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上尉与伊万·桑德斯一等兵的侦察能工巧匠之旅

还在瑟堡半岛时，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决定再也不要忍受C口粮了。鲍勃·卡帕说他一直受不了C口粮，于是我俩一拍即合，找到一个好心肠的给养军士，好说歹说讨来了几罐维也纳香肠，几包白糖、罐装豌豆，等等，一股脑装进一个纸箱，然后绕过几个灌木篱墙，来到车辆调配场，把劳伦斯·韦德利·科根二等兵从他在外场自建的安乐窝里挖出来。科根为第9步兵师G-2部门开指挥车，我们逮到他闲下来的空当，说服了他载我们去某个地方。

就这样，我们挤进车里，指使司机科根驱车前往附近的莱皮约村。到达后，卡帕走进一家餐厅先行调查，他能讲八门语言，但据他朋友说“门门半吊子”。很快他出现在门口，打了个手势，科根遂将车停在房子后面，我们抱着一箱食物进去了。

这是一间典型的法国乡村餐厅，层高较矮，地板塌陷，内有四五个房间。我军刚占领莱皮约，知道这地方的美国人不多，所以餐厅里满是法国人。老板娘把我们领到一张长桌前。科根二等兵因为职业原因灰头土面，衣服油迹斑斑，所以先去洗手再文明就餐，见多识广的卡帕为了不占法国人任何便宜，和老板娘达成交易，拿口粮换一顿咖啡套餐。我们原以为怎么也得付全价，但结账时对方只收取了烹饪费，多一个子儿也不要。

餐馆没有小餐桌，每间房只有一张长桌，所以我们和法国食客坐在一起。他们似乎渴望展示友好，很快和我们聊得火热，事实上是和卡帕聊得火热，后者偶尔把话题转述给活像个土包子的我和科根。人们讲了一些德国占领者的事，但并不是太乐意谈德国人。接下来我们谈起最近才公开化的法国抵抗组织。

吃饭期间，穿着脏大衣的科根二等兵一直满脸堆笑，听几句，吃几口，眼巴巴地听着听不懂的语言，看着新鲜又陌生的场景。他看上去稚气未脱，引来一位中年妇人嘘寒问暖。科根并不腼腆，但不会法语，故而只是笑笑。他十七岁参军，不到十八岁派驻海外，这时也只有十九岁，家住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胡桃街东128号。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人之一，无论深夜几点、什么天气，都对我们有求必应，而且总是和颜悦色，没有其他司机开车时的冷脸。更何况他车技了得，总是在车里放一盒口粮。我们离开餐馆时他仍兴奋难平，唠唠叨叨地说这是他参军以来最开心的一晚。他说，想象一下，他那么年轻的人看到今晚一屋子外国人该是什么心情。

约翰·杰克逊上尉是个不同凡响的家伙，干着不同凡响的工作，和那些有投降意愿的德军将领打交道的任务大量落在他肩上。因为一来他会说德语，二来他在第9师参谋部工作，正是该师俘虏了瑟堡地区的德军将领。

杰克逊上尉昵称“布林克”，时年32岁，单身。非常巧的是他生在离瑟堡约30英里的迪纳尔镇（Dinard），但祖上世世代代都是正统美国人，他出生时父母正好在那边旅行而已。其母住在康涅狄格州新迦南市，但他倾向于认新墨西哥州为家乡，他在那边经营农场多年，感情深厚。他的农场位于圣达菲以东约40英里的瓦戈芒德和克莱因斯科纳斯。战争改变了他的事业，他和合伙人都漂洋过海，无人打理农场，去年他们首次亏损。

杰克逊上尉矮个头，深色皮肤，面孔削瘦。穿着一件有肩带的长款战壕衣，头盔盖住了耳朵，看上去像个俄国军人而不是美国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自称德语马马虎虎。其实德语太地道反而不利于开展工作，因为被俘的德军军官可能会把他当作投靠美国的德国人，鄙夷之下拒绝同他说话。

大名鼎鼎的卡尔·威廉·冯·施利本将军被俘时，我正好在他战俘生涯的首站：第9师指挥室。师长曼顿·S.埃迪少将在活动式指挥室里同他进行长时间会谈。会谈结束后埃迪就要将这位被俘的德国将军送去上一级司令部，在此之前，他传话说摄影师可以过来拍照。于是俘虏们在果树林里站成一组，摄影师上前一阵猛拍。冯·施利本显然对沦为俘虏怀有一肚子怨气，被拍照时怨气更重了，一脸阴沉，再无其他表情。

