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滩头时，我同威廉·贝茨·韦斯科特二等兵（家住加州卡尔弗城西林荫大道4040号）同乘一辆吉普车上岸，韦斯科特26岁，英俊聪明，曾是加州威尼斯市埃奇玛奶牛农场的销售员，其妻在洛杉矶市区上班，为位于主街第6街的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办理卧铺车票预订。韦斯科特头一次上战场，对操作枪炮等活计相当陌生，但他做得还不错。
第一个晚上，韦斯科特和我驱车来到露营地，沿途看到大量尸体摆在路边，德国人和美国人都有，但前者为主。一些法国人向我们微笑挥手，另一些人一直埋头不看。
从海滩行驶了数英里，到达山坡上一个长着葡萄和苹果的果园，这时天色已晚。我们开进果园，将车停在树下，先布置了岗哨，然后韦斯科特从车上的大口粮箱里找出一些葡萄汁、咸饼干和沙丁鱼罐头。正在大快朵颐，当晚的第一批德国飞机冒出来，其中一架将炸弹投到附近——近得足以让我们首次感到紧张。四周的防空炮也咆哮起来，阴森和不祥的气氛弥漫开来。我们感到孤立无援。附近还潜伏着狙击手，遍地弹坑，远处传来机枪的声音。至午夜，我们吃完东西，给吉普车铺上一层伪装网，为天亮做准备。我们决定尽量睡一会儿，虽没有铺盖卷，但各有两床毯子，往地上一躺就是了。稍后又开来一辆吉普车，也停在树下，于是这个露宿小组总共包括了两名上校、三名士兵以及我自己，都是和衣而睡。
德军飞机接连飞过，我军炮火的轰鸣和爆裂声整晚也时断时续。大约睡了一个小时，一名上校建议换个位置，让头部位于吉普车下面，因为高射炮弹片就在果园上空漫天横飞。他说高射炮只有击中头部才会要人命。我说，那我猜猜若是被它击中肚子将会如何。他说不会打在肚子上。但我仍然觉得有这种可能性。总之，我向下挪了挪脑袋，将肚子敞在外面。我的头正好在前轮后面和挡泥板下面，位置绝佳，但头上净空太窄了，我每次翻身都要从挡泥板那里磕到一嘴的泥。
后半夜越来越冷，那两条毯子能够带来的热量和两块手帕差不多。我们点燃香烟，盖着毯子抽烟。枪炮声吵得人无法入眠。飞机偶尔低空飞过，我们只能蜷缩在那儿，战战兢兢地等着挨炸。
天终于亮了。黎明时分出现的都是我军飞机，德军飞机则消失了，所以白天我们上空是安全和有保障的。我们都起了床，巴不得有机会四处走动、暖和身子。韦斯科特二等兵打开几盒K口粮，我们围坐在吉普车引擎盖旁边吃了少许早餐。饭后，一名上校侦察了一番，回来告诉我们，这个晨曦中一派田园风光的漂亮果园里到处是前一天死去的德国人。稍后我们得帮着埋掉他们。
在法国的第一个夜晚就这样结束了。
战争时常充满悲喜交加。例如，在法国的第一个晚上，一起睡在苹果树下的一个上校实为来自华盛顿的陆军观察员。通常我们不待见华盛顿方面的观察员，但这位上校是个大好人，也是一个优秀的战地军人，大伙儿都很喜欢他。
早晨吃着K口粮时，他说，在我们为了躲高炮而挪到吉普车下之前的头一个小时里他还睡得很香，那时他发现地面有个舒服的小土堆可以当枕头。还说他这辈子睡觉必须有个枕头形式的东西。但挪到吉普车下面后，他找不到任何可以垫头的东西。说完，他走了几步，准备把那个舒服的小土堆指给我们看，一低头，不禁笑了起来。昨晚他魂牵梦萦的枕头原来是一堆马粪。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卡车司机卡尔·冯霍恩二等兵（地址是纽约库珀镇乡村免费邮递处2号）战时精彩的轻描淡写。昨晚他驶进我们旁边的一个苹果园，摸黑停妥了卡车，然后在车前打地铺过了一夜。天亮后他醒来，睡眼惺忪地看看四周，发现右边有个死去的德国兵，离他只有一步之遥，左边同样近在咫尺的是两个“土豆捣碎器”（手榴弹）。冯霍恩二等兵立马起身。稍后他向长官讲了这段惊人的遭遇，结尾奉上云淡风轻的“真讨厌”。众人觉得有趣极了，导致此事如燎原之火传遍全营，而那句“真讨厌”几乎成了一句口头禅。
吃完第一天的早餐后，我们不得不在露营的果园里给大约50个死去的德国人和美国人收尸，将他们搬到一处草地中央下葬。我帮忙抬着一具尸体走过两三个空地。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是缺人手，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让自己习惯这种事。既然到了战场，死人不是你能躲开的。
