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的军官食堂：伦敦西区蔚柳庄

伦敦西区有一个供美国军官使用的食堂。人们相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军官食堂。有时食堂一天提供了6000份餐饭。来城里休假的流动人员虽也在这个食堂吃饭，但大部分用餐者都是在伦敦的美军司令部参谋人员——反正，美军参谋也不是全都在伦敦。

宽敞的餐厅可容纳近千人就座，有几次，这里一餐饭期间持续供应了三拨人用餐。大量人员进进出出，却那么通畅，因此这个食堂也被亲切地称作“蔚柳庄”^[1]。

食堂位于伦敦最大的酒店之一格罗夫纳酒店，餐厅就是一个大敞间，两层楼那么高，内部没有柱子。大厅有一个阳台，阳台一侧是个酒吧。

蔚柳庄采用自助餐形式，不过用餐者在铺着白色亚麻餐巾的四人桌上吃饭，一切都很舒适，每餐饭均一价——50分。人们一致表示这里有伦敦最好的饭菜。换做豪华酒店至少要收费3元。

菜品大致就是我们在国内吃的——猪排、土豆泥，有时有炸鸡，偶尔有牛排。士兵们告诉我，在伦敦的部队食堂比在美国的还要好。除了新鲜蔬菜，所有食材均从美国运来。

蔚柳庄的人们自信这里的浪费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他们狂热地信奉“光盘”理念。这可不是儿戏，三名军官时常在餐厅来回巡视，如果逮到谁离开时餐盘里还有剩菜，便会记下名字并上报。对方接下来会收到一封警告信。

如果谁被两次记名，他必须对剩饭的理由正式做出解释。如果第三次再犯嘛……领我参观的中尉摇摇头，冷冷地说：“我不愿想他们会怎么处理他。”

还没有谁犯过三次。

统管这些部队食堂的将军真的很重视食物浪费。他几乎每天都要巡视食堂，检查饭菜乱丢的现象。如果就餐者抱怨某个菜品不好吃，将军会说：“该死的，它哪里不好吃了？”然后捡回来亲自吃掉。

我很少去蔚柳庄吃饭，实在是被那里的人吓怕了。我的饭量较小，从来没能说服女服务员往我的餐盘里少盛一点，结果总是捂着胀鼓鼓的肚子扶墙而出。

蔚柳庄由三名陆军军官、一名陆军妇女队的营养学家、七名中士以及大约500名英国男女雇员运营。负责人是沃尔特·斯坦斯伯里少校，北卡罗来纳州戈尔兹伯勒市的戈尔兹伯勒酒店副总裁，他的副手是弗朗西斯·马登上尉和特鲁特·戈雷中尉，前者在波士顿的肯摩尔公司当了十二年行政助理，后者曾在埃尔帕索的希尔顿酒店任副经理。营养学家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阿彻市的埃塞尔·伯尔茨中尉。

我没能见完所有中士，但由其中三位带领着参观了食堂，他们均是部门主管，有十来个下属。

卡罗尔·奇普斯管理烘焙房，那里每餐烤制出上万块面包卷和蛋糕。他在西弗吉尼亚州摩根敦市拥有兰德餐厅＆面包店，如今他在异国他乡的烘焙房忙里忙外时，餐厅由妻子打理。

另一个中士负责备齐食材，他是来自新泽西州珀斯安博伊的约瑟夫·朱利安中士，曾跟随着展销会和博览会经营过美国各地的饭店，迄今操办了七场国际展销会。此外，他还在达拉斯经营过酒吧，在旧金山的市场街经营过银轨公司。在他的部门，我看见20个妇女在一个房间里削土豆，满屋的砧板师在切肉，还有3个妇女整天只做一件事：把黄油搓成一个个小圆球，置于两个木桨之间，分别装在各个面包盘里。