埃迪将军想寻个好听的解释，他让翻译告诉那位俘虏，这是贵为将军的价值所在。冯·施利本只是哼了一声，埃迪将军又对翻译说：“告诉将军，我们是个民主国家，所以我无权禁止摄影师拍照。”冯·施利本闻言再次嗤之以鼻，而我们都窃笑，这是我们见过的拿民主做文章最油滑的例子。埃迪将军传统守旧的外表下深藏不露。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是伊万·桑德斯一等兵，堪称第9师里的能工巧匠。他真正的职业是电气技师，但一双修东西的巧手使他几乎一天24小时都在为别人的事操劳。他没什么经验却修好了钢笔、收音机、电动剃须刀、打印机、断了的刀、火炉和手表，已经成了名人。从将军到小兵，人人都离不开他，只要什么东西坏了立即呼唤他。

桑德斯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个人形象让人过目难忘。谁都无法说服他收拾干净，连将军也无计可施。遇到贵客来访，人们就试图把桑德斯藏好，但惨况的有趣之处是桑德斯自己也巴不得干干净净的，可就是没空洗澡，人们从不给他那个时间，修东西让他忙得不可开交。

桑德斯原本是个汽修工，来自艾奥瓦州文顿市，他估计自己战后会再开一个汽车修理店，料想很多有车的老战友足够他忙了。桑德斯另一个不同凡响之处是他其实完全不必待在这边，他43岁了，曾经三次有机会回国。可诸位知道他为什么三次都拒绝了吗？纯粹是责任心使然，他觉得谁都无法接手他的工作。

讲一件小事：一天晚上，我顺路经过一个过去认识的高炮连驻地，一名在旅里工作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走上前做自我介绍，看上去有几分眼熟，但我叫不出名字。也难怪，我们已经有21年没见了。他叫拜伦·华莱士，是我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学弟，还是德尔塔-宇普西龙（δ-υ）联谊会成员，而且我们俩的宿舍只相隔一条小巷。当时他家在印第安纳州华盛顿县。毕业后他便一直从事文娱和体育工作——工作地点有纽约的鲍威利区、洛杉矶、匹兹堡，然后到了诺曼底。他于D日次日上岸，他认为自己会喜欢那儿的。

另一件小事发生在两个士兵身上，他们来到我们的营地，向我讲述一件刚亲历的奇遇。下士约翰、二等兵爱德华·奥唐奈是来自马萨诸塞州东米尔顿的好兄弟，分隔两年多了，前一晚首次意外重逢。约翰是炮兵，出国两年有余，从北非一路打到西西里，爱德华出国只有两三个月。约翰23岁，爱德华19岁。爱德华最早意识到哥哥就在附近是因为看到几个士兵佩戴着约翰所属师的徽章，那些人正准备去一处军队户外浴室洗澡，他打听到部队所在，随后踏上了几个小时的寻亲之旅。爱德华最终找上门时，哥哥正在摄影棚里参加一场军队宣传片的拍摄。人们帮他带了个话，请约翰出去。而约翰走到中途，认出了等候在外面的人，那一刻他差点把后场所有人从椅子上撞下来。双方的长官放了他们一天假。次日他们就边聊边逛，主要拉扯家长里短。

诺曼底是兔子的天地。我们在野外、在农家院子周围都看到过，它们大都为半驯化，显然当地人大量食用兔肉。我军刚转移过去并开始夺取德军一个永备营区后，发现几乎每一小群德国士兵都有一个养兔场，德国人将兔子作为食用动物饲养。

一天，我的朋友威廉·贝茨·韦斯科特二等兵发现一只死于炮击的母兔，附近灌木篱墙下还有一窝六只刚出生几天的小兔子。韦斯科特将它们带回帐篷，放进一个口粮箱，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用滴管喂炼乳，小兔子像婴儿一样吮吸着。第二天早上，五只兔子都死了。士兵们说是被昨晚的轰炸震死的，我说它们是被未稀释的炼乳害死的。不管怎样，第六只茁壮成长，出落得活泼可爱。它对韦斯科特亦步亦趋，如果距离实在太远了，就蹦回帐篷里，静静依偎着韦斯科特的毯子。它是那么娇小可爱，所有人都爱不释手。过了一星期，有天早上我们发现它死在一处草地。事情就这么以悲剧收尾，但那边的结局都大抵如此。

