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军事巷战：第9师的战斗经验引发怪事

第九师师长曼顿·S.埃迪少将是战地记者最喜欢的将军之一。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对我们极尽坦诚，因为他平易近人、很好说话，也因为我们认为他有大将风范。我们早在突尼斯和西西里就知道他的大名，如今到了法国依然是他。

和他的长官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类似，埃迪将军看上去更像个教师而非军人。他长得高大魁梧，却戴着一副眼镜，有点斜视。作为美国中西部人，他的言谈确实像那边的人。哪怕已是一个有着28年戎马生涯的军官，他依旧声称老家是芝加哥。他在上次大战中负过伤。他非能言会道之人，但谈吐得体、笑容可掬。虽是职业军人，却像普通人一样鄙视战争，也会为战争中的消耗和悲剧所震惊。他对凯旋的渴望不亚于任何人。

将军在战地住一辆用作机械车间的卡车。为此这车被改装一新，有床、书桌、橱柜和地毯。他的勤务兵是个热心肠、深色皮肤的中士，原籍厄瓜多尔。他睡在卡车里，手下一些军官睡散兵坑。不过我在他的师里的一天晚上，连他的司令部都受到战火波及。炸开的炮弹弹片打在车顶，于是他搬了出去。

一般来说，他在上午办公，下午出访各个团和连的指挥部。他通常坐一辆没有武装的吉普车上前线，后面紧跟着另一辆吉普，车上配有一挺机枪和一个步兵，提防着狙击手。出发时司机常叮嘱：“坐稳了，将军外出时可不会磨蹭。”他在车里放了一部便携式电话机，这样若他突然想联系手下哪个部队时就让车停在路边，接通地上的电话线即可。

埃迪将军尤其喜欢在手下始料不及的地方突然出现。他知道士兵们在战斗激烈的前线看到司令官会士气大振。所以他在前线总是昂首阔步，从不卧倒在地，也不流露愁容。

一天，我同他一道乘车出访。我们在一个指挥所停下车，和一群军官一起坐在树下的草地上看地图。我军的大炮正在附近打得热闹，但我们这边毫无动静。稍后，一枚炮弹势如闪电，突然从我们头顶上方飞过，高度低得似乎刚好掠过树梢，它发出的不是呜呜声，而是嗖嗖声。包括上校在内，在场所有人都扑倒在地，抓紧草丛。炮弹落在邻近的果园里爆炸了。埃迪将军却稳如泰山，淡淡地说：“哎呀，我们自己人的炮弹而已。”

我认识将军不是一两天了，所以大着胆子说：“将军，如果是我们的炮弹，那我只能说，这仗打得见了鬼了。我们在向北进攻，那枚炮弹却朝着正南方飞。”

将军只是哈哈一笑。

将军时而也喜欢凌晨4点起床，去文件收发中心和食堂转转，让那儿的人大吃一惊。他最喜欢的战场往事就发生在这样一次夜间转悠。那还是在非洲的新露营地，正下着倾盆大雨，地上的泥浆齐膝深。由于撑竿松了，简易三角帐篷不断往下跨。众人无不被淋成落汤鸡，苦不堪言。到了深夜，将军徒步踏上泥沼，为那里的孩子们感到难过。他从一个努力架起倒塌的帐篷撑竿的士兵身边路过，对方正用钢盔当榔头敲打着，做得异常艰难。钢盔不时敲打个空，还溅了他一身泥，他怒火中烧、骂骂咧咧。当时将军正打着手电筒，士兵见到有光，喊道：“嘿，哥们儿，借点光好吗？”

埃迪将军顺从地蹲下，手持手电筒照过去，而士兵继续锤打，泥浆继续飞溅。木桩最终支了起来，这时两人才站起身，将军问：“士兵，你叫什么名字？”

对方喘着气，有点吃惊，他探身过去，凑近了一看，顿时失声大叫：“上帝啊！”

瑟堡半岛战役期间，我随第9步兵师一起度过了9天时间，正是该师截断了半岛，也是攻破瑟堡港口的三个师之一。这是我军一支精锐，参加过北非登陆，从突尼斯打到西西里，然后在1943年秋转至英国，整个冬天都在为登陆法国而训练。这也是带着实战经验登陆诺曼底的美军师。

我们还在地中海时，第9师遇到一件怪事。因为一些不可知的原因，该师未能像别的师一样及早通过新闻审查发布报道，结果该师感觉受到冷落。将士们一路苦战，付出了巨大牺牲，总体而言颇有建树，在国内却名不见经传。

