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械署：军车弹药维修与管理

有一个外人不常听说的部门，那便是军械署，事实上这是一个连普通士兵也知之甚少、仅有一些模糊印象的部门。然而缺了它，战争必无以为继。因为军械署要维修一支军队的所有车辆，提供所有弹药。堆在美军滩头的车辆比国内一个中等规模城市里的还多。而我军的大炮在一个寻常的激战日要发射价值超过1000万元的弹药。由此不难明白，军械署承担了多么艰巨的任务。

军械署兵员通常约占一支军队总人数的6%～7%，这意味着我军在诺曼底有数千名军械员。他们的徽标是一枚炸弹喷出一簇火焰，因此在陆军得一昵称“燃烧的洋葱”。军械署管理着滩头的军火库，比管理军火更重大的任务是维修。军械署的零部件目录里有数百万种物品，光这套目录就盖过了一个20英尺高的架子。

在滩头的指挥中心里，一套现代化的档案系统（它设在大帐篷里）记录着500项主要物件的数目和状况，这些物件上到坦克，下到手枪，都是切实用在滩头的。我军许许多多军械连各自开展工作，每个连自成一体，可以修理任何军用物资。他们能像抬一辆自行车一样轻松抬起30吨重的坦克，可以修好一辆被打爆的吉普车或者一门体型庞大、结构复杂的大炮后膛。

几个高度专业化的修理连主力在参军前就是业内工匠。那些连的官兵平均年龄远超全军。有一些年近五旬、身着中士制服的工匠过去在家乡从事老本行时年收入三四万。他们的智商远在全军之上。这些素质必不可少，否则干不了那份工作。我发现他们拥有异常冷静的头脑和真诚的性格，还有一份妙手回春而非毁灭所带来的正常的满足感。我看见机器在树下隆隆开动，它们在国内该在产值5万元的车间里。军械员们一天工作16个小时，然后席地而睡，然而以他们年纪，其实完全不必来这边。

军械署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军事部门，成员有机械师、工匠、维修员、供应人员。但军械署的工作至关重要。通常他们的处境不算太危险。但有几次，在我军刚占领的拥挤滩头，他们伤亡率很高，不过一旦站稳脚跟，有了转移和疏散的空间后，他们就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继续在火力打击范围内做基础性工作。我军军械部门在诺曼底已有牺牲。而两个基层单位的伤亡还在继续，这就是废品处理班和回收连，后者要冒着炮火上前线拉回动弹不得的坦克。

军械署和其他指挥机构一样，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组织架构。离前线越远，机构越大，装备越复杂，也越有能力完成一些高难度、周期长的工作。每个步兵师和装甲师均有一个军械连一路共进退。该连负责快捷修理，在时间或工具不足的情况下则送往后方下一梯队。

师属军械连于D日登上诺曼底海滩，下一梯队从D日第三天开始陆续抵达，重型装备则要晚几天。开战七周后，废品全部被收集到军械连，在一个个大型仓库处理——或者维修，或者重建，或者继续后送进行回收利用，直到一切可能的东西能够重新提供给我军战斗人员为止。

我参观了所谓的“机动维修连”，该连修理吉普车、轻型卡车、轻型火炮和轻武器——不负责坦克、重型卡车和大炮。露营地位于很大一片L形草场的灌木篱墙周围。茂盛的草场一棵树也没有，中央更是空荡荡的，只有几匹马在吃草。那边没有人员或车辆通行，外人总是止步于树一样高的灌木篱墙。很难相信，这片空旷的牧场边缘有一条看不见的细线，里面有个大型机器车间，将近200号人操作着扳手、焊枪，也很难相信六支汽修工队伍在那里忙碌着。其实这么完美的伪装大可不必，因为前方战线远在10英里之外，白天也从没出现德国飞机。不过，实践中时刻保持伪装不失为一条良策。

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连，是最早踏上法国土地的军械连，换言之，该连紧跟在师属军械连后面登陆。D日第二天，官兵们正下船卸载时，一枚炮弹打来，三人牺牲、七人负伤。那几天里，同类型的军械连中只有该连和另一个连上了岸。以该连的少量编制人员，理论上只负责支援一个师，从事中等规模的修理工作，实际上却在后援赶到前扛下了四个师的全部工作。这个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参加了九场重要战役，立下骄人的功绩。历史出了个意味深长的小巧合，1917年和1943年，该连在一个相同的日期离开美国，出征法国：都是12月12日。

