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最后一刻部署有所改变，我直到D日第二天早上，首波突击部队已经抢滩登陆之后才踏上滩头。
我上岸时，滩头已经被攻下，战斗转移到几英里外的内陆。海滩上残存的唯有几发冷枪、炮火，以及冷不防爆炸的地雷扬起满天黄沙。此外，几英里长的海岸线还堆着庞大又凄凉的残骸。
沉没的坦克、倾覆的船只、烧焦的卡车、弹痕累累的吉普，少量可怜的私人物品散布在触目惊心的沙滩，更有一排排盖着毯子的将士尸体，鞋尖齐齐竖起，仿佛还在训练。而其他一些没有被收捡的尸体仍横七竖八、惨不忍睹地倒在沙子里，或者半掩映在远处高高的草丛中。还有累坏了的官兵们怀着强烈坚定的决心，要整理这片乱糟糟的海滩，让所有重要物资和援军从堆积如山的船上更快转移到海上。
战斗结束后，我觉得我军居然攻占了这处海滩完全是个奇迹。或许有些部队轻松完成了任务，但我所在的登陆场，上岸之艰辛不啻于要我把乔·路易斯打个落花流水。在那片海滩作战的是第1师和第29师的官兵。[1]
我想告诉诸位，在那片登陆场开辟第二战场意味着什么。这样诸位就能知道和懂得那些为你们做出这一切的死者和生者，就能永远恭敬地感激他们。
在我们面前，岸上的敌军多于我方突击部队，他们占尽优势，而我们全面居于劣势。德军在他们修了好几个月的阵地掘壕固守，尽管有些阵地尚未完全建好。离海滩数百英里的内陆有一处绝壁，高约100英尺，上面布置着巨大的混凝土炮台，这些炮台向两边而非正面打开，使得我方海军的舰炮很难从海上打过去。它们可以平行于海岸线射击，用炮火覆盖数英里长的海岸每个角落。
然后，德军将机枪巢掩蔽在前面山坡上，以交叉火力攻击整片海滩。机枪巢通过堑壕网相连，德军机枪手无须暴露便能在里面活动。
离海岸线几百码远的沙滩蜿蜒曲折，整个海滩呈一个大大的V形壕沟，约15英尺深。除非被填平，这地方无可逾越，走过去更是没戏。海滩另一头的其他地方地势平坦，德军在那边筑起大型混凝土壁垒，不过它们要么被我海军用舰炮轰掉，要么被我军士兵上岸后亲手炸掉了。
海滩唯一的突破口是几处洼地和沟谷，每个宽约100码，它们大多有德军设的漏斗型陷阱和地雷，还有缠着地雷的铁丝网、隐蔽的壕沟以及山坡上射来的机枪火力。
这些都设在岸边，然而士兵们上岸前必须穿过一片致命的迷宫。水下障碍物十分凶险。为了干掉我们的船，德军在整片水域下方布置了恶毒的机关。登陆后的几天，我们只清理了有这些机关的航道，船仍然无法靠近全段海滩。即便如此，仍有一些船艇触雷并失去战斗力。
德军还在水面下设置了密密麻麻的六脚大蜘蛛，它们由铁轨做成，立起来齐肩高，企图让我军登陆艇一头撞上去。 敌人在沙子里插入粗大的木桩。木桩连着水雷，一根根斜立着，顶端刚好被水面没过。
除了所有这些障碍物，德军还在近海布置了漂雷，在沙滩下埋设地雷，沙滩远处高耸的草丛中星罗棋布地散布着更多地雷。而且，敌人以4∶3的优势兵力对付向海岸挺进的我军将士。
然而，我们依旧砥砺前行。
抢滩登陆总是按照很早制定的时刻表来计划的。每个环节都必须定下时间才能形成无缝对接，才能让下一波部队暂时不上岸，准备好在恰当的时刻登陆。几支突击部队支队必须向内陆快速实施突破，攻击最显眼的敌军据点。我军通常计划一些单位在首批人员抢滩登陆后几分钟以内，深入内陆，从敌人后方攻击其火力阵地。
我每每惊叹于这些计划所要求的速度。时刻表会要求工兵在H时零2分登陆，第30分钟为部队提供服务，甚至要求新闻审查员H时后第75分钟登陆。不过，我上岸的那片登陆场的攻击行动没能跟上时间安排——顺便一提，那里是整个诺曼底海滩最艰苦的地点。
将士们根本无法通过海滩，他们被敌人从绝壁射来的枪林弹雨牢牢牵制在水边。首波突击部队被困在滩头好几个小时而不是几分钟，然后才开始向内陆挺进。
散兵坑还在，就挖在水边，在沙子里，在和沙滩融为一体的乱石之下。
