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解放：历史中的欢庆与美丽

我曾经以为，战争于我再无任何欢喜可言，但我没料到巴黎的解放，没料到自己或许也将成为那段千载扬名的历史参与者。解放首日，亦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天，我们就到了巴黎。进城是紧张忙碌的。有三天时间，我们在附近镇子一边等待，一边跟进报道巴黎局势的变数。其中一天早上，我军似乎即将突破巴黎周边的德军防御圈，助英勇的法国“内地军”^[1]一臂之力，后者占据了部分城区。到了下午，又听说敌军加强了抵抗，俨然有再现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势。我们都不敢设想巴黎毁于一旦，然而它当时似乎在劫难逃。

这就是我们离开朗布依埃那天早上的形势，我们决定小心翼翼地向巴黎郊区摸索。离目的地不到80里时，盛传法国第二装甲师进城了。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被一名法国上尉拦住，双方争论了半个小时，最后他终于挥手放行。随后的15分钟里，我们行驶在一马平川、繁花似锦、绿树成荫的乡间，天空艳阳高照，遥远的左前方浓烟滚滚，直冲云霞。我们驶入郊区，很快进了巴黎，置身于盛况空前的群众狂欢和闹腾之中。

大街小巷熙熙攘攘，和美国的国庆阅兵一样热闹，只不过这儿的民众是近乎歇斯底里的。巴黎的街道非常宽阔，路两边水泄不通。女人个个衣着光鲜，穿着白色或红色衬衫、彩色裙子，头戴花环，艳丽的大耳环上也缀着花朵。所有人都在抛洒鲜花，甚至扔纸带。

我们的吉普车徐徐穿过人群，上千人挤在街上，只留出一条狭窄的过道，狂热的男女老少拼命挤过来，同我们亲吻、握手、勾肩搭背，在我们通过时尽情呐喊。车里还有合众社记者亨利·戈雷尔、华盛顿州的卡尔·珀格勒上尉以及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的亚历山大·贝隆下士。我们都被吻到脸颊发红，不过必须承认，我们挺享受的。

吉普车一度被汹涌的人潮淹没，不得不停下来。眨眼功夫，人们蜂拥而上，拥抱、亲吻和撕扯着我们。包括漂亮的姑娘在内，人人非要亲吻双颊才肯罢休。我稀里糊涂也开始亲吻父母们臂弯里的婴儿，一度活像上街作秀的政客。即便我几天没修面、胡茬灰白、外加秃顶，也丝毫不影响法国人的热情，最后，几个法国男人告诉我们附近仍然有德军狙击手，我们这才戴上钢盔。

巴黎人民看上去明显衣食无忧。一排排绿树和现代化建筑沿街而立。节假日里所有店铺歇业。自行车密密麻麻，考虑到隆隆行驶在人潮中的坦克和吉普车，我想，那天得发生不少事故吧。

一个高高瘦瘦、喜上眉梢的妇女奔向我们的吉普，她穿着浅褐色连衣裙，一口地道的美国英语，她是海伦·卡东夫人，在巴黎生活了21年，自1935年离开美国后再没回去过，先生是法国陆军司令部里的军官，做了两年半的德军俘虏，现已回家，如今褪下军装的他与妻子相伴左右。

顺带一提，据卡东夫人说，她的儿子埃德加和彼得是整个战争期间巴黎城里仅有的两个美国小孩。

我们经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街和奥尔良街驶入巴黎。我们隐约有些不安，但又决定，只要路上还有人群就继续往前开，没什么大不了的，可终究被民众堵在街上。接下来，几声并不遥远的爆炸越过嘈杂传到我们耳中——德军在试图炸毁塞纳河上的桥梁，随后街上响起机枪哒哒声、炮弹高速划过上空的熟悉的呼啸声。我们几个久经沙场之人赶紧卧倒，但巴黎人只是哈哈一笑，我行我素。