草场一角坐落着指挥室帐篷，帐篷里两个军士和两个军官在一张折叠桌前工作，保管必需的军械资料。一名中尉任连长，另有五名尉官协助。他们的帮手是欧内斯特·派克准尉，来自得克萨斯州萨沃伊市，他参军15年，加入现在这个连13年了。那些你用来杀死德国人的武器，没有他不知道的。

牧场另一角的树下是带野战厨房的餐车。军官和士兵皆拿着餐具排队打饭，然后坐在草地上吃。吃完饭后，军官三三两两地在草地休息。他们点起烟，逗弄几只可爱的法国小狗，或者交换香皂、香烟，小狗是他们在一个德军据点发现的。军官们非常熟悉手下士兵，如果他们因为赶时间而来不及带餐具，向用完餐的士兵借即可。

这类军械连相当灵活，不到一小时就能收拾完毕并上路。不过，正如一项基本策略规定的那样，军械署认为，若要有效地开展工作，连每次转移的时间不应该少于六天。他们预计转移要一天，安顿要一天，剩下四天全天工作，然后再次向前推进。如果前方战事进展快于这个速度，军械连就采用交互跃进的方式，一个连工作，另一个同类型的连进行转移和组装

装备由卡车和拖车搬运。有些卡车是机器修理间，有些则是补给库。有些普通卡车用于拖运。一旦开始组装，士兵们就睡在树篱边的三角帐篷里，旁边是挖得很深的散兵坑。

技能更高的士兵在卡车式修理间里工作，他们坐在凳子上操作仪器。大部分室外工作场所有深绿色帆布罩棚，罩棚从灌木篱墙牵过来，由几根立竿撑起，墙壁由伪装网做成。从几百码开外看向工棚，只能看到模糊的一团。必须绕着大牧场走很远，在树篱和伪装网下摸索着前行，才能意识到那里究竟在做什么。远方微弱的炮声依稀可闻，白天天空一直回荡着友机呼啸而过的令人心安的声音。但远在战场外围，诺曼底旷野和俄亥俄州的牧场一样云淡风轻。就连三匹马也无拘无束，心满意足地在齐脚踝高的草丛里进食，根本不关心一个事实：这片平静的草地也是巨大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台机器会葬送它们近期的主人。

每天都有装着步枪的卡车来连里找轻武器组，有的步枪锈迹斑斑，来自伤亡士兵；有的步枪是正常使用过程中损坏的。该组一天要将上百支油滑锃亮、只待再展雄风的步枪归还给师。军械员们采用简单的回收方式——拆下一挺枪的完好零件，装在另一挺枪上。这样一来，他们的工作场所像个小型装配工场。每天上午几个小时专门用于拆卸。他们无须费劲地把每挺枪的零部件放在一起，所有零部件均为标准的、可换的，所以分门别类地丢进一个大钢盘里即可。拆到最后，这种盘子积累了一打左右，里面装满了同类型零部件。接下来全员开始清洗、去污，他们用砂纸和汽油拭擦被雨水和泥浆严重侵蚀的枪。把一切清洗干净后，他们将好的零件组装在一起，令一把把枪重获新生。当所有盘子都空了以后，他们已经有了一摞枪，一摞即将重返战场的好枪。剩余的零部件中，一部分修不好的被丢掉，另一些尚可维修的进了组里的工程车，通过车床和焊枪得到修理。就这样，一个师一天能得到100支回收利用的步枪，此外还有配发下来的新枪。

相信我，诺曼底战役最初几天，我军前线官兵对步枪的需求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维修人员向我讲了伞兵和步兵来到这里的样子，他们污首垢面，目光涣散而疲惫，像孩子一样苦苦哀求赶紧给他们一把新枪，这样他们便能回前线“教训那群狗娘养的”。有一个伞兵牵来一匹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马，用它换了梦寐以求的新枪。那阵子小维修间里的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努力满足前线需求。