医护兵竭尽所能地照料伤员。很多士兵踏出登陆艇的一刻就送了命。一个我认识的军官在他搭乘的登陆艇舱门刚打开时，子弹射穿了他的脑袋。有些士兵则溺水而亡。
我们威力巨大的海军舰炮终于首次将海滩的防御轰开了缺口，它们打瘫了大型炮台。驱逐舰的英勇事迹传为佳话，它们一头冲进浅水区，与敌人混凝土炮台里的岸炮近距离对轰。
猛烈的炮火停下来后，我军士兵被各自的军官组织起来，向内陆推进，他们绕过德军机枪巢，从后方一举将其打掉。
一名军官曾说，突破海滩的唯一办法就是朝着它勇往直前，刚开始代价是高昂的，但别无他法。如果士兵被压制在海滩，开始掘壕固守，不去战斗，那还不如从一开始就不要去。他们在那儿会阻碍后面几波进攻，最后落得劳而无功。
将士们被压制了一阵，但最终站稳脚跟，实施突破，我们终得以攻占那片海滩，完成了登陆。回顾那几天，我们坐下谈到我军官兵居然取得进展，或者说居然能够稳住阵脚，纷纷称之为奇迹。
他们也蒙受了伤亡，不过考虑到包括战斗较为轻松的部队在内的整个抢滩登陆行动，我军强攻踏足欧洲大陆过程中总损失惊人的低——事实上只占指挥官们准备接受的一小部分。
而那些一度遭受重创的部队也是马不停蹄地向内陆推进，官兵们士气高昂，对胜利的自负几乎到了自以为是的阶段。
他们洋洋得意，表示：“我们又拿下了”，认为完全不需要其他部队。尽管这方面他们判断偏颇，不过起码可以看出他们对取得战斗乃至战役的胜利确实志在必得。
我踏上法国土地的第一件事便是寻找几天前在英国依依惜别的记者，打听他们的情况。登陆日前夕，我们都接受了一个事实：不是所有人都能活着回来。
同是天涯沦落人，记者们对战场知根知底，都以大同小异的方式摸爬滚打。所以我知道从何处下手，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他们。
那是一大清早，当天的战事报道工作还没开始。我来到海滩后方半英里一座草木丛生的小山，在后山坡散兵坑里找到了他们。我老远就看到他们了，因为认出杰克·汤普森的络腮胡，他正坐在散兵坑洞口给伞兵靴系鞋带。此地有十来个记者，好友汤普森、唐·怀特海德和特克斯·奥赖利都在。
我们首先彼此核对了其他记者的下落。大部分人安然无恙，一人遇害，一人很可能随沉船遇难了，但具体是谁还不得而知，另有一两个人受伤。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中有三人音讯全无，不容乐观，不过后来他们都安全地现身了。
这些人胡子拉碴、眼睛泛红、肌肉僵硬、腰酸腿疼，他们带上岸的只有一个打字机、几罐K口粮，他们已经不眠不休地走了两天，然后才裹着湿漉漉的衣服席地而睡，没有毯子可盖。
但扛过来以后，凡此种种显得无足轻重。他们因为筋疲力尽有点神思恍惚，心神不宁。别人提问时，他们要花几秒的时间集中精神，然后才能回答。
尤其是其中两个人，他们完整地见证了突击部队噩梦般的战斗——因为他们是随突击部队一起上岸的。
唐·怀特海德随一个团在H+1时登上海滩，与此同时汤普森也随另一个团上岸了。两人在炮火纷飞、枪林弹雨的海滩滞留了四个多小时。
杰克·汤普森说：“你们以前从未见过像那样的海滩，死者和伤者密密麻麻躺在地上，让你几乎迈不开步子。有一个军官就在离我2尺的地方被杀了。”
我走进散兵坑时，怀特海德还在睡觉。我说：“快起来，你这个懒骨头”，他闭着眼咧嘴一笑，听出是谁来了。
醒来对他而言不容易。他之前疲惫不堪，难以入睡，只好服用安眠药。
唐在海滩偷到一床毯子，裹着它睡觉。他把鞋脱了，之前穿着湿漉漉的鞋和袜子走路，双脚难受极了，必须透透气。
终于，他准备起床了，“我压根不知道是怎么活下来的，”他说：“真恐怖，有好几个小时，海滩上的炮弹密密麻麻，打得泥土和石块在你周围横飞。由于太危险，你过一会儿都不在乎自己有没有中弹了。”
他伸手从装口粮的纸箱摸出几包香烟。又掏出一个信封，将它丢进灌木丛中，啐道：“有个屁用。”——信封里装着他的晕船药。(www.xing528.com)