我们在进入巴黎的第一个小时里最远到达参议院大楼附近，一些德军在楼里困兽犹斗。于是我们在附近找了个酒店房间，他们打他们的，我们写我们的。市中心的塞纳河一带仍有德军负隅顽抗，但那只是垂死挣扎。现在巴黎到处都是法军装甲师，美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入城。

对于巴黎解放时盛大热烈的欢庆场面，其他记者已经写得相当全面透彻、生动形象了，不容我再做过多补充。事实上，此情此景难倒了大多数记者。我下笔时也有力不从心之感。巴黎彼时盛况空前，令我感觉难以企及。我不知从何入手，也不知该写些什么。写出来的词句也显得那么干瘪乃至愚蠢。这感受非我独有，听说不少同行也表达过相同的意思。很多人都觉得无法充分展现我们在这些日子里所见到的最美好动人的篇章。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对世间光明之物已经陌生很久了。

不管怎么说，解放首日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左右，我们少数几个在城里的美国人被好心又激动的民众又亲又拽又打，搞得我们一时竟不知身在何处。从稚童、老妪到壮汉、少女，所有人都扑上来亲吻，他们完全是在狂乱地蹦跳、吼叫、推搡，给我们拍照，在我们全身上下别满鲜艳的小国旗和徽章，朝我们的吉普车扔鲜花和番茄。一个小姑娘甚至扔来一瓶苹果酒。

我们行驶在街头时，汹涌的人群挥手、尖叫、鼓掌，仿佛在剧场为精彩的演出喝彩。我们在车里回以微笑，一直笑到合不拢嘴；我们从挥手到把胳膊伸出窗外，最后只能晃晃手指。手被握出了瘀伤和刮痕。吉普车只要停下，立即被人潮淹没，那些挤不过来的人就朝我们飞吻，我们也以飞吻回敬。

他们纵情歌唱，唱我们没听过的动听的法语歌，也唱《蒂珀雷里》、《玛德隆》、《在那里》以及《马赛曲》。法国警察在我们经过时以标准姿势含笑敬礼，我们前面的法军坦克靠边驶上人行道，立即被人群淹没。

后来，高深莫测的人性之中一些怪诞因子作祟，群众开始索要签名。此事在第一天晚上初见苗头，次日便形成燎原之势。众人都恨不得要到每个大兵的签名。他们争先恐后地递上本子和纸张，场面和好莱坞如出一辙。第二天有个妇女揣着一叠整整齐齐、至少300张的白色小纸片，代他人索要签名。

解放当日和次日的天气极好，前两天还阴雨绵绵，到了大庆之日碧空如洗，阳光明媚而温暖——正所谓天公作美。

第一天下午，只有入城的主干道开放通行，路上人山人海。支路则是封闭的，空无一人，因为那些地方仍有德军少量防御工事和狙击手。

巴黎美女如云，我们早有耳闻。巴黎女人深谙装扮得光彩照人的艺术。她们的发型复杂花哨，服装创意入时，在这个温暖迷人的季节里花枝招展。大街小巷国旗飘飘、熙来人往，缤纷的盛景令全世界黯然失色。一个士兵曾说，抵进巴黎时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满眼又是穿着鲜艳夏装的人了。

和任何城市一样，巴黎不乏衣衫褴褛，相貌难看的人，但丑人也有情感。汉克·戈雷尔曾被一个我所见过的最脏最丑的女人强吻。这里我多嘴一句，此君仪表堂堂，从美丽的年轻人那里得到的拥抱也更多。

一个小老太太更是滑稽，由于矮得够不着军车里的士兵，第二天她带上一个折叠梯子卷土重来。只要看到车子停下，她便爬上梯子，笑嘻嘻地给小伙子们奉上拥吻。

第二天有所改观，我们能感觉到解放之初的几个小时里，群众被狂喜、解脱感和感激之情冲昏了头，快要丧失理智。他们几乎是哭着亲吻我们，嘶吼道：“谢谢，谢谢你们，多亏你们来了！”