米尔本·帕尔默中士负责厨房，他参军七年，也是一名餐饮从业人员，在老家得克萨斯州萨比纳尔市有一家炸鸡店。

有一天，戈雷中尉看见两名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上尉在自助餐厅被柜台女服务员拒之门外。他细问后得知那两人从意大利过来，刚下飞机，遂下令好好接待他们，不管他们的仪表（在伦敦人看来）有多么另类。

蔚柳庄刚开张时还有留声机播放音乐，不过不久后停播了。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或许和负责翻取唱片的英国员工去睡觉或去干其他事的时间有关。此后，机器开始播放《星条旗永不落》。每当偌大的餐厅里响起此曲便全体起立。人们刚坐下，国歌声再次响起，众人立即跳了起来，立正站好。这么坐了又站，站了又坐，直到国歌播放了四遍。最后，有人把那个放音乐唱片和操作留声机的男服务员又叫了回来。

除了大型的蔚柳庄食堂，伦敦还有若干个小一点的食堂和俱乐部，均由军队运营，这些餐厅越小越高档。尽管菜品基本一样，价位却节节攀升，允许我进入的最贵的食堂每顿正餐1.2元。

还有一间低级军官的食堂，一天要供应600份饭菜。军官们可以带客人来，上菜的女服务员是英国人。在那里用餐同样不该留剩菜，但执行情况不如蔚柳庄那么严格。

也有高级军官俱乐部，规模同低级军官俱乐部大致相当，运营原则也一样，唯少校及以上军衔者方能入内。我们把那儿称作“老头子俱乐部”。食客可以招待女宾，事实上几乎人人都这么做过。大胃王、秃头和穿着一战制服的人在那儿随处可见。

等级再高一档的食堂只接待上校和将军，不允许食客带外人。不消说，我从没光顾过那里。

但那里还不是最高档的，最顶级的食堂被称作“扬基·杜德尔俱乐部”，只对少将及以上级别的英美两国将领开放。坊间戏称：可怜的准将们级别太低太普通，不得进入将军专用食堂。

我们记者以及诸如红十字会成员、飞机技术员等许许多多民间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蔚柳庄和低级军官俱乐部，此外，少数像我这样的老记者可以去高级军官俱乐部，这为我们用餐提供了很好的选择。为了追求多样化，我们差不多轮流去这三个地方吃，另外我们一周大约有四次在英国餐厅吃饭，那是因为碰巧在别的城区或者受邀出城了。

这么多食堂之中唯有蔚柳庄提供早餐，然而我在成为一个城里人之后就无法早早起床赶上蔚柳庄的早餐时间，于是入乡随俗，像英国人那样在房间里吃早餐。可酒店提供的早餐是个什么玩意？！它包括了粥、烤面包片、一些乌黑的蘑菇以及一小片火腿（英国人称为培根）。

作为一名资深的军队蹭饭者，我心生一计。楼层服务员听了我的建议，虽然会担惊受怕，但还是在每天早上带来一大包美妙的美式麦片饼干，我从军队搞到白糖，增加饼干的风味，我还从军队要了一罐炼乳，添加到酒店的早餐里。

最棒的是，我吃上了禽蛋。此等令人羡慕的福分全靠《得梅因纪事论坛报》的记者戈登·甘马克慷慨大方所赐。一天，“甘姆”带着五打鸭蛋从爱尔兰回来，给我了两打。朋友们，一枚鸭蛋的个头就好大，早餐吃一个能管饱一上午。

总而言之，我们这些在伦敦奔赴战场的外国人确实做到了有难同当，偶尔还会胖几斤。

这些食堂都设有一个酒吧。在就餐高峰时段，蔚柳庄的酒吧附近人满为患。

酒在伦敦特别特别紧俏。每个食堂每天都有一个明确的酒类配额，量不多。去酒吧的人都以个人名誉担保，最多只喝两杯。此外，酒吧自有一套定量供应规矩，威士忌和杜松子酒只卖十五分钟左右，之后吧台便挂出“售罄”的告示，只提供啤酒和红酒。等到密密麻麻的人群逐渐散去，而新一批顾客聚集起来后，这时酒吧重新开始卖十五分钟的威士忌和杜松子酒。