有一天，我坐在草地上，同步枪修理人员聊了大半个上午。当时他们没有紧急任务，所以工作没那么拼命，但谈话期间也一直没闲着。小组长是爱德华·韦尔奇中士，来自俄克拉何马州沃茨镇，曾在油田工作。登陆后不久，他发明了一种只消几秒钟就能给枪管除锈的工具，以前这得花上20分钟时间。其实就是在电钻机一头装上一个转轴，转轴前段附着一个圆柱形钢丝刷。操作时把刷子伸进枪管里，按动电钻机开关按钮。等刷子转几秒钟，所有铁锈便被磨得干干净净。这个发明后来传到了别的军械连。

士兵们一边坐着拆卸生锈的枪支，一边不断地开玩笑。他们和所有士兵一样，总是拿老家互相揶揄。有两三个人来自阿肯色州，自然自嘲为乡巴佬，参军以前从不穿鞋云云。赫舍尔·格里姆斯利下士便是其中之一，他来自阿肯色州斯普林代尔，开玩笑地问我会不会把他写进报道里，我不失时机地回以玩笑话：“当然会。只不过我还不知道阿肯色州有谁能读报。”

这番隽言妙语引来哄堂大笑，格里姆斯利中士尤其乐不可支，他对什么话都不放在心上。后来他谈起来找他们讨要步枪的伞兵，表达出全连的肺腑之情以及对于自身相对安全的工作所做的公正思考：“他们那些前线的老兄当然令我万分同情，我们能做的也就是拼命干活，给他们提供武器。”

我访问的一个轻武器组里，唯一在战前就对枪械有所了解或者叫有点兴趣的人是一位职业收藏家：约瑟夫·托特中士，俄亥俄州曼斯菲尔德市人。由于天气转暖，他脱了外衣，只穿一层汗衫，用海绵清洗水桶里的胡桃木枪托。他曾在曼菲尔德的西屋电气公司工厂工作，把闲钱全部投入枪支收藏，还加入了俄亥俄州枪械收藏家协会。他说，俄亥俄州的枪械收藏家都各有所好，比如有人专收自动手枪。他有35件藏品，其中不乏价值不菲的。造化弄人的是，他在诺曼底连一把枪也没搞到，即便身边全是自动手枪，其中有很多经他之手得到维修。

一摞沾着泥浆和锈迹的步枪令人触目惊心。我在一支支步枪被拿走时特意看了它们的遭遇——有的枪把被弹片打得粉碎；有的枪管留着子弹的凹痕；有的扳机断了，还有整个枪管弹痕累累的；有些枪在泥淖浸泡了几周，已经褪了色；还有的枪仍然隐约可见暗红的血迹。我很想知道它们的主人后来如何了。对于他们，我再熟悉不过了。

步兵和所有士兵一样，都喜欢在自己的武器上留名。就像司机在他的卡车上涂写名字，步兵也会把自己的姓名或缩写刻在枪把上。我见过在坚硬的胡桃木枪托上胡乱削刻而成的缩写，也见过字迹优美得如同出自雕刻师之手的士兵姓名，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女人的名字。小伙子们讲了最令他们心疼的一把步枪，其主人刻了一个美元银币那么大的洞，嵌入爱人的照片并用透明树脂玻璃封起来。大伙儿不知道这个士兵是谁，后来怎么样了，只知道这把枪被修好了，如今正连同那张照片和其他东西背在另一个人身上。

接下来我去了一个军械撤运连，那里的士兵要操作超大型卡车、又长又低的拖车和重型救险车去将瘫在战场的坦克和毁坏的反坦克炮拖回来。军械署针对这些抢险连的策略是，倘若偶尔不出现点伤亡，或者车身上没点弹痕，那么该连必然工作效率不高。坦克被打瘫后必须尽快收回来。首先，我们不希望它们落在德国人手里。其次希望修好它们，重新为我们效力。

坦克维修连会接到一些匪夷所思的活儿。一天，一门自行反坦克炮开来，它一切正常，只不过炮口处被一块2.5尺长的木头牢牢堵住。原来它正沿着一片灌木篱墙行驶，炮手向前弧形转动炮管时炮口端撞上大树。你们会以为这门自行反坦克炮当时一定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行驶，才会因为撞树把炮管足足堵了2.5尺，但其实它的时速没超过20英里。军械连的人花了四个小时，用凿子和铰刀撬出了木块。炮管内部毫发无损，于是这门反坦克炮立即回到了战场。