缺乏赞誉必然挫伤士气。每个指挥官都知道部队得到的宣传是影响士气的因素之一。所谓宣传不是包装美化，而是对国内民众公布某部队经受过怎样的磨砺、做出了哪些事迹。普通步兵若是知道克服眼前的困难将立功扬名、将在家乡父老中传为美谈，那他会更加奋不顾身。

鉴于在地中海战场不受重视，第九师精心筹划。首先，这时有了新的新闻审查政策，得益于此，一旦确定德军也知晓交战对手，媒体便会及时将参战的美军师公之于众。该师克服了巨大的障碍，确保让随军记者有宾至如归之感。该师还设了一个小型公关部门，派一名军官总负责，一班士兵加一辆卡车搬运记者们的行李装备，还安排了三间带小床、电灯和桌子的帐篷。第9师的随军记者有荤菜可吃，有桌子可书写，在前线有吉普车可坐。此外，只要他们提出要求，信使随时会将稿件送到后方。

当然了，即使为记者创造出种种便利，一个师首先自身必须力争上游，才能博得美名。第9师就很出色，在瑟堡之战表现得像一台精密的机器，过去的战斗经验发挥了效果。他们的出色不仅体现在单场战斗，还在于整个组织配合默契、天衣无缝。我以前也解释过，打仗对组织机构的依赖程度比大部分人想象得更高。

此战第9师的作为在我军历史上并不常见。该师牢牢扼住敌人的咽喉。德军稍做后撤，第9师必紧追不舍，从不给敌人重新集合和重整旗鼓的机会。他们飞兵疾进到有趣的程度。我驻师部指挥所七天，他们一共六次拆掉帐篷，向前推进。这可把负责拆卸和安装帐篷的士兵累得够呛。我无意中听到其中一个人说：“我还不如加入林林兄弟马戏团。”

一个师的司令部所在地通常比较安全，第9师则不然，其司令部经常出事，几次惨遭炮弹袭击，牺牲了一些人员。德军狙击手不时会干掉一个人。我同他们在一起时从没一晚上睡安稳。我军大炮部署在四周，炮火声通宵未歇。德军飞机也时常飞来，轰鸣声回荡在夜空，令我们寝食难安。一天晚上，我正同林德赛·纳尔逊上尉（来自诺克斯维尔）坐在帐篷里，忽闻一阵巨大的爆炸声，随后我们头顶上方的树梢传出尖啸声。可我们既没有跳起来，也没有趴倒在地，我说：“我知道是什么，是我们一个弹带。我也是个老资格步兵了，听过无数次弹带飞过的声音，它们有时像狗叫，都不足为惧。”

“那当然，”纳尔逊上尉接话：“就是一个旋转弹带。”但几分钟后我们发现，所谓无害的自己人的弹带其实是块一尺见方、烧得炽热的锯齿状弹片，来自100码外的地上一枚德军240mm炮弹。

当个自作聪明的人真绝。

在诺曼底乡间作战意味着从一个篱墙打到另一个篱墙，而进入一座镇子或城市时则意味着从一条街道打到另一条街道。一天，我与一个奉命去肃清瑟堡郊外小股敌军的步兵连同行——我向诸位保证，我真的是偶然遇到他们的。鉴于这段经历在步兵连向一座敌占区城市挺进过程中较为典型，我想试着为诸位做一番描述。

如我所说，我原本无意与之同行。那天下午我按部就班地启程前往一个营指挥所，打算去那儿随便看看，和我结伴的是新闻记者查尔斯·沃滕贝克和摄影师鲍勃·卡帕，两人来自《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社。

我们抵达指挥所，基本上就到了前线。指挥所设在狭窄的街边一座教堂里，宪兵正在街对面的庭院里搜查一批新来的俘虏。我同他们待了一会儿。这时他们离前线相当近，但仍然高举双手。他们明显战战兢兢，急于讨好看守。我旁边一个士兵向其中一个德国孩子询问他的帽徽，这孩子直接将帽子给了对方。俘虏们身上散发着类似青贮饲料的臭味。有几个俄国人，其中两个还带着妻子，两口子一起住在前线。妇人以为我们要枪毙她们的丈夫，陷入歇斯底里。德国人正是用这种方法让被征召的俄国人为他们卖命的——他们灌输彻头彻尾的谎言，令对方深信落入我军之手的下场是立即被枪毙。