瑟堡半岛的蒙特堡在交战双方的炮轰之下，成了毁坏最为严重的镇子。那边战火熄灭后第二天，我们在蒙特堡稍事停留，发现城市广场一侧有一大堆大型锈蚀农具——从犁、播种机到割草机，等等，应有尽有。一堆破破烂烂的播种机上有个熟悉的名字“麦考密克”^[1]，不远处平躺着一只惨死的大白兔。

蚊子在诺曼底沼泽地区无比猖獗，尤其到了晚上，在灌木篱墙一带更是可怕。它们拥有我以前哪怕在世界蚊都阿拉斯加也未见过的本事。傍晚驾车行驶在公路上，能看见一根根黑色柱子耸立有两三百尺高，直达树梢上空，每根都是由数百只如群蜂狂舞的蚊子组成的。起初我只当作叮人的小虫子，但有经验的人向我保证那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大蚊子。在傍晚行车半英里可能会见到20根这样的柱子。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鬼话，是事实。部队没有配发蚊帐，官兵只能又挠又抓。幸好这些蚊子不传染疟疾，只是搅得我们苦不堪言而已。

一天晚上，我爬进一个设在防空洞里的高炮连指挥所，当时大约凌晨2点，指挥所里只有两个人——一个给各炮组打电话下达命令的中尉和一个正准备熬热可可的中士，他问我想来点吗，本着来者不拒这一军内悠久传统，我说要。他叫利奥波德·兰帕蒂，连军士长，家住俄亥俄州扬斯敦市富兰克林街916号，曾是一名酒保，自从到了法国他捡到好几个古色古香、设计精美的小威士忌酒杯。但我写兰帕蒂的缘由是他的电熨斗。他在一个倒置的电熨斗上做热可可，高炮连都有一个移动式发电机，插电即用。两年前他还在芝加哥附近的兵营时，姐姐送了这个熨斗，他从此一直带着。有一阵子他用它熨裤子，可在战火连天的诺曼底，一个裤子笔挺的家伙可能会被当作间谍枪毙，所以兰帕蒂干脆用熨斗来做些吃的。(www.xing528.com)

一天下午，一个士兵因为和我同姓，顺道过来问个好。他是斯图尔特·派尔二等兵，来自新泽西州奥兰治，是个司机，不时奉命给一些高级军官开车。派尔二等兵已婚，出国九个月了，尽管我们试图挖出点亲缘关系，但一无所获，可能因为我原本压根不姓派尔，而是出自斯福尔扎·谢杜蓬·达达尼昂伯爵^[2]家族，祖上可追溯到历史悠久的诺曼底牛奶场女工，自1739年——我想具体是1月份的琼斯谋杀案之后家族便得姓派尔，我曾祖父建造了帝国大厦。我为什么会告诉你们这些？

战时价值扭曲部逸事——

一个士兵提出用三匹马换法国农民的三个鸡蛋。马是从德国人手中俘获的。结果未能成交——农民已经有三匹马了。在我们一所撤运医院里，一名伤兵上交了90000法郎，约合1800美元，这笔钱是他从被攻占的德军指挥所里捡到的。军方随后开始查阅规章条例，以确定这名士兵能否拥有这笔钱。

我随一支步兵连向着瑟堡挺进时，一名步兵给了我两罐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法国沙丁鱼。激战正酣时送沙丁鱼罐头，这时机选得甚是好笑，可这场战争何尝不好笑。不管怎么说，我很感激地收下了，当晚回帐篷后放进野战背包里，之后便忘得一干二净。几周后的一天，我饥肠辘辘，翻遍了背包，想找些糖果之类的食物，这时发现了沙丁鱼罐头，它们顿时成了人间美味。

诺曼底处处透着年代感。灌木篱墙茂密而古老。石墙覆盖着厚厚的土堆，令人全然不知土堆下有一堵墙。果园里的苹果树老态龙钟，长满厚厚的苔藓，好似披着一件绿丝绒大衣。一座座城镇看上去也是老旧破败的。我在诺曼底没见到一栋房子像是建于最近三代，这些地方的风格不是颓废，而是到了知天命的高龄。就连瑟堡市也出人意料，所有建筑又旧又破。

这里和我们见过的其他几座战火中的城市——阿尔及尔、巴勒莫乃至那不勒斯形成鲜明对比，那些地方在本世纪做了大量新建和改建工程，新房子光鲜亮丽又现代化，街面看上去和美国的大同小异。