这个德国兵还只是个孩子，肯定不超过15岁。脸已经发黑，但我仍能通过这张被死亡扭曲的容颜看出他的稚气。大家在旁边铺开一床毯子，然后将他搬到毯子上。我和一个士兵一人抬一只脚。另外两人则抬双臂，其中一人畏手畏脚，另一人见状，对他说：“你他妈的倒是动手啊，把他抬起来。你还是现在就习惯为好，此后有的是死人给你抬。该死的，要不了几天你可能还会抬我。”
就这样，我们每人抓着毯子的一个边角，把尸体搬到两个空地之外。双手变得沉甸甸的，我们中途休息了两三次。小伙子们讲了一路的俏皮话，掩盖对这活儿的厌恶。到达草地时，我们也不确定中尉打算在哪里下葬，于是将尸体放在地上，打算回去问个清楚。正要离开时，一个幽默的同伴转身对那个死去的德国兵摇摇手指，说：“我们不在的时候你可别溜了。”
德军撤退时留了狙击手殿后，因此晚上所有美军露营地都有哨兵严格把守。这些哨兵确实特别认真。我认识一名位高权重的将军，有一天他和这阵子所有参谋军官一样工作到很晚。大约午夜时分，他走出自己的帐篷，去另一位将军的帐篷谈事，刚走了没多远，遇到哨兵查问口令。偏偏此时，正摸黑找路的将军栽进狭长的堑壕里。就连将军本人也觉得好笑，但哨兵根本笑不出来，反而怀疑对方装疯卖傻，他冲过去，拿枪指着沟里的将军，用威吓杀人的语气恶狠狠吼道：“你，给我滚出来，查验身份！”
据我所知，狙击被视作一种合法的作战方式，然而私下里有人认为它有辱公平决斗的美国观念。在我军登陆法国，向德国进军之前，我从未往这方面想过。以前在比塞大、卡西诺和其他很多地方，我们也遭遇过狙击手，但都是零星的，而在诺曼底，德军狙击手频频出没、无处不在，树丛、房子、残骸堆、草地皆为他们藏身之所，但多数栖身于高大茂密的树篱里，这种树篱构成了所有诺曼底野地的围墙，立在一条条大街小巷边。
这里是完美的狙击场所。一个狙击手可以带上几天的口粮，藏匿于茂密的灌木树篱里。找他们如大海捞针。我军每前进一里，后面就有几十个德国狙击手虎视眈眈，他们来到路上或者穿过野地时将我们的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干掉。除非把他们一网打尽，否则就算换一处露营地也未必安全。我搬去住的第一个露营地一整天枪声不断，直到逮到所有隐藏的枪手才消停。这让我毛骨悚然，感觉如同踏入一处我怀疑布满地雷的地方。
以前的战役中，我军士兵会带着蔑视和厌恶谈论零星出现的狙击手。但在法国，狙击变得越发重要，采取防范措施成为我军必须了解和很快学会的事。我的一个军官朋友说：“以前，个别士兵有点狙击方面的意识，现在我们全员都有狙击手观念。”
狙击手竭尽所能地杀了大量美国人，等耗尽食物和弹药后便投降。这令我军士兵感觉有点缺德。普通美国士兵并不仇恨那些光明正大地战斗然后输了的普通德国士兵，但他们对暗箭伤人的狙击手的意见不宜见诸报端，他们正在学习如何赶在狙击手伺机投降之前将对方干掉。
事实上，除了小规模的战斗，那片法国地区很难进行任何作战。那一带没多少旷野，每处旷野都被茂密的树篱和高墙般的树木环绕。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人看见前方野地之外。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士兵看任意方向的视野不超过100码。而其他有些地方一片菏泽，野草丛生，又高又密，有如密林。在这种环境下打仗几乎成了单打独斗，一个在太平洋服役很久的军官说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像瓜达尔卡纳尔战役的一仗。
美军第九师的部队打通并切断瑟堡半岛的第二天，我乘坐吉普车游历了刚被占领的地区。诺曼底的美景俯拾皆是，半岛西部层峦叠嶂，绵延起伏，树木密布，满眼青翠欲滴。站在小山上远眺，景色和富饶、平缓的半岛东部大地完全一样。这里美得令人心旷神怡，一点也不像战场，可是突尼斯、西西里岛和意大利部分地区又何尝像战场呢。我倒想有一天能在一个和战争一样丑陋狰狞的地方报道战争。