我们下方的市区火光冲天、黑烟滚滚，四周爆炸声连连。我军炮弹自头顶嗖嗖飞过，在另一头轰隆隆炸开了花。德军20mm炮弹也在我们上空飞舞，打在我们背后的镇子里。一挺挺步枪和机枪哒哒声不绝于耳。凡此种种，都令我紧张和焦虑。最近的德军战斗部队离这儿只有200码。

正冒着上述所有危险晃荡时，一个身穿战壕服，戴着太阳镜（尽管天气阴冷昏暗）年轻尉官走过来说：“我们连等几分钟就要从这条路出发去清除一个据点，大约离这儿半英里。路上有些房子里可能有狙击手。你们想一起来吗？”

我才不想去，同一个步兵连一起上战场可不是安享晚年的路数。可人家都提出邀请了，我还能说什么，只好答：“当然想。”沃滕贝克和卡帕也一口答应，沃滕贝克似乎就从不会紧张，卡帕的胆大包天更是人尽皆知。接下来的路有他们做伴再好不过了。我们随即迈开步伐。士兵们已经在前方的路两边排成长队，只待军官赶上来宣布出发。我们一直走到队列起点才停下，那名尉官边走边自我介绍，他是奥赖恩·肖克利中尉，密苏里州杰斐逊城人。我问起奥赖恩这个古怪的名字由来，他说来自马克·吐温的哥哥之名，肖克利是副连长。连长是波士顿人劳伦斯·麦克劳克林中尉。连里有个军官是补充兵员，三小时前刚到，以前从没打过仗。我注意到他几次闪避我军的炮弹，但一直在拼命强装镇定。

周围的士兵两周没刮胡子了，制服湿腻、脏污——他们上岸时就穿着这套不舒服的气浸绝缘服。小伙子们十分疲惫，近三周以来马不停蹄地步行前进、战斗，席地而睡——而地上往往是湿的。他们一直绷紧了神经，啃着冷冰冰的口粮，眼睁睁看着朋友牺牲。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几乎是挑衅地说：“你们为什么不告诉国内民众这边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听到的尽是胜仗和无数光荣事迹，他们不知道，我们每前进100码都有人丧生。你们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这边的生活有多艰难。”

我告诉他，这正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对方厌烦透顶，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部队还不能回国，他们打了所有的战斗。这话也不尽然，因为还有战斗更繁重、伤亡更惨痛的师。人们会因为精疲力竭而生出他那样的感觉，但往往休息几天后就能重拾笑脸。

等待上路时，黑云压顶的天空下起倾盆大雨，把我们浑身都淋湿了。肖克利中尉拿着一张地图走过来，向我们说明他的连将要去消灭碉堡和机枪巢组成的据点。我军已经插入两边的城市，但我们面前这条路目前还没人走过，人们以为这条路肯定位于敌人的步枪火力范围内。

“我们这么干，”中尉说：“先上一个步枪排，一部分重武器排紧随其后，实施机枪火力掩护。然后另一个步枪排冲过去，接下来是一支迫击炮小队，以防碰上硬骨头。然后再上一个步枪排。其余重武器单位殿后，保护我们的后方。我们不知道会遭遇什么，我也不希望你们跑到前面去，所以何不跟着我？我们位于连队中间位置。”(www.xing528.com)

“好的。”我答道，心里并不害怕。人一旦专心致志是很少害怕的，最忌讳的莫过于瞻前顾后。幸运的是，这次小冒险来得太突然，让我无暇瞻前顾后。

雨还在下，我们意识到下午都不会停。大家都没有雨衣，到了晚上衣衫尽湿。我尚且可以回帐篷过夜，但士兵们只能就地睡觉。

眼看就要上路了，上空突然枪声大作。“又是那该死的20炮，”中尉说：“最好再等一分钟。”士兵们都蹲在墙后。猛烈的小口径炮弹狠狠击打着后面一处草木丛生的山坡。山坡上一个法国农民正在农仓院子里拴马，赶忙冲进室内。炮弹在那边炸开了花。两个死去的德国兵和一个死去的美国兵仍旧躺在车道上，我们向前走几步就能看见他们。

炮击终于停止，出发的命令也下达了。离开高墙的庇护时必须穿过开阔地里一条小涵洞，然后在马路上转个弯。士兵们逐个上前，像大猩猩一样蜷伏着钻进涵洞，穿过了这段危险空间。钻出来后，他们徐徐分散到马路两边，其间不时停住、蹲下，等上几分钟。他们动身时中尉一直在吼：“快散开！你们想引来敌人的枪子儿吗？别挤成那样。间距保持5码。该死的，散开。”