“在登陆艇绕行等待上岸那阵子，我难受得生不如死，”他说：“所有人都晕船了，陆军士兵躺在车辆人员登陆艇的甲板，病恹恹的。”
特克斯·奥赖利乘坐一艘小船，等了六个小时才上岸，一船的人都又冷又湿，忍受着晕船和恐惧——只要你远隔千里，战争倒是非常浪漫的。
怀特海德经历的两栖登陆行动可能比那边任何记者都多。我知道他参加过六场，其中四场异常险恶。他说：“我觉得这档子事儿经历得太多了。原因不在于我个人可能出什么事，而是我已经失去主见了。好像日日夜夜做着同一个噩梦，当你打算写作时发现全是以前写过的，你想不出任何不一样的新词去表达。”
我太理解他的意思了。
对于在入侵行动最初几天奔赴前线的记者来说讽刺的是，唯有他们能完整详尽地讲述战事惊心动魄和可怕之处，可他们却无法将自己的稿件传往世界，等稿件发表时，真相已经扭曲，也不再受外界关心。
那天上午，山坡的散兵坑里那群记者主要担心通讯状况，尽管他们随第一批登陆部队上了岸，却确信没有一份稿件传到美国。就连比他们晚一天到的我，对自己那几篇干巴巴的报道能否面世也心里没底。但释怀的时候，我还能转念去想更惨的灾难。
我沿着历史悠久的法国诺曼底海岸线走了一段。那天晴空万里，更适合在海边闲庭信步。士兵们睡在沙滩，其中一些人再不会醒来。有人载浮载沉，但不知道自己身在水中，因为他们已经死了。
海水里遍布着数百万只湿软的小水母，个头和人的手掌差不多大，每只水母的身体中央有一个和四叶草一模一样的绿色图案。这是幸运的象征，可不是吗，当然幸运了。
我在登陆场沿着漫长的水边走了1.5英里，速度很慢，因为海滩上留下的细枝末节让人目不暇接。
巨大的残骸触目惊心。即使不考虑消亡的生命，巨大的物资损耗和破坏在置身战场的人眼里向来是战争的一大特征。一切都成了消耗品。战役之初的几个小时，我们在诺曼底滩头确实耗费巨大。
海滩外一英里有大量看不见的坦克、卡车和船只，它们都葬身水底——要么因负载过重而沉没，要么中了炮弹，要么被水雷击沉。船员和乘员大都牺牲了。
海里有半倾覆的卡车、局部沉没的驳船、斜立的吉普车一角、淹了一半的小型登陆艇。退潮时，还能看见困住和葬送了它们的邪恶的六脚铁绊索。
高处干涸的海滩上有各种毁坏的车辆：刚驶上海滩就被打瘫的坦克、烧成灰烬的吉普、在履带车轮上摇摇欲坠的大吊杆，还有运载办公用品的半履带车，车内被一枚炮弹打得一片狼藉，仍然绑扎着再也没用的破打字机、破电话和文件。
坦克登陆艇翻了个底朝天，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翻成那样的，船艇层层叠叠堆在一起，船舷塌陷，悬挂式舱门也垮掉了。
在这条海岸线上，博物馆一样的大屠杀现场有一卷卷废弃的棘铁丝、千疮百孔的推土机，一大堆被扔掉的救生腰带和仍等待转移的炮弹。水上漂浮着空救生筏、士兵背包、口粮箱，还有来历不明的橘子。海滩上躺着缠绕的电话线圈、大捆钢丝席以及一堆堆破损生锈的步枪。
倒在海滩上的人员和器械足以打一场小型战争，他们一去不复返。然而我们承受得起。
之所以承受得起，是因为我们仍在前进，因为我们站稳了脚跟，还因为身后还有大量补给物资可以替代海滩上的这批残骸，其总量是诸位难以想象的。兵员和装备正浩浩荡荡从英国运来，使滩头的损耗显得不过尔尔，确实一点也不打紧。
然而，海滩上另有一种数量更多的垃圾，沿着海岸铺成一条数英里长的细线，乍看之下像一条高水位线。那是散落的个人物品，为我们攻入欧洲大陆而战并献出生命的人再也用不上那些东西。
地上凌乱地散布着几英里长的行囊、袜子、鞋油、针线包、日记本、《圣经》、手榴弹，还有刚寄到的家书，每一封都有用剃刀工整刻出的地址——这是士兵们上船前所做的预防措施之一。
还有牙刷、剃须刀、在沙子里凝视着你的全家福；有钱包、金属镜子、多余的裤子，还有丢弃的染血的鞋子，断了把柄的铲子、面目全非的烂收音机、扭曲毁坏的探雷器。