一门3英寸口径的反坦克炮被带过来时炮管上有一个离炮口约6英寸的洞，是从内部裂开的！事情是这样的，一枚德军火箭炮打来，准确地钻进这门大炮的炮口，形成诡异的“一杆入洞”。它在内部6英寸的地方爆炸并烧穿了炮管。所幸无人受伤，不过这个炮管修不好了，只能被送回英国进行回收处理。

一辆坦克的车身同一侧在几秒钟之内两次中弹。两个弹孔相距约2寸，可是炮弹飞出的车身另一侧只有一个弹孔。原来射击角使第二枚炮弹正好穿出第一枚所打出的弹孔。

另有一例，一枚德军88炮击中坦克火炮后膛厚厚的防护钢板，没有打穿，它以一个角度打来，但只削掉了约1尺6寸宽的一大块钢材。在整场战争中同一块防护板同样的位置两次被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即使那样的小概率事件，其后果还是车组无法承受的，所以必须加固被削弱的装甲板。军械员们用乙炔焊枪在薄弱部位切出一个带斜面的塞子，就像堵西瓜一样，随后制作一块与弹孔大小、形状相同的钢板并焊接上去。最终这个塞子严丝合缝地锲入弹孔，炮弹不可能再打进那里。这个部位真的比以前更坚固了。

军械撤运连的任务往往让人担惊受怕，不过这个连的伤亡小得惊人，事实上只有四人伤亡。这四人的遭遇至今仍是一个谜。有一天他们乘吉普车例行外出，结果全体未归，也没有任何音讯。三周后，两人回来了——是刚从医院出来的；同一天，第三人的信也到了，寄自英国一家医院。只有第四个人依旧杳无音讯。奇怪之处在于，归队的两人和从英国来信的那个人都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他们当时正驱车赶路，接下来的记忆就是在医院里醒来。三人都受了伤，但都不知道怎么伤到的，或许被一枚炮弹打中了罢。

一个管牵引车（也被称为M-19坦克运输车）班的中士领我见了他的几名队员，全班被称作“柴油机小子”，他们开的是一种带很长的拖车架的巨型卡车。和当地美军一样，他们也在野外沿灌木篱墙驻扎，上面覆盖伪装网，草场中央空无一物。我的朋友米尔顿·拉德克利夫中士来自俄亥俄州纽瓦克市第13街北III号，曾是当地欧文斯科宁玻璃纤维公司的炉工。他和其他前员工至今仍每隔两周收到这家公司来信，信里保证，到凯旋归来之日这份工作仍是他们的。拿拉德克利夫来说，他就打算回国后继续为老东家效劳。(www.xing528.com)

范恩·琼斯中士（家住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普林斯顿大道1712号）钻出帐篷，以印第安人的姿势挨着我们坐在地上。牧场另一边摆着一架运输机的银色残件，飞机是在D日上午坠毁的。与平时不一样，这是一个宁静和煦的傍晚。我们坐在草地上，目看着太阳从东边落下，一致同意真是活见鬼的日落地，如果不是我们晕头转向了，那就是法国是个神奇的国家。别人告诉我，琼斯中士曾是连里的炊事员，可他想丰富战场阅历，于是改行开大型抢险车，后来成了一名车长。他的驾驶员达拉斯·赫金斯是一个高个儿年轻人，笑容可掬、剪了寸头，来自佐治亚州斯通沃尔市，赫金斯刚狼吞虎咽地干完一块老家寄来的大汉堡，觉得肚子胀得像头猪。

回收队员们有一阵漫长的空闲期，除了拿车辆敲敲打打之外再无活儿可干。他们厌恶这段时期，变得烦躁不安，有些人打发时间的方式是把帐篷整理得像家一样，哪怕他们第二天就要搬走。有个驾驶员甚至从一户法国人家里搞到一个羽绒床垫。寻常士兵是无法携带一床羽绒垫东奔西走的，但对开M-19的司机而言，带十床都不成问题，而且压根不知区别何在。

小伙子们深以他们的连为傲。据说因为在登陆战初期表现相当出色，他们得到总统部队嘉奖的提名。但是有一天，他们纯粹出于手痒，跑进一个炸弹弹坑，操作俘获来的德军武器朝对岸开了几枪，此为严重违规之举，提名自然告吹了。对此他们只是一笑置之，不然又能如何。