人在险境时有一股无可遏制的靠近别人的冲动，所以士兵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奔向前面的战友。这时另一个中尉喊道：“你走右边，观察路左侧有没有狙击手。你走左边，观察路右侧。大家都像这样互相掩护。”

一个军士长交代一个路过的士兵：“把那手榴弹从弹盒里拿出来，放里面对你没好处。把盒子扔了。这就对了。”

有的士兵将手榴弹固定在步枪两端扛着走。人人都有手榴弹，一部分人有大型勃朗宁自动步枪，还有个人搬着一个巴祖卡火箭筒。狭窄的队伍里间或夹杂一个医护兵，背着装绷带的背包，左臂佩戴红十字标志的袖标。队伍只顾赶路，无人交头接耳。他们一次一人、间隔几秒钟地向前挪动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人们通常以为进攻方都是勇猛无畏的，但这些士兵步步踌躇、小心翼翼。他们明明是猎人，此时却像猎物，表情夹杂着莫可名状的激动和凝重、焦虑。

我看在眼里，万分怜悯。他们不是勇士，只是一群机缘巧合之下来到异国他乡断壁残垣的城市，持枪顶着滂沱大雨、蹑手蹑脚走在一条九死一生的路上的美国年轻人。他们战战兢兢，但无权放弃，别无选择。他们都是好汉。我在那天下午同他们一边沿着破烂诡秘的街道缓缓潜行，一边攀谈，所以知道他们都是好男儿。即使他们不是为杀戮而生的战士，毕竟打了属于他们的胜仗。这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踏上前途难料的街，轮到我独自走过那段空旷漫长的15尺了。一个士兵问我是不是没有步枪，每次我真正涉足前线战斗区域时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没有，不允许记者带枪，否则有违国际法，但士兵们不认同该法规，最后那位中士提醒该我了。我屈膝跑过去，缩起双肩钻过涵洞，穿过开阔地。天啊，跑过去的我却感到一阵孤独。为了同前面的人保持距离，我必须在开阔地中央停住。我在一片小灌木丛后面趴下，好像这样就能万事大吉。

出发前我同身后的士兵聊了一阵，刚开始记录他们的名字，就轮到我上路了，所以直到一个半小时或者更久以后，我才利用其中一次漫长的等待时间，背靠房子蹲下来，重拾被打断的工作。当时大雨倾盆，我将笔记本垫在膝盖上写他们的名字，士兵们都举着我的头盔，为本子挡雨。

以下是我在那天下午小冒险期间的几个“战友”：约瑟夫·帕拉伊萨中士（匹兹堡市I街187号）、阿瑟·格林一等兵（马萨诸塞州奥本市牛津街618号）——他的新英格兰口音很重，我必须让他拼出“阿瑟”、“奥本”两词，才能明白他说的是什么。迪克·梅迪奇一等兵（底特律市莱米大道5231号）、詹姆士·贾尔斯中尉（田纳西州阿森斯）排长，当时他浑身湿透、一脸疲惫的模样，很像士兵，以至于他自报“中尉”时我大跌眼镜，原本只当他是个大头兵。阿瑟·施拉格特一等兵（辛辛那提市泰勒大道3915号），在国内时是我的老读者了，所以显然也是个好小伙。罗伯特·伊迪一等兵（宾夕法尼亚州新费城市），30岁，已婚，曾在啤酒厂工作，现操作火箭筒，但这天他的火箭筒烂了，只扛着一挺步枪。本·里恩齐一等兵（纽约市东115街430号）、罗伯特·汉密尔顿中士（费城罗宾斯大道2940号），曾在非洲受过伤。乔·内斯卡维奇（宾夕法尼亚州谢南多厄市），他得意地展示他的两件诺曼底战役战利品——狙击子弹划过他的头盔而留下的深深的凹痕，从一个德国战俘那儿得到的皮革雪茄烟盒。这些人都是第9师的老兵，大多打过突尼斯和西西里战役。

