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将领：承担职责、压力巨大，指挥美军部队进入第二战场

几个月以来，高层将领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和职责压力，殚精竭虑，制订第二战场的计划。数以千计的高级军官无休止地操劳，他们起早贪黑，成天扑在工作岗位上，一直忙到深夜。很难说服他们去休息一天。

奥马尔·布莱德雷中将便是这样一位兢兢业业的高级军官，届时他将指挥在第二战场的全体美军部队。

我偶然遇见布莱德雷将军的司机亚历克斯·斯托特中士。将军对他青睐有加，而他也不惧看着他的君王，不惜为他耍点滑头。

亚历克斯一直苦口婆心：“将军，你太操劳了。你要是抽不出一天的时间休息的话，我们何不开车出去，花两三个小时兜风？”他孜孜不倦，有一天他再次提出这个建议，将军只好说，好吧，等他再安排完两项职务，就出去兜半个小时的风。就这样，亚历克斯说服将军坐进车里，然后朝乡下驶去。

“我们开了两个小时，”亚历克斯说：“我告诉他我迷路了，找不到回城的路，但其实我心里一直有数，完全没问题。”

诸位知道，我主要关注普通士兵，也就是大众熟知的美国大兵。至于尊荣的最高司令部，我作壁上观，不过现在，我一反常态，打算着墨于美军将领。

当初在西西里岛，我有三天与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将军同乘一辆车，另有几次，我周围星光璀璨，以至于感觉自己是颗彗星。

可以毫不掩饰的说，我万分崇拜布莱德雷将军，我相信自己还从没听说有谁如此深受下属、同僚的爱戴和敬重。不说他仪表堂堂，却说他长得英俊潇洒，那未免有胡扯之嫌。他的面相隐隐透着友善和镇定。在我看来，布莱德雷将军看上去更像教师而非军人。我把这话告诉他时，他说不算离谱，他父亲就是乡村教师，他本人也曾在西点军校和其他地方任教过，专业是数学。

将军从不抽烟，他带着发的香烟送人。他饮酒和责骂皆有分寸，讲话不吐脏字。他说他和太太在家时，一个月里可能会在晚餐前喝一次，而烈酒在意大利很难买到，所以他基本不喝，但若晚餐时间有访客，他会为客人倒一小杯。他有三瓶别人送的香槟酒，打算留到占领墨西拿的庆功宴上。

他声调略高、语音清晰，但说起话来柔声细语，以至于距离远了就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副官说从没见他严厉地说过谁。他可以态度强硬，非常之强硬，但绝不会粗鲁和粗暴，他总是让人感到放松。

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军官培训学校，曾有一个候补军官战战兢兢地受到布莱德雷将军接见，走出房间后却叹道：“嗨，他让我感觉我才是将军似的。”

将军完全是“八面玲珑”的反面类型，说话虽非妙语连珠、与众不同，却满怀真诚。用词仍带有美国中西部方言——会用“打他个快准狠”“风马牛不相及”这样的措辞。他没有半点惺惺作态，况且他也很讨厌卖弄。

除非遇到正式场合有相关要求，他不会显耀自己的三星标志。副官们都有一肚子故事，讲述理应受万众瞩目的他是如何待在不显眼的位置，而不是站上前台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他连山姆布朗式武装带和军礼帽都不戴。

非常奇怪的是，一个如此寡言少语的谦谦君子，公开演讲却毫不怯场。他不是慷慨激昂的演说家，但开讲后很快就会因语气热情真诚而变得铿锵有力。每次战役的关键阶段，将军都会来记者营，站在一张巨幅地图前，为我们详细全面地介绍战况。当初在非洲，他第一次过来时，我们都心生好感，但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不过，就像所有与他共事的人那样，我们越来越喜欢他。不久之后，没有一个记者信不过他。

虽然性情温和，但将军绝不是随随便便的人。无人能僭越他，他充满自信，一旦下定决心就绝不动摇，其意志坚如磐石。与他共事的人要么干出成绩，要么走人，他们不会像过去在军队里那样挨一顿痛骂，但是真的会被解职。

他有一项优良品质：尊重别人的意见，密切留意别人的谈话。我注意到，他打电话时总会对接线员说“如果不麻烦的话”。要是在路上遇到军队卡车给他的三星吉普车让路，他总会扭头对司机道谢。