我们的旅程略显怪异。美军开始向北猛攻瑟堡，大概是因为这一地区的德国人溃不成军，除了逃跑别无选择。路上没有任何车辆，驱车行驶数英里，连个人影也没见到。我们听说乡下仍然埋伏着大量狙击手，也知道树林里还有一批批等着投降的德军，但一路什么也没看到。美丽的林荫小道空荡荡的，牲畜怡然自得地吃草。俨然一派假日生活，死神仿佛隐藏起来，这令我惴惴不安。
最后我们来到一座用作收容战俘的石砌校舍，停车进去看了看。三三两两的俘虏不断被带进来。还有个别疲惫的美国士兵在院子里休息，他们掉队多日了，休息片刻就要继续上路，寻找各自的部队。
当时被带来的俘虏主要来自一个被占领的德军医院。德国医生在学校旁边的棚屋里设了医疗室，治疗轻伤的俘虏。我走过去时，看见一个士兵褪下裤子，医生正在他的臀部摸索弹片的位置。两三个德国军官能说点英语，他们心情很好，其中一人也是医生，他告诉我：“参军四年了，今天是我工作最舒畅的一天。”
我在院子里遇见两个刚走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和吉普车失散了，那天上午还被德国人包围了几个小时，他们是阿瑟·麦克唐纳一等兵（来自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市）和T.C.麦克法兰二等兵（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新派恩斯市），均为第九师炮兵部队的前方观察员。昨晚他们在一个牧场过夜，醒来时听见人声，但不是美国人的声音，便偷偷向外一看，看见不足30码外的茅厕里有个德国人。他们赶紧匍匐着溜走，爬了几个小时，总算离开了那片危险地带，这才起身走路。随后他们在路上遇见一个法国农民，就亦步亦趋地跟了上去。
“我们当然得把那法国人逮住，”他们说：“他吓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们使上高中学来的法语外加词典，总算让他明白了我们只是想要点吃的。然后他把我们带回家，煎了鸡蛋、猪肉，还煮了咖啡。那天早上我们确实很沮丧，但逮到的那个法国人让我们重新振奋起来。”
两个年轻人说他们还给那个法国人拍了些照片。他们是那么感激涕零，我猜他们余生会一直带着那几张照片。(www.xing528.com)
当时这一地区的法国人刚被“解放”不到12小时，心态上一时还没适应。他们都安下心来，但几乎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当我们离开战俘收容所，钻进吉普车里时，注意到附近一间房子边斜靠着四五个法国乡下人——看样子都是20来岁的农民。正在换挡时，其中一个农民朝我们走来，一脸迟疑和胆怯，最后微笑着递给我一朵玫瑰。我不能一下午一直握着玫瑰花，只好在下个拐弯处丢出窗外，但那种小事也算让你对人类有好感。
接下来，我们停在秀美的小镇巴讷维尔，那里能俯视西边的大海。巴讷维尔中心是一个有坡度、带铺贴装饰的庭院，类似于公共广场，只不过形状是矩形而非正方形。广场一端停着一辆军用卡车，广场周围分散着六个美国士兵，持枪站在入口处严阵以待。街上有一些法国人。我们走到广场尽头，看见那边的镇长办公室前面站着三个当地警察。他们完全不懂英语，但说镇上有个女人懂，还让一个小男孩去请她过来。热情又好奇的当地人渐渐将我们团团围住，到最后，下至婴儿，上至老妪，总共应该围上来了200号人。
妇人终于到了——那是一个皮肤略显黝黑、头发灰白的女人，戴着眼镜，笑容灿烂，英语相当流利。我们问她镇上有没有德国人，她转而问警察，人群立即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好像一台机器骤然隆隆开动，盖住了周遭其他声音。警察不得不示意人群安静，让那妇人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她说树林里到处都是德国人，但镇上没有。话音刚落，一个德国人从附近房子的二层窗户探出脑袋，有眼尖者看到了他，于是我们派了一个美国士兵去捉他。
巴讷维尔是个福地，从没被交战双方的任何炸弹打中。同行的中尉对妇人说，我们很高兴无人受伤，她把这话翻译出来后，众人连连点头，对我们的美好祝愿表示赞许。我们必然站着谈了一个半小时，这天几乎成了当地的节日。人们卸去重负，但不确定德国人会不会有朝一日又杀回来，他们仍有些拘束，不敢畅所欲言，但我们能从细微处感觉到他们很高兴我们的到来。