不过到了第二天，气氛有所缓和，成了一场精心准备、有的放矢的庆典。不难看出女人们特意打扮过。上了年纪的男人戴上旧日的勋章。孩子们干干净净、一身喜庆。人们全都涌向市区，到下午2点，亲吻、呐喊和索要签名的场面热烈至极。自由、美好的巴黎再次群情鼎沸。身处其中实在妙不可言。

我们自南边驶向巴黎的路上，看到上百个巴黎人骑着车，夹杂在坦克和大炮的车流里，他们都是返家的难民和度假者。

有些法国人总有本事把我们衬托得像杞人忧天。每一部战争电影都应该安排一个泰然自若的法国兵角色，类似于法国的查理·卓别林。这样诸位就会看到，美国大兵紧张兮兮地蹲战壕，躲在矮墙后面向外射击。此间一个法国兵走过，身穿褪了色的蓝色连体服，嘴里叼着一支快抽完的雪茄，大摇大摆地走到马路中央。这一幕我自D日后大约看过四次，次次失笑。

交火仍未停歇期间，巴黎的群众也大抵如此。骑车的人会特意停下，一脚踩地，一脚留在踏板上，观看所在街区子弹横飞的场景。

法军第二装甲师以危险的速度驶进巴黎城时，我注意到有一个坦克车长戴着护目镜、叼着雪茄，还有个士兵在卡车里自娱自乐地吹笛子。该师还有不少宠物狗坐在坦克和卡车车顶上了战场。

挺进巴黎的战车军队里混迹着民众，有推着装满家当的婴儿车的，有提着手提箱步行的，还有骑自行车的，车上载着沉甸甸的行李，要是摔倒，必须找人帮忙才能重新抬起来。

人流之中还有一男一女骑一辆双人自行车，好似度假一样。女子相貌秀美，两人都穿着鲜艳的蓝色短裤——铁定就是在度假。(www.xing528.com)

坦克在巴黎市区的人行道上停了24小时，它们都由法军士兵驾驶，而且随即都成了一种社交中心。每一辆车上挤满了孩子。一袭白裙的妇女也爬上去，亲吻蓬头垢面的大兵。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看见一个女孩睡眼惺忪地爬出炮塔。

法军装甲师官兵配备全套美式装备和制服，所以大部分民众起初会把我们少数几个美国人当作同胞，然后面带困惑地问：“英国人？”等我们说出：“不，我们是美国人”，四周马上响起轻声惊呼，接下来又涌来一阵亲吻。

我们每次停车，必会听到人群中有人说英语。他们为不能邀请我们去家里小酌一杯而道歉，解释说家里什么喝的也没有。他们喋喋不休：“可把你们等来了。”这话几乎快成口头禅了。

一位老绅士说，虽然我们很晚才踏足法国，但进展神速。他说人们没指望我军在登陆后六个月之内抵进巴黎。

仍在战场奋战的军队几乎被记者抛诸脑后多日了，因为我们都希望亲历城市的解放。这么多记者的到来成了一桩笑谈，连我们自己也津津乐道。我估计首日城里至少有200名记者——在德军投降前和投降后入城的都有。军方提前为我们选定一家酒店，并在巴黎易手的第一时间接管了它。尽管酒店很大，可第一天天还没黑就人满为患，于是军方又征用了街对面一家更大的酒店。

风餐露宿了这么久之后，住酒店的生活恍如隔世。我的房间在拐角处，面积很大，有安乐椅、软床、浴室，还有女服务员和搬行李的人，但没有热水、餐厅和酒吧，白天断电。不过除此之外，酒店运营基本上与和平时期无异。

隔着安全的墙，坐下来写作；偶尔看向窗外，看着来人往、喜气洋洋的街道，此情此景令人不敢相信曾发生过战争，意识到战火仍未平息就更难了。

经过德国人四年的占领，巴黎的食物捉襟见肘，但所谓百姓濒临饿死的报道明显是不实的。诺曼底乡下人个个显得身强体健、营养充足，以至于我们一路都在议论：“乡下人总是过得很滋润，不过等到了巴黎，我们就能看到真正的民不聊生了。”