我们渐渐继续前进，每次移动几步。士兵们一直紧靠路两边的墙角蹲着。城里依然无比喧闹狂乱，我们听不出那些声响来自何方，去往何处。房子还没垮，但不时能看到墙上有个圆窟窿，窗户玻璃被震碎了一地。遍地是歪歪扭扭的电话线。城里大部分居民都离开了。顺便说一句，在几近荒芜的真空般的空城里，枪炮声总会显得更响亮、更失真。一扇扇门和百叶窗兀自反复砰砰作响。一群狗突然窜到街上，号叫着互相追逐，它们显然被避难的主人遗弃了，跑得特别野。我们误以为犬吠会招来德国人，担心之下赶紧将它们嘘走。

街道蜿蜒曲折，我们看不见走在前面的排，但前方不远处很快传来的步枪声、机枪哒哒声以及德军自动手枪急速的砰砰声。有很长一阵子，我们裹足不前。中尉在等待期间决定进后面那座房子里待着。那里住着一户贫苦人家，一对中年法国夫妇正在厨房里，妇人像抱婴儿一样怀抱一只肚皮向上的小猎犬，用脸颊轻蹭它的头，抚慰着它，小狗被炮声吓得瑟瑟发抖。

前线很快传来消息，到前面一座德军医院为止的路段已被肃清，距离大约四分之一英尺，医院里有不少我军伤员，他们现在都重获自由。于是肖克利中尉、沃腾贝克、卡帕和我继续靠墙走到街上。还没走多远，我就同他们失散了，因为我路过一个个门口时，士兵们会大声叫我，我便窜过去聊上一阵，还要记录一两个名字。

目前还没有伤亡的消息，沿路的士兵兴致更高了。而前方的城市建筑足以让等待的步枪手以门道作掩护。我走了半个小时才到医院——接下来惊心动魄的事开始了。医院刚落入我军之手，但大局未定，下一个街区似乎仍在交战。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实际情况很难确定。巷战就和野战一样混乱。一方一阵猛攻，然后换另一方还以颜色。猛烈交火间歇有一阵长时间的平静，其间只有流弹和零星射击。偶尔有一个士兵蹑手蹑脚地走过。敌人毫无动静。我有一半的时间搞不清战况，士兵同样不清楚。

医院入口那头的街区路中央一前一后停着两辆美军坦克，间距约50码。我走过去，我军步兵也在沿街的门口。我离前一辆坦克不到50尺时，它的75mm炮突然开火，在狭窄的街道激起可怕的爆炸声。附近房子的窗户玻璃叮叮当当掉落下来，坦克周围烟雾弥漫，空荡荡的街道被震得颤抖摇晃。坦克继续射击，我估计德国人会还击，遂钻进门口。里面是一个临街的地窖，泥土地面。显然上面有个酒馆，因为地窖里堆着放酒瓶的金属箱，酒瓶很多，但都是空的。

我回到门口，看向外面的坦克，见它开始倒车，可接下来，车底突然蹿出黄色火焰，一阵猛烈的撞击震得我眼皮直跳，原来那辆离我不足50码的坦克中了敌人一枚炮弹，随后那边路面也被第二枚炮弹撕裂，四周浓烟滚滚，但坦克没有起火，片刻之后，车组成员争先恐后钻出炮塔。尽管形势危急，他们飞奔过来时我还是忍俊不禁，我从没见过这么夸张的跑姿，他们全力冲刺，摇头晃脑摆臂，龇牙咧嘴，像跑马拉松一样，然后一头冲进我所在的门口。

我同他们一起度过了其后热烈的一小时。我们换了个门口，坐在空门厅的箱子上。地板和楼梯血迹斑斑，不到一小时之前，一个伤兵在这里接受治疗。那辆坦克的遭遇是这样的：车组成员正对着前方一座碉堡射击，坦克的75mm炮发生逆火，烟雾灌进车里，遮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决定倒车以判明方位，但刚退后几步，驾驶员的视线太模糊，只好停下来，不幸的是他刚好停在一条小巷尽头，更不幸的是，小巷另一头还有一个德军碉堡，德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地瞄准这个自投罗网的猎物并开火，第一发炮弹击中轮胎，坦克动弹不得，车组成员纷纷逃了出来。我想不通德国人为什么没有在他们逃生时补枪。

大难不死的坦克兵自然情绪激动，不过还算兴高采烈，准备再接再厉。诺曼底登陆之前他们毫无实战经验，参战后他们的坦克在三周里三次被打坏，但每次都修好了重新披挂上阵。这次的损伤也能被修好，这辆坦克的名字很应景，叫“速速归来”。