一个年轻的店主从店里拿来一捆红白蓝三色丝带，裁剪成6寸长的小段送给大伙儿，美国人和法国人都有。短短几分钟，人人的纽扣都别上了一面法国国旗。随后，一个乡绅模样的红脸中年人驾着法式高轮单马马车过来，身后站着一个穿制服的德国俘虏，担架上还躺着一个病人。这位乡绅单枪匹马逮到了这些家伙，他看上去无比自豪，让我以为下一刻他就要鞠一躬。
法国乡亲们不断上前咨询。一个像是乡镇银行家的男人问如何处置俘虏，我们回答说押上卡车，然后问了他手上有多少俘虏，结果令我们大跌眼镜，几英里外的树林里有70人，附近一个镇子里有120人，另一个镇子有40人。我一打听，全是他亲手制服的。另一个一脸忧心忡忡的法国人过来了，他是医生，说火车站那边有26个受了重伤的德国人，急需医药用品，他想要三氯甲烷和磺胺类药物，于是我们告诉他，我们会送一点过去。
还有一号人，看上去像在巴黎左岸过着波西米亚生活的小说人物。他绝对是个诗人，衣着宽松垂坠，显得像个女人。眼镜镜片很厚，约一尺长的头发垂及双耳。我真希望诸位也能看看我们那些粗犷邋遢的士兵看到他时的表情。
最后，我们准备动身离开，这时一个穿着褪色的蓝色罩衣的小老头跑过来，用手比画着请我们去他的咖啡馆喝一杯。我们不敢亵渎正洋溢在镇上的“越过海洋的握手”[1]情怀，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我们坐在木凳上，面前摆着一张光溜溜的长桌，法国主人忙里忙外，还叫来了家里人和两个警察，然后取掉前门把手。
德国人早把他存的酒喝光了，只剩一些葡萄酒和“生命之水”[2]。如果诸位没听说，那我这么说吧，生命之水是用带刺铁丝、肥皂泡沫、手表发条和旧帐篷桩一起烧制而成的烈性液体，好一点的还加入了少许硝化甘油调味。就这样，法国小老头给我们满上，我们举杯相碰，“法兰西万岁”的声音此起彼伏，相互祝愿声回荡在半空。我们个个泪流满面，不过很大程度上是在极力克制，不让自己当场扼住喉咙、失声痛哭。行善就是吃苦耐劳，我觉得每个品尝过“生命之水”的美国人都该获得一枚紫心勋章。
我军士兵无不对诺曼底乡间的美景印象深刻，这里与英国田园风光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像威尼斯花园一样是精心打造、修剪而成的，而诺曼底的草地恰恰缺少剪裁，灌木树丛在肆意生长，一草一木都谈不上整洁，更多的是天然本真的面貌。诺曼底的主干道是柏油碎石路面，支路是沙砾铺筑，它们蜿蜒曲折又狭窄，重型军车通行很困难。在很多地方我们不得不实行单边逐段通行，每段数英里长。
通常美国人会觉得诺曼底的天气糟透了，大约要遭遇三天的坏天气才有一天晴天。晴好时天空一碧如洗、阳光明媚，一切欣欣向荣，只不过空气中仍有丝丝凉意，呆在树荫下的帐篷里会感到寒冷；而遇到恶劣天气时，天地间一片晦暗，就算在中午，帐篷里也需要点灯。天空不是飘着毛毛细雨就是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还常伴有寒风，冷得刻骨铭心。
几乎人人都穿着长内衣，我在常规制服里额外套了四件毛衣。大衣在部队离开英国前就被收走了，可很多年轻士兵的衣物并不十分保暖。晚上得把衣服放在被子里，否则第二天它们就会被挥之不去的潮气浸湿。人们发红的脸颊和地上青翠的草坪也全拜这股潮气所赐。不过，姑娘才喜欢红脸蛋，牛羊才喜欢青草，而就我所见，普通美国人在较热和酷热的时候才是最欢快的。
想必诸位知道，士兵在他们的载具上涂写名字是盛行全军的习俗。从飞机到坦克，从吉普车、卡车、大炮，基本上所有能移动的物体上都写了名字。有的是女孩子的闺名，有的则是戏称，例如“伤心的萨克”、“入侵的蓝调”、“希特勒的威胁”。前不久士兵们开始在车身上涂写法语了。我见过一辆吉普叫“宾特莱”，意为“即刻”，见过一辆摩托车名叫“夏尔德蒙特”，意为“死亡战车”，许多法国城镇的名字对我军士兵而言不啻于绕口令，所以共识之下很快有了美式读音。例如Bricquebec常被叫作“布里卡布拉克”，而Isigny先得名“因辛尼亚”，但随即又演变成与法语读音相近的“轻松的膝盖”（Easy Knee）。