来自亚拉巴马州安尼斯顿市的格罗弗·安德森下士也是驾驶员，对他那辆巨型机器信赖有加又咬牙切齿。法国的道路对于大量双向行驶的军车而言太窄了，而一辆M-19坦克运输车块头大、速度慢、动作笨拙。“你会被它气疯，”安德森说，“后面的车子绕不过去，只好排起长龙。你明白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天怒人怨，于是你的火气也更大了。它们很令人恼火，但让我弃车可不行，因为我用它可以在任何地方拖出任何东西。”安德森留着红色的山羊胡，打算胜利以后再剃掉。他当过出租车司机，这是另一个使他觉得M-19“令人恼火”的原因。

“因为它连个仪表也没有吗？”我问。

“也可能是因为它拉不到任何女乘客。”另一个驾驶员说道。

安德森老兄对此做出一个非常标准的美国大兵的反应。

天色刚暗下来时，一个士兵跑来牧场，说接到命令，我们这个军械撤运连要去取回几辆动弹不得的坦克。我们一跃而起，奔下山坡。一辆M-19卡车正屹立在入口等候，后面是一台大型抢险起重机。气温已经转暖，但黄昏仍有丝丝凉意。一个士兵把他的麦基诺外套借给我。士兵们站在他们的庞然大物车顶，仿佛等待出发的消防员，姿态有几分不耐烦。我们穿过灌木篱墙入口，退到碎石路面的主路上，那里离前线约10英里。一个军官说：“我们得在天全黑前赶到”

我们驶过满目疮痍的卡朗唐，又开了几英里，然后拐了个弯。“这里是紫心角。”那名军官说。过了此地，路边的士兵渐渐稀疏，来往车辆全都消失了。周围的炮击声越来越急促。树篱营造出奇形怪状的影子。出于紧张和戒备，我们每到一个开放的树篱大门都紧盯着哨兵。驱车赶路时，沿途飘来阵阵死人的气味。战争中最恶心的莫过于尸体的恶臭了，至此连最后一丝尊严都不剩。

我们转弯驶上一条碎石小路并放慢车速。天色越来越暗，道路尽头依稀坐落着一座灰色的石砌农舍，屋前有一个半圆形小院子和入户车道。五个德国士兵站在屋前，面向墙壁，双手举过头顶。一个美国步兵手持冲锋枪站在入户车道，枪口指着他们。我们继续开了50码左右才停车，驾驶员关掉了柴油发动机。

一个军官走进果树林里找坦克，战时谁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我们剩余人员站在一个旧石棚旁边的公路上等他，石棚旁还停着三辆吉普车。天色越来越暗了。四周的果树林传来我军大炮的嘶吼和轰鸣。一个军官点燃烟，这时一个肩扛步枪的中士走上前，说：“长官，您最好把烟熄掉。那边到处都是狙击手，他们会循着香烟开枪的。”

这名军官等不及把烟丢地上，赶忙用手指捏碎了烟头，并说：“多谢。”

“我也是为你好。”中士带着歉意道。

路上只有一行徐徐行进的吉普车，车顶装有运送两名重伤员的钢架。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吉普车载着伤兵驶过，速度很慢，好像在找路一样。

不知怎的，当夜幕降临在一片危险重重的土地，人就会期盼安静。大家开始压低嗓音交谈，吉普车油门也踩得没那么用力了。早些时候，一架德国飞机嗡嗡飞过，转了个弯后俯冲而下，白色尾迹斜斜划过天际。我们蹲在一堵石墙后，离飞机有半英里远，但黑夜无边无际，而子弹不长眼，所以我们都悬着一颗心。一辆装甲车绕过我们，驶进前方的壕沟里，随后熄了火。他们告诉我，这是为了防止被德军夜间巡逻队发现渗透。

我们前方有零星的步枪和机枪哒哒声——一声长，一声短；一声来自德军，一声来自美军。我都很想知道，是否每次枪响过后，就有某个全须全尾的大活人，一个全然陌生的人痛苦地骤然倒地，倒在前方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一枚炮弹带着熟悉的嘶鸣，猛地打在前方果树林里。我赶紧躲到石棚后面。