有断裂的手枪带、帆布水桶、急救包，许多凌乱的救生腰带。我拾起一本写有主人名字的袖珍《圣经》，放进上衣口袋里，揣着它走了大约半英里，又放回海滩。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拾起，又为何放下。
士兵们携带着千奇百怪的东西登陆。每次登陆行动都至少有一个士兵扛着一把班卓琴在H时抵达海滩。而这片从绝望到胜利的海滩上最令人哭笑不得的物件是一个网球拍，它由几个士兵带过来，如今孤零零地留在沙滩，仍被球拍夹夹着，一根线也没断。
丢在海滩上最主要的两样东西是香烟和信纸。每个士兵都在出发前一刻领到一条烟，而那天，上千个浸湿的香烟盒洒落在海滩，昭示出我军残酷的首战线路。
其次是纸张和航空邮政信封。士兵们打算到了法国后将大量见闻和心事付诸笔墨，他们本来将在那一张张白纸上写信，如今却永远无法成文了。
每次登陆行动总有狗的身影。这片海滩上也有一只，仍在可怜地巴望着主人。
它留在水边，身旁倒着一艘扭曲的小船，吃水线以下的船体沉入水中。它对每个走过来的士兵发出凄凉的叫声，眼巴巴地奔过去跟随了一程，然后发现所有人步履匆匆，意识到谁也不想要它，它又回到那艘空空如也的船上，徒劳地等待那个愿意要它的人。
在这条充满痛苦的漫长海岸线周围和远处，新来的士兵还在急匆匆运送大量补给，以使让我军继续向法国推进。另有几支小队在残骸之中挑选被打捞上来的军火和仍然可用的装备。
士兵们在海滩工作和睡觉，一连几天，直到最后一批D日的牺牲者被运走、安葬。
我从一个年轻的身体上跨过，我以为他死了，可低头一看，发现他只是睡着了。他还很年轻，这会儿疲倦极了，把头枕在胳膊上，手悬在离地约6寸的半空，掌心还握着一块光滑的大石头。
我站着注视了他很久，他似乎在梦里也对那块石头爱不释手，仿佛那是他与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的最后联系。他为什么握着石头睡觉，是什么力量让他睡着后仍不松手？我不知道，这只是一件让人无法解释却久久难以忘怀的小事。
诺曼底海岸线上，汹涌澎湃的潮汐打着漩涡，起伏进退之间沙滩的轮廓线也随之变换，潮水将尸体卷入大海，稍后又重新冲上沙滩；沙子覆盖上英雄的遗体，然后又没来由地将他们露出来。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湿沙滩上，路过一块探出沙子、浮木一样的东西，但那不是浮木，而是双脚。这个士兵的身体完全被沙子埋没，只有脚还露在外面，鞋尖指向陆地，为了看这片大地，他从千里之外奔赴而来，匆匆一瞥，便是永别。
沙滩后面几百码有一座高耸的断崖，上面设有一所帐篷医院和一座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战俘营。那里的视野和瞭望台一样壮观，将整片海滩和远处的大海尽收眼底。
而越过这片残骸，海面矗立着人们迄今所见过的最大的舰队。聚集在那边等待卸载的舰船之庞大令人难以置信。从断崖上望去，它们密密麻麻、清清楚楚地立在海平线上，并向两边延伸了数英里宽。
我在断崖上注意到附近有一群新来的德军俘虏，彼时他们还没被关进战俘营，只是站在那边，几个美国步兵带着汤姆逊冲锋枪，优哉地看守他们。
那些俘虏也在远眺大海——几个月乃至几年以来，同样是这片海，在他们的注视下一直那么安全、空旷。如今他们目不转睛、神思恍惚，彼此一语不发，也不需要说什么，表情带着永生难忘的意味，意味着他们最终怀着恐惧认命了。
【注释】
[1]即奥马哈海滩，那里发生了诺曼底登陆中最惨烈的战斗，又称“血腥奥马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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