这样一来，似乎大家都满意了。唯一的美中不足之处是，对从意大利过来的官兵而言，喝了一个冬天要命的私酿白兰地之后，一口好酒下肚时的震撼几乎令人难以承受。

一天，我同一支反坦克炮兵部队一道外出，该部队来英国很久了，足可以评论当地的天气，但没人能发表出来。

我已经很久没有同尚未参战的战斗部队打交道了。两者差异没有人们想得那么大。真正显著的区别在于新人急不可待地盼着“狠揍德国佬一顿”。然而我知道，等他们有机会与对方交手，几个月后他们就会同样急不可待地盼着别人来换下自己。

除开这一点，他们言谈举止和打过仗的士兵并无二致。动辄骂骂咧咧、互相取笑老家、抱怨饭菜、倾吐自己多么希望还在国内，仿佛出国已经三年五载似的。

该部队训练了将近两年，官兵们还没意识到这是多好的优势，但他们一上战场就会明白的。

这个火力队伍令人印象深刻，由多支小队组成，每个小队以一门火炮为中心。官兵们长期训练，几乎形成下意识的动作。他们对每名队友都知根知底，了解对方的性情和反应方式，彼此信任。只有战斗过的人们知道这会培养出何种自信。

迪克·肖沃尔特中士就是一个典型的炮长，家住印第安纳州曼西市加克南街53号。我正同一群士兵谈话时，他走上前自我介绍，然后说：“我娶了一个你老家的姑娘。”

这种话我耳朵都听出老茧了，只不过说这话的人十有八九是张冠李戴。人们总是说：“你不记得我了吗？我还给你家送过报纸呢。”事实证明他们住的城市是我从没听说的，他们把我记成了其他不相干的人。

所以肖沃尔特中士说到他娶了我的老乡时，我只是微微挑起英武的眉毛，说：“是吗？”

“是的，”他答道；“我和埃德娜·库恩斯结了婚”

“嗨，”我说：“我和库恩斯家的孩子是发小，他们住的地方和我家农场就隔一道栅栏。我认识他们大半辈子了。”

“我说的就是这个。”肖沃尔特中士道，随后我们离开人群，找了块草地，靠着岩石坐下，聊起了印第安纳的达纳、曼西等城市。

肖沃尔特中士战前在工厂上班，任现在这个炮组炮长一年半有余。他个头小，话不多，为人严肃、认真，深以同组战友以及大家承担责任的方式为荣。

肖沃尔特在炮组里有一位死党，来自佛罗里达州代托纳比奇的鲍勃·卡特赖特一等兵，担任炮手，是个身材矮小、面色红润、性情敦厚的伙计。

和他见面时，我说“你嘴里含的是什么？”

不出我所料，他咧嘴一笑：“嚼烟。”

他同那些不咀嚼烟草的小伙子交换东西，来保持充足的货源。鲍勃非常年轻，刚参军那会儿还略显懵懂，但肖沃尔特说他成长为最优秀的兵。

和所有炮兵一样，这些小伙子也对他们的火炮感到骄傲。他们训练精良，进行了大量移动目标射击练习，据说能以直射击中一英里外移动的坦克，而且几乎从未失手。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一展身手，速战速决，然后荣归故里。

他们知道上了欧洲大陆就不会轻松，当时他们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他们知道不久之后还会艰苦万倍。如他们所说，和美国相比，这里的伙食味同嚼蜡，但他们没有满腹牢骚，因为知道之后会更难吃。