“你不喜欢这样子吧？”微光中一个士兵问道。

我说：“不喜欢。你呢？”

他坦诚相告：“我当然也不喜欢。”

一名中士走上来，说：“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待在这儿，不过他们每一小时整点就会朝这个棚子开炮，他们就对准了这儿打。”

我们看了眼手表，离午夜12点还差5分钟。一些士兵还大摇大摆站在路中央闲谈，但我们没那么淡定，开始小心翼翼移动到石墙边，甚至移动到大卡车无声的庇护下。随后一个军官从果树林里出来，他知道路，于是我们围上前去，听他指明方向。我们必须调头穿过两个牧场，转弯驶上另一条小路，再一路向前。

此行是去拖回两辆德军坦克，以免敌人也趁着夜色取回它们。我们缓缓退回到路上，其间强劲的排气管扬起漫天灰尘。路过农民的灰色石屋时我们能依稀看到沉沉夜色中的五个人影，是那五个仍面对着灰色农房的德国兵。我们驾驶硕大的M-19运输车缓缓穿过两个牧场，后面跟着一辆抢险车。此时午夜刚过，我们行驶在牧场远侧的羊肠小道。没有任何人指引方向，军官们已经把我们甩在后面了。向一个哨兵打听德国坦克的方位，他却表示从没听说。我们只好熄火等待。

我觉得众人都有点坐立不安。前方肯定有美军部队，但我们不知道相距多远。紧张到这种地步时，人就难以忍受瞎转悠，我们盼着完成任务，赶紧离开这鬼地方。等了十分钟后，一个中士返回来，告诉我们需要沿这条路再开半英里左右。黑暗中，我们只能辨认出模糊的影子，能看见乌黑一团的灌木篱墙和灌木中间较亮的碎石路。最后，路边一团巨大的黑影逐渐清晰，我们找到第一辆德国坦克了。就在我们开过去前，我们又看到路两边倒着两条黑色的东西，从形状和大小来看应该是死人，但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那只是模糊的身形。

因为紧张和急于完成任务，我希望卡车拉走第一辆坦克，然而它没有，而是开过那辆坦克，然后又退回到路上。人在紧张时会有咫尺若天涯之感，发动机的噪音响在耳畔有如鬼哭狼嚎，招引着德国人。终于，第二辆坦克的黑影若隐若现，旁边的路上站着几个军官和士兵，驾驶员退回到离它5尺范围内，熄了火，然后我们都下了车。

外人会以为只需要拿根锁链勾住那辆坦克，将其拖出壕沟即可。可事实上我们耗了半个小时，我甚至觉得是通宵达旦。首先我们必须检查有无诡雷。不得不佩服我们的机械师，他们对外军坦克就像对我军的一样了如指掌，其中一人爬到下面的舱门，钻到驾驶席上，在黑暗中完全凭感觉摸索着，研究那些复杂的驾驶舱装置，查明车况，然后将故障告诉我们。这辆坦克的故障似乎在于驾驶席的两根操纵杆和齿轮脱节，而且弯得无法移入空挡。一个士兵被派去从停在路上的抢险车里取钢锯，如此便能把操纵杆手柄锯掉。五分钟后那个士兵回来了，说抢险车里什么锯子也没有，结果他又被派去取铁撬，最后大功告成。

这段时间里，我们大约十二个人围在坦克周围闲聊。炮弹仍会划过暗夜的天空，但没有刚才那么近。一个军官问有没有人检查过坦克的88炮后膛。有时德国人会故意留下一枚炮弹并简单装填，只待坦克被拖动时爆炸。另一个军官回答说后膛是空的，于是我们启程回去。原计划拖着它行驶很远，可事实上只拖了半英里左右，之后我们决定今晚且将它放在一处野地。我们驶进一个类似于牧场的地方，灌木篱墙边的哨兵问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回答说：“把一辆德国坦克在这里放一晚。”

这名哨兵带着惊恐的声音说：“上帝啊，别把它摆这儿，会招来德国人的。”可我们还是留下了它，而且为摆脱了它而心花怒放，这点我可以发誓。最后我们回到驻扎地，驶进灌木篱墙入口时，哨兵说：“食堂帐篷里准备了咖啡，正等着你们。”这些像消防员一样工作的队伍一天24小时都有餐食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