一队汗流浃背的工兵正艰难地在被炸毁的桥旁边修支路，他经过时大声说：“你们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令现场负责的中尉讶异不已。

他乘车视察了大量前线。在西西里北部的战役期间，他一天有五个小时在吉普车里，有时还会长达八个小时。他坚持认为坐吉普车养肝。他希望有一架能在任何地方降落的小飞机，这样能节约时间。

将军的吉普车前保险杠上有一个有三星标志的红白色车牌，他手下所有官兵看到这个标志自然都会敬礼。遇到交通繁忙的时候，将军不停地回礼。我告诉他，他最需要的是一个替他敬礼的小男孩，他笑道：“噢，那也是一种锻炼方式。”

当他驱车驶过一个镇子，所有西西里人都朝他欢呼和挥手，他也挥手回礼。意大利警察、退役士兵乃至百姓也争相敬礼，而将军总会回应他们。有一阵，他们旧习难改，冲他敬法西斯礼，他也回敬，只不过回的是美国军礼。

他不喜欢军官手杖，但偶尔带上一根末端带钢钉的普通木手杖，那是宾夕法尼亚州前国会议员法蒂斯送给他的。

在西西里，除了有着上百名军官的参谋部，布莱德雷将军身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官方“家庭”——真的像家庭一样，其成员包括两个年轻的上尉衔副官、一名中士衔司机、一名下士衔勤务兵以及准将衔总参谋长。

这两个副官是切斯特·汉森上尉（来自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和刘易斯·布里奇上尉（来自加州洛代市），两人都25岁，都在1939年大学毕业，汉森毕业于锡拉丘兹大学，布里奇毕业于加州的农学院，他们的昵称分别是“切特”、“刘”，将军就是这么称呼他俩的。

这两名上尉都在布莱德雷将军任校长期间上过本宁堡军官培训学校，从该校毕业后都直接加入这个小家庭，他们追随将军16个月了，自认为是军中最幸运的年轻军官。他们睡觉的简易床在树下，离同样停在树下的将军的卡车约50码。将军不喜占用建筑物，常常把指挥所设在户外的帐篷里。

在司令部附近时，两名副官时刻待命，但将军乘车外出视察时，两人轮流陪同。他们都很机灵、通情达理、讨人喜欢，都对将军万分敬仰，以和将军一样周到的作风替他把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

将军的司机亚历克斯·斯托特中士来自路易斯安纳州巴吞鲁日市南边的巴里港。他只有23岁，却有六年军龄，不过他无意于终生以此为业。他非常能干，以至于布莱德雷到达北非后给国内写信，将他调了过来。

斯托特对将军的吉普车感觉非常骄傲，给它装上海绵橡胶靠垫，在后座下面塞了一个口粮箱，还将它打扫得纤尘不染。

布莱德雷将军说，拥有一个好司机特别重要，他需要在乘车时小憩，所以他的司机不能开得太慢，惹他心烦，也不能开得毛手毛脚，让他提心吊胆。有一天晚上，一个司机犯晕，开车小心翼翼，慢如蜗牛，结果将军不得不亲自开了半个晚上。

斯托特中士是布莱德雷将军的又一个忠实崇拜者。“他尽心尽力地待你。我头痛时找他，想听取建议时找他，缺钱时也找他。他就像亲生父亲一样待我。”

将军的勤务兵是弗兰克·切卡达下士，来自密歇根州卡柳梅特。弗兰克最晚加入这个小家庭，去年3月才到将军手下工作。

弗兰克说，一个在奥兰的上校挑选他去做这份工作，因为他总是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之前他是一名卡车司机，从没当过勤务兵，但很快得心应手。按照弗兰克本人的说法，他的职责是“让将军保持好心情”，他整理宿舍，转移时照看行李，要是找不到西西里当地妇女来洗将军的衣服，他就自己动手。

弗兰克24岁，战争前主要职业是酒保，他说将军像朋友一样待他，他希望工作不要出任何岔子。

布莱德雷将军住在一辆军用卡车里，车厢装饰得像旅游拖车。前端横向摆放一张舒适的宽床，上面铺着带“美国陆军军官学校”缩写的毯子。车厢一侧是一个带抽屉的书桌，另一侧有个壁柜和脸盆、一部带皮套的野战电话挂在书桌一头，车厢壁上有一张大日历，每过去一天就在对应日期上画×。车里还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四五卷军事教材、一本《我们的敌人日本》、一本将军一直抽不出时间研读的法语语法书。