这群年轻人最担心的是留着发动机继续运转。我们能听见燃料燃烧的噗噗声。坦克发动机不宜长时间空转，可他们不敢回去关掉它，因为那个位置仍然正对隐蔽的德军炮口，况且他们只戴着皮革安全帽逃出来，钢盔和步枪还留在车里。其中一个人表示：“我们没有钢盔和步枪也很好。”

这个车组成员有：车长马丁·肯内利（芝加哥市兰利街8040号）、驾驶员L.沃瑟姆中士（亚拉巴马州利兹市）、副驾驶员拉尔夫·奥格伦二等兵（明尼阿波利斯市第32大道南段3511号）、炮手阿尔宾·斯托普斯下士（特拉华州马歇尔敦市）、装弹手查尔斯·雷恩斯二等兵（堪萨斯城麦迪逊街1317号），雷恩斯最年长，也是唯一的已婚人士，曾在堪萨斯城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工厂当警卫。“我曾是1500个女士的宪兵，”他咧嘴笑道：“我可真想回去接着干老本行啊。”众人纷纷大声表示赞同。

车长肯内利想把坦克中弹的部位指给我看，可事实上他自己也没看到，因为他一跳下坦克就跑到街上了。于是炮火稍微消停后，我们沿着街道悄悄溜到与那辆瘫痪的坦克大致齐平的位置，但小心翼翼地避免把头探出小巷拐角。第一枚炮弹打进轮胎下面粗大的钢支撑，从车身侧面很低的地方穿出。“嘿，”肯内利啧啧称奇：“它正好击穿下面那个弹药箱。我不懂这箱弹药怎么没爆炸，要是爆了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一堆焦炭了。伙计们，当时那里肯定瞬间达到高温。”

街道仍然空荡荡的，坦克后头约两个街区的地方有一辆德军卡车孤零零地停在路中央，它被打爆了，轮胎也烧得精光，它是我们唯一能看到的东西。举目四望，空无一人，可后来，一个美国士兵跑到街上，大声叫人派医务兵过去，说有人身负重伤，就在前面一点。他非常激动，喊得声嘶力竭，没看见医务兵于是越发狂躁。但消息传到了，一个医务兵很快出现在门口并走上街道。激动的士兵冲他咆哮和咒骂，医务兵没理会，一溜烟跑开了。两人一起跑过几辆坦克，然后钻进街上另一道门。

我们对面的街角有一个垮掉的碉堡，它所在的八字形拐角有点像国内的街角药店入口，只不过没有门，有的是一个带射击口的钢筋混凝土碉堡。坦克兵已经将碉堡打成废墟，然后驾驶坦克开过去，使射程能覆盖下一个碉堡。下一个大致位于前面的街区，设在房子外墙一个凹口里。小伙子们的坦克中弹时正对其猛烈射击，已经打瘫了目标，下一刻，他们自己也挨了一顿。

一小时的激战期间有一阵偃旗息鼓，没有人再对墙角的第三个碉堡出手。我军第二辆坦克稍稍后退，蓄势待发。步兵攀上两层楼的窗户，用步枪对着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的小巷子一通扫射。20mm子弹不时溅在我们周围的房子上。随后第二辆坦克的机枪也对着一排矮房屋上方的大致方向猛烈开火。令人胆战心惊的声音此起彼伏，不过我想双方都无人中弹。

后来，我们看见一群德国士兵走过我刚才提到的那辆损毁的卡车，走上街道。一个军官手持红十字旗，走在最前面。鲍勃·卡帕不顾危险，跑向停着受损坦克的那条小巷尽头，以蛙跳跨过锥形弹坑，跑到德国人那边。他先拍了些照片，然后自持会说德语，领他们回到我们这边暗处的战场围护。对方八个人抬着两个躺在担架上的德国伤兵，其他人举着双手走在后面。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走向医院。我们假设他们来自第二个被摧毁的碉堡。

我没有留下来看剩余碉堡被干掉的过程，但我认为第二辆坦克最终会开到街角，转个弯，继续教训剩余的碉堡。此后这一地域就被肃清得干干净净，只剩几个敌方狙击手。届时受困于门口的步兵会重新冲上街道，攻入一条条小巷、一座座房屋，直到彻底消灭敌人。

一座城市的据点就是这样被攻克的，至少我军是这样攻克的。巷战时，坦克未必能随时提供支援，战斗也未必总是以这么轻微的流血牺牲收场。我们朝着这个残余的据点出发时，城里已是断壁残垣，守军的抵抗也不太激烈，但我们出发时并不知道这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