他们知道届时会终日以C口粮和K口粮为食，他们在演练时就深有体会，但我说起我军最好的口粮，那种十合一野战口粮时，他们都表示从没听说过。

他们从到达英国那天起就在勤学苦练，进行过长途夜行军和大量的射击练习，有时一直练到深夜10点。

我见到他们时，他们正在为那个关键时刻做准备。要为一场两栖登陆行动准备好装备是需要做大量工作的。他们也付出很多精力，所以从不感到无聊。有些美军部队来英国两年从未参加作战，还有一些加拿大军队，四年来一直在反反复复的行军。那些士兵是怎么做到没有发疯的，这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www.xing528.com)

自行式反坦克炮营的营长是约瑟夫·迪利中校，来自威斯康星州希博伊根福尔斯，过去经营那儿的一家粗梳毛纺作坊。我欣赏他做事的态度。

我第一次露面时，他极尽礼貌之能事，但对我身上有的和缺的有效证件查了个明白。他说他们还在国内时就被反复灌输了关于安全措施的知识，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绝不能冒险。

但他确定了我没有问题后，叫手下军士传话出去，士兵们可以自由地给我看任何装备，也可以同我畅所欲言。

后来我告诉他，他其实多虑了，那些年轻人都是头一次上战场，他们追根究底地向我打探战争是什么样的，以至于我根本找不到机会问任何问题。

一位连长，来自克利夫兰市附近奥姆斯特德福尔斯的查尔斯·哈丁上尉刚收到家书，要他稍微留意着我。他琢磨着战场这么大，恐怕永远不会和我有交集，不料我们真的遇见了。

另一个俄亥俄州人上前自我介绍，他叫詹姆斯·弗朗西斯·麦克洛里，一等兵，家住克利夫兰市加斯里街6711号，曾是职业拳击手的麦克洛适当地成了营里一号人物。他对猩猩很是痴迷。附近一个城市的动物园里有一只猩猩特别像人类。每逢顺路，麦克洛里都要去看它，唤它“猩猩阿尔弗雷德”，他说非常希望能带它回克利夫兰。

麦克洛里曾在克利夫兰焊接公司上班，该公司生产自行车。我问他具体做什么工作，他说：“哦，就是个铣刀工。”

他经常开玩笑，我写下他的名字时，加了“中士”一词，他便说：“别，别，就算打50年的仗，我也当不了中士。”

既如此，我说：“好吧，那就写‘下士’”，可他又说：“不行，我连当个下士的觉悟都不够。”

我：“可总不能把你写成二等兵吧，不然这世上姓麦克洛里的人会作何感想？”

最后我们达成一致，写他是个一等兵。

麦克洛里是那种有利于部队士气的人，时常做或者讲一些趣事。他也是一个好士兵，忠贞不渝，对他的连长约翰·杰伊·肯尼迪上尉（来自马萨诸塞州罗斯林代尔区福恩代尔街15号）情深义重。有一次，汽油着火，麦克洛里扑过去，一把推开上尉，后者才不至于严重烧伤。另一次，肯尼迪的母亲病重，麦克洛里用兜里最后几个子儿给自己家乡的教区发了封电报，请他们为上尉的母亲做一场弥撒。

后来营里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在有困难时希望陪伴在身边的人就是麦克洛里那种人。

在英国的营队官兵住金字塔形帐篷，睡简易小床，但他们渡过海峡，登上欧洲大陆后便只有简易小帐篷可住，每人两床毯子，席地而睡。装着他们多余衣物和物品的行李袋可能会在遥远的未来送达。

我原以为近期从美国来英的官兵全都穿着新式步兵靴，毕竟它已经投入意大利战场了，我还听说将停用笨重且不如人意的旧款绑腿，然而那些新来的年轻人们个个穿着绑腿，没人听说过新式靴子。

和所有兵营里的狗一样，英国的狗也对自行反坦克炮部队士兵日久生情。他们其实没有收养宠物，因为不能带去欧洲大陆，不过养宠物的兴趣还是有的。他们说当初在美国就养过很多猪，既当宠物又当食物。