一天，我同一个朋友来到离瑟堡几英里的一个半岛中部城镇，因为想买点东西，便停下来向几个年轻的法国警察问路，他们穿着深蓝制服，系着武装带，十分热情，跳上车，一路领我们过去。买完东西后，我们全都回到车里，我俩问警察打算去哪儿，他们却反问同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就凭自己这点蹩脚的法语是不可能解释清楚我们打算沿公路去营地的，便简单回答“瑟堡”，意思是我们的营地在那个方向，可是法国警察以为我们要进入当时仍在德军手上的瑟堡，以不输于他们上车的速度飞快地摇了摇司机肩膀，让车停下来，随后摆摆手，敬了个礼，战战兢兢丢下一句“Au revoir”（再见）便一溜烟跑了。那几个孩子不想跟瑟堡扯上半点关系。
有些德国军官很高兴当了俘虏，死忠纳粹分子则不然。有一次，人们带来这么一号暴躁的年轻人，他认为我们这么穷追猛打太缺德了。当时美军通宵进行打击，而德军不喜欢夜间进攻。那个家伙被押来时，怒不可遏地抗议道：“你们这帮美国佬！你们那样，哪是在打仗！真是愚蠢至极。”这个德国人完全出离愤怒，哪里想得到他话里的讽刺意味——打得蠢，却赢了。
另一个高级军官被带过来时首先打听勤务兵的下落，人们告之他的勤务兵早死透了，他闻言勃然大怒，控诉我们剥夺了他的滋润日子，“以后谁给我挖散兵坑？”
在登陆入侵行动初期，马歇尔将军、艾森豪威尔、阿诺德、海军的金上将和拉姆齐等盟军高级将领视察了诺曼底。这么多高官要员济济一堂，以至于我们撞见一个少将都顾不上打招呼。现在的将军们似乎喜欢逞英雄——或许应该这么说，为将者都知道以身作则就必须表现出英雄气概。所以某位高级将领在一枚炮弹打到身边时稳如泰山，眼睛都没眨一下。还有，我们这片滩头负责指引的宪兵试图说服那群显赫的将领坐进装甲车里，因为周围仍有不少狙击手。然而，将军们一口拒绝，斩钉截铁地表示不需要装甲车，和众人一样乘坐敞篷指挥车就够了。他们果真如此出行，但他们不知道，宪兵不敢拿这批精英冒半点风险，只好在沿途布置了装甲汽车和坦克，隐蔽在树篱后面和灌木丛下面，将军们看不见他们，但他们严阵以待，但凡有风吹草动将立即采取行动。
我见过的破坏最严重的镇子是圣索沃尔-勒维孔特，简称圣萨武勒。镇上的建筑要么残垣断壁，要么歪歪斜斜，街道满地碎石，车辆只能从碎石堆上面驶过。这是交战双方轰炸和炮击的结果。这里和照片中一次大战的凡尔登等地一模一样。城边的弹坑硕大无比，可以放进一整座房子，一个上次大战的老兵一针见血地总结两次世界大战，他说：“这地方和一战完全一样，只不过弹坑更大些。”
据我所知，这次进军法国没有任何传世金句。诸位也知道，上次大战有那句“拉法耶特，我们来了”[3]。目前我听到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话出自一名高射炮手，D日两周后，他坐在一个土堆上读着发自伦敦的《星条旗报》，冷不防地冒出一句：“哎，我说，这上面讲的诺曼底滩头在哪儿啊？”
我凑近了瞅他，见他一脸认真，便说：“你现在坐的地方就是。”
他闻言道：“可恶，我以前可从没听说。”
【注释】
[1]《越过海洋的握手》是创作过美国国歌的作曲家约翰·菲利浦·苏萨（John Philip Sousa）的另一首代表作，该曲旨在抒发对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友谊的向往。
[2]一种水果酿造的烈酒。
[3]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带领法国军队前往美国助战。而到了1917年美军前往欧洲大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相传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在拉法耶特的墓地发表讲话时说：“拉法耶特，我们来了！”此外，一战中美军一支战斗机中队也以拉法耶特侯爵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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