当然了，过去四年的黑暗岁月里巴黎市民吃了很多苦，但我相信没到我们原以为的水深火热。

他们外表完全不像可怜的意大利人民那样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事实上，我看他们过着和平年代没什么两样的生活。

不过，解放前三个星期确实很艰难。德国人意识到了撤退不可避免，开始在巴黎大肆搜刮。刚解放的那几天，巴黎的食物所剩无几。餐馆要么歇业，要么只卖最简单的餐食——咖啡和三明治，而人们嘴里的“国民咖啡”是用大麦和能想象到的最劣质的豆子做出来的。四年来法国没有其他好东西了，可另一方面，在那些离巴黎仅10英里的小镇，可以吃到鸡蛋和有肉有面的佳肴。粮食不是没有，但运不进去才是城里一度缺粮的症结所在。

我们刚到巴黎时，街上基本上看不到汽车。第一天我们遇到一个英国姑娘，战争期间她一直生活在这里，我们用吉普车载了她一程，她像孩子一样兴奋，说这是她四年来第一次坐轿车，我们纠正说这不是轿车，是吉普，可她说对她而言就是一辆轿车。

当时街上跑的除了军车，还有几辆法国的民用车，但它们都正式参加过战斗，每一辆的挡泥板上面和两侧都被涂上潦草的白色字母FFI （French Forces of the Interior，法国内地军）

虽说直到最后几周以前，德国人的手脚挺规矩，可法国人民仍然从心眼儿里厌恶他们。一个妇人告诉我，刚占领法国的三个星期里，德国人还算厚道，可后来就傲慢起来，巴黎市民也只能默默忍受，无计可施。

步入穷途末路时，德国人使出野蛮残暴的手段对付抵抗运动的领导者们。不过大部分巴黎人——那些不管谁当权都日子照过的小市民生活确实不算特别艰难。激起民众切齿痛恨的，是那些听来的传闻以及受制于德国人粗暴嚣张的掌控这一事实。

我们在巴黎第一天晚上遇见的一件小事就能反映出市民的情绪。当时我们投宿在蒙帕纳斯区一个家庭旅馆，女房东带着一个可爱的小女仆领我们上楼看房间。

我们四下打量房间时，女房东打开一扇衣柜门，衣架上放着一顶德国士兵忘记带走的帽子。她用指尖拎起，伸直胳膊，板起脸，甩在椅子上。

然而，小女仆用玉足勾起帽子，狠狠一脚踢到房间对面。

几天后，我们这些新闻记者离开了巴黎，重新回到野外的军队之中。在巴黎，我们三个月以来头一次有床可睡，有铺着地毯的房间。这是一次美妙的享受，然而出于某种不合常理的原因，当我们再次在帐篷里铺起小床时，再次以苹果树为帷幔，以青草为地毯时，心头却涌上一股平静和轻松。

合众社的汉克·戈雷尔和我在一起，他说：“想来也是讽刺，我们得回到军队才能获得些许安宁。”

巴黎的繁华与魅力、欢庆的盛况让看过太多相反面的我们莫名有些忐忑。我想，这说明我们将来都必须点点滴滴、循序渐进地回归正常生活。

和往常一样，最有资格看看巴黎的美国人将是最晚看到的人——倘若他们还能看到的话。我指的是仍在浴血奋战的将士们。美军只有一个步兵团和一个侦察部队真正进入巴黎，但随即就穿城而出，开赴前线，继续战斗。

第一批留在城里的美国人是非战斗人员，比如从事心理战和民政事务的人、公共关系部门的军人以及媒体记者。我不止一次听到后方梯队的士兵说，他们受到巴黎人感激的欢呼和亲吻时感到羞愧，那些真正赶走德军，为巴黎重获自由杀出血路的袍泽依然在别处厮杀，享受不到任何亲吻与掌声。

然而，世事岂不正是这个理。

【注释】

[1]法国国内的游击队和抵抗组织在1944年年初联合而成的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