一天，我在酒店听到敲门声，两个佩戴银色翼章、胸口别着闪亮的勋章的年轻尉官走进来。他们来城里休假，决定做一场社交拜访。

两人是“空中堡垒”轰炸机的飞行员和导航员，之所以拜访我是因为我认识飞行员的母亲，现居旧金山的玛丽·怀特夫人，她曾经在加州大酒店管理咖啡厅，而我每次去旧金山必住那家酒店。

她儿子比尔·怀特中尉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金发从前额高高竖起，微笑时眉眼弯弯。他的导航员约翰·D.鲍泽中尉家住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市安东尼奥街19号。他们自今年二月派驻国外，轰炸德国。

两人这次休假为期八天，算是他们迫降在冰冷的北海却大难不死的某种补偿。行话所称的“水上迫降”乃不得已为之，一个机组实施了一次水上迫降后往往都会得到休假。

那次水上迫降实乃到了千钧一发之际。那天他们飞去柏林，第二次执行对这个大城市的轰炸任务。高射炮异常凶猛。返航途中，比尔·怀特向外一看，发现右机翼有个大洞，但似乎没有什么大碍。稍后他瞥向另一个边，看到左机翼也有个大洞。

起初他以为自己神志不清，忘了刚才看到的洞出现在哪个机翼。他像看网球比赛一样，脑袋扫来扫去。然而两边机翼确实各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洞。

这种损伤还不至于灌他们一肚子水。但点火系统明显也中弹了，因为四个发动机频频停车，每次停5秒左右，然后又恢复运转。

渐渐地，发动机陆续熄火。眼见飞回英国海岸无望，怀特中尉吩咐全体进入“水上迫降位置”，无线电员发出呼救信号，随后他们降落在海面，飞机断成两截，但没人受外伤或撞伤。

触到海面的一刻，滔天巨浪冲上风挡。飞机停住以后，比尔抬头一看，却只见茫茫的海水，他认为飞机是机头向下，笔直扎进海里的。

“我觉得就是这样，”他说，“我深信自己马上要淹死了，所以就呆呆坐着，都没试过逃出去。”

不过事实上，他们还是以火箭般的速度争先恐后地离开了那架飞机。他们受训时学过：人如果能在30秒内脱身就没事。那次他们全都在10秒内出去了。

飞机在接触水面40秒后沉没了，海岸还有25英里，他们只好紧紧抓住橡皮救生筏，在海上漂浮了不到一小时后，一艘搜救船驶来，将他们救起。

后来他们将这段经历作为谈资，得意地过了一阵子，还自称水手。那次水上迫降前，机组成员经常打趣称“怀特的小空军打仗去啦”，而迫降之后，他们改口称：“怀特的小海军出海去啦。”

皇家空军的海空搜救队但凡从北海或英吉利海峡救起哪个航空兵，都会给对方一枚毛毡小徽章，它约一英寸高，半个机翼形状，上面绘有一条跃过水面的鱼。这就是所谓“金鱼俱乐部”的会员章，别在翻领下面，有需要的时候就亮出来。它不能外戴，我推测原因是不希望德国间谍察觉我们有多少坠海的弟兄获救。

小伙子们另有一样泡海水澡的纪念品。他们都有“一饮而尽”纪念币^[2]。不过现在他们开始实施新的纸币签名方式，这种纸币被称为“一叶扁舟”币。只有经历过水上迫降的航空兵才可以在上面签名。让我受宠若惊的是，他们让我也签一个，说我将是唯一获准在纪念币上留名的非金鱼俱乐部会员。

迫降的十人都戴了手表，其中两块仍然运转，显然是防水的，另外八块都因被海水浸蚀而停摆了。

怀特中尉的手表也停了，但仍被他戴在手上。不过表虽坏了，他却也省了40元。他曾花40元订了一双昂贵的靴子，预计在那次要命的任务前夕就能制成，结果并没有。他原本大为恼火，后来乐坏了，因为如果他准时拿到了靴子，一定会穿上它去执行那次任务的。