瑟堡的街景活脱脱就是好莱坞电影里欧洲古城的布景，以至于让人本末倒置，以为瑟堡是照搬电影场景建造的。诺曼式建筑同样如此，这里的房屋外观不似在加州诺曼人的房子匀称、规则、精致。我看到这些房屋时，第一反应是它们模仿自我国加州诺曼人的房子，而且工艺不那么精湛，随后才回过神来。

所有建筑都是石砌，就连谷仓和牛棚也是石头堆砌，其设计风格和房屋相同，大小通常也一样，它们围着一个广场紧挨在一起，就这样，一户农家形成了一个紧凑小巧的建筑群，远远望去好似一套乡下庄园。

诺曼底是乳制品产区。彼时当地人家的黄油多得不知如何处理。只有愚蠢的士兵才得不到应有尽有的黄油，可即便如此，黄油在市场上仍然炙手可热，法国人仍然喊价60美分一磅。德国人掌权时买光了诺曼底地区的黄油，而且价格不菲。德国士兵会寄给国内的亲人。据当地人讲，尽管德国人有很严格的新规，满嘴承诺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但就是他们自己一手开办和养肥了巴黎的黑市。德国军官在诺曼底买走的黄油大多流入巴黎，以离谱的价格进行转售。

平心而论，我们感觉不出诺曼底在德国占领下水深火热。毫无疑问，原因与其说是德国人开恩，不如说是此地的农村性质使然。在任何受压迫的国家，总是农民的处境最好。诺曼底的农业兴旺，百姓尚能维持生计，反而是城市在被占领时最受罪。

诺曼底无疑是儿童之乡，我在这边见到的小孩比在意大利的还多。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孩子，个个令人惊艳，否则可真是特例。可他们明显非土生土长，因为这里成年人的长相整体上与其他地方无异，美丑都有。值得一提的是，诺曼底人有别于我们长久以来所知道的地中海性情。当地人工作勤奋。有些美军军营和市政官员雇佣法国少年做些餐厨和文职工作，我注意到他们上班风风火火、健步如飞。

待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事迹能够公诸于世之日，那将是史上最精彩入胜的故事。瑟堡半岛的地下抵抗组织由基层小组构成，五人一组。组员彼此相识，但都不认识其他小组的成员。抵抗组织的存在逐渐大白于天下时，法国人的反应甚是有趣。他们通过以前一直深藏不露的特殊臂章辨认同志，一个地下组织成员看到某个邻居也戴着臂章，不禁错愕地惊呼：“怎么？你也是？”

在一个村子里，我们问了几个没有参加抵抗运动的村民，当初是否知道镇上哪些人是抵抗组织成员。他们说能根据对方的性格猜个八九不离十，但始终无法确认。

在诺曼底，鸡蛋数量不够供应全军，但能干的觅食者每天都能搜刮到几个。我们从农村主妇们那里以每个六到八分的价格购买鸡蛋，盼望哪天也能从某个农家少女那里买一些。诺曼底产的鸡蛋品质上乘，大约每四个里就有一个鸭蛋那么大的。我们帐篷里的五人都关注鸡蛋，因此到了乡下都习惯性地买几个。

我们放弃了去食堂吃早餐的机会，每天早上在帐篷里用餐。残酷的命运几度变幻无常之下，我成了早餐四人组的组长。四个老爷还躺在各自的小床上打呼噜时，我却忙得团团转：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围着两个科尔曼炉子，用真正的诺曼底黄油做鸡蛋——煎炒煮蒸，怎么符合他们一时兴起的刁钻胃口怎么做。除非去了部队那里，整整两个月里我一直干着这项无耻的差事。尽管我的客户足够聪明，让我时而为自己的烹饪天赋沾沾自喜，但我还是厌倦极了，暗暗发誓，哪天定要绝尘而去，有生之年再也不回来，绝不。即使他们登报寻我也没门。之后他们就会因为没人做饭而变得形容枯槁，最终饿死在那片遥远美丽的异国他乡。

【注释】

[1]指美国农机公司麦考密克公司。

[2]此为作者的玩笑话。“斯福尔扎”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以米兰为中心，势力延续近百年的统治家族，“谢杜蓬”为诺曼底地区地名，达达尼昂是路易十三时期的法国大元帅，也是大仲马小说《三个火枪手》里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