守的后方和西南各族人民的支持，从大渡河突围撤退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样在大渡河坐以待毙、全军覆没的那种危险就可以避免或大大减少了。可是，退路被当地土司岭承恩砍倒千年古木所堵塞，不得不久驻大渡河而“束手望天”，陷入敌人重围的时候，远近的各族人民的队伍大小不下数十万，却没有一支驰援和策应石达开。在石达开屯驻的地方，附近的彝、藏、汉各族群众躲避一空，买卖无从开市，石达开四处征粮，但一无所得，部队变成一支又饥又疲的弱军。石达开抢渡无民船可供使用，赶编竹筏无熟悉航道的当地水手导航。面对“山径险仄”的复杂地形，却无人引路，连掳来的当地土人向导200人也皆不肯为其所用。军队驻扎在“彝族走廊”之中，没有得到各族人民的任何支持和拥护，如鱼失水，粮尽援绝，一步一步向敌人布置的圈套走去。与此同时，大渡河附近的彝藏等民族上层已为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收买，煽动各族群众敌视和反对石达开。在“夷兵”“土练”等配合清军进行围剿、困逐、滥杀、封锁、断粮、绝盐以及欺骗、收买、分化等一系列进攻下，石达开军队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彻底败亡。
没能把西南各族人民发动和组织起来以反对共同的敌人，是石达开不能在西南站稳脚跟、开拓基业的首要原因。石达开进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未能提出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反映各族人民的政治和经济要求。石达开借路过境的单纯军事行动，在经济上未能满足西南各族人民强烈的土地要求和物质利益，反而是一二十万大军的过境给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和不安，大大方便了清朝和各族统治者在西南的一统天下。石达开大渡河的悲剧正是由于他失去了各族人民的支持。而“严夷夏之防”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正是石达开忽视和不能依靠西南各族人民力量的主要原因。石达开谋四川为业，似乎有如汉末三国鼎立、割据称雄的形势，也可以远播天朝声威、减轻天京的压力。但是石达开没有诸葛亮那种“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的治蜀方针和开明的民族政策，其政治远见和民族思想，显然比前人诸葛亮要逊一筹。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石达开缺乏正确的民族政策，还不如同时期的杜文秀、赖文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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