我相信，这两个年轻人由衷地喜欢他们的工作。他们看到的是生活有趣的一面，处世顺其自然。当然了，他们也想回家。

英国无疑处于这个战乱世界的十字路口。我没有哪一天不会遇见几个在阿尔伯克基、华盛顿、突尼斯、爱尔兰、比利时属刚果或开罗结识的故人。有趣的是，这些人十有八九比上一次见面时胖了一圈。我遇见一个又一个军官和士兵，他们在激烈的突尼斯战役期间精瘦硬朗；到了英国，他们的脸变得圆润，体重涨了十到四十磅不等。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如今不再像战场上有那么多体力活动。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在制订入侵登陆计划，兢兢业业埋首于案牍文书，吃饭有规律、有营养，较少运动。他们都对漫长的计划阶段缺乏体力活动深恶痛绝，表示有朝一日再次回到室外风餐露宿，他们还会有点欢喜雀跃呢。

我知道，再次重逢之日他们的啤酒肚就消失了，脸庞又会是削瘦、黝黑、肮脏的，看上去硬朗又英姿勃发，一如我曾经认识的那些朋友一样。他们看上去会更帅。这是一个荒唐的世界。

一天，我正在乡下晃荡时遇到了威廉·普罗菲特中校，我在非洲和西西里时偶尔见过他。他的老部队是北非战役首个上岸的医疗单位，在D日拂晓就登陆了。他们深以这项纪录为傲，不管是谁稍微混淆了他们和第二支登陆的医疗单位，他们都恨不得把对方的眼睛挖出来。

我的朋友，波士顿人玛丽·安·沙利文中尉就在那所医院服役。她最终官至护士长，但我顺路过去时，得知沙利文中尉在几个月前回美国了。

她回国是天经地义的，她已经在国外工作了近三年，最初是同哈佛的单位一起乘船出海。有一次她搭乘的船被击沉，遭遇炮火袭击更是不计其数。她过了将近一年野兽一样的战地生活，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因她领导着一支护士队伍，既要提供医疗护理，又要给予上千名伤员温馨的谅解。

我和普罗菲特中校在温暖的壁炉前，坐着安乐椅天南海北闲谈着，与当初在突尼斯平原那些寒风凛冽的夜晚形成天壤之别。他讲了我离开后不久西西里的一场风暴。当时他们在沿海一处悬崖边露营，狂风大作，把所有的帐篷被吹到悬崖下。大伙儿齐心协力，使出浑身解数，结果在2小时一刻钟之内就让全部450名病人一身干爽地重新有了遮蔽。

这个医疗单位对数字13很有感情。由于频频与“13”打交道，拿一打黑猫或四叶草换这个数字他们也不愿意。他们总是随13艘船组成的护航船队航行。普罗菲特中校说，倘若指派给他们14艘船的船队，他们肯定要拒绝出航。

最初一批护士度过整整一年的战场生涯和将近两年的国外生活后，大部分人仍然留在医院。

我走遍了军营和集结地，看见所有装备都在为入侵进行防水处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陆地车辆不能涉水开上海滩，除非所有关键机械被遮盖起来。

不过出乎我意料的是，大量装备被装在木箱里准备就绪。这倒启发了我。我几宿没合眼，用榔头和锯子做了一个自用的大箱子，上面打满了马蹄钉。

一名十几岁的德国战俘哭泣着接受盟军士兵的治疗。

D日，在离海边只有几码远的地方，几十具死去的盟军士兵尸体被盖上床单。

【注释】

[1]蔚柳庄（Willow Run）位于密歇根州底特律附近，是当时福特汽车公司的工厂所在地。值得一提的是，“二战”期间福特公司在这里通过高效的流水线作业，生产制造出著名的B-24重型轰炸机。

[2]“二战”期间，美军航空兵和船队完成一次越洋飞行和航行后，集体在纸币上签名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