靠床的车厢前壁上写着北非战役的日期，包括开始和结束的日子，还有西西里登陆战发动的日期。

我们猜测西西里战役哪天结束。说来奇怪，将军估计的结束日期比我猜的更晚一些。车里没有照片，桌上也没有小摆件。将军没给家里寄过任何纪念品，他自己也只收了一两样，一个是在突尼斯缴获的德军鲁格手枪，另一个是一把精致的西西里匕首，刀把上有法西斯党徽。书桌对面的车厢壁挂着巨幅西西里地图，它可能是车里最重要的东西了。

晚上，将军一连几个小时独自坐在车里研究地图，或者思考和计划接下来如何穿过险峻的前方。他单单在地图前就做出了很多无比重大的决定。

任何官至军长的高级将领通常都不会离实际的交战区太近，但布莱德雷将军坚持他的指挥所要靠近前线，有几次近得要命，几乎贴着前线。

有一次他搬到一处露营地，那里仍然炮火纷飞，结果我们饱受循着我军大炮而来的德国俯冲轰炸机伺候。

一天，我们乘坐吉普车穿行在丘陵地带，驶过一门隐蔽在路边的大炮时，头顶一发炮弹呼啸而过，我们的鼓膜差点被震破，人也被掀离座位。后来好几天，将军都在兴致勃勃地讲述我们差点被自己人的大炮炸掉脑袋。

另有一天，我们在第1步兵师指挥所吃午餐，时任师长的是特里·艾伦少将。那是一座很大的老房子，靠近前线，旁边有艾伦少将部署的一个完整的炮兵连。午餐时，爆炸声不绝于耳，震耳欲聋。由于距离太近，每次齐射时房子都在颤抖，桌子和盘子在摇摆晃动，玻璃窗框架嘎吱作响，我们还能感受到冲击波扫过房间。

此轮炮击后不一会儿，布莱德雷将军转向艾伦少将，说：“特里，你能让那些炮弹朝房顶上面射，别朝房间里射吗？”

布莱德雷将军的指挥所有一个单独的餐厅，设在大众食堂几尺外的一间帐篷里。之所以单独设餐厅是因为几乎每次吃饭时间总有到访的英美两国将领探讨问题，他们需要私密、安静的用餐环境。餐厅里一桌七座，每次吃饭，布莱德雷将军都会邀请他的参谋部里某一个低级官员。在工作时间，将军一直被人们以“将军”、“长官”相称，不过我注意到，在像吃饭这样的非正式场合，所有的将官都叫他“布莱德”。

他几乎天天去前线视察各师的指挥部。他说这个工作也可以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完成，但亲自走访可以好好地同整个师参谋部讨论问题；如果他们正在制订他不看好的计划，他可以说服他们理解他的想法，而不是简单地下命令而已。

有一天，我同他一起站在高处的观察哨所，眺望前方的镇子，我军正在该镇陷入苦战。德军怎么也不肯屈服（当然，后来他们还是败下阵来），在场所有军官都焦急万分，将军也不例外，他说：“我们已经给敌人施加了足够的压力去打破僵局，可他们还在负隅顽抗，看来我们得想点别的办法。有些指挥官相信直接进攻的理论，接受以损失三成兵力的代价快速拿下目标。但我试着想一个计划，尽可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我对他说：“我永远当不了将军，要做出一个牺牲很多生命的决定，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而他说：“你在这个位置就别想睡好觉。但如今我们已经深陷其中，不做出点牺牲没法脱身。我痛恨下令轰炸城市，可有时候必须这么做。”讲到轰炸和对我军伤亡的痛惜之情，他说：“有些新来的军官比我更难承受。我虽不喜欢，但毕竟用了30年时间为接受这种事而做足了心理准备。”

因我与一些高官权贵来往过密，成了其他记者们的揶揄对象。有一次我回到记者营，一些人说：“哟——派尔，步兵之友，等着瞧吧，所有二等兵的妈妈都会听说你已经开始同将军们打交道了。”

“那是当然，”我说：“从今以后，区区一个上校想让我正眼看他，也要先翻几个筋斗才行。”

每次我走过美联社的哈尔·博伊尔那儿，他都唯恐我听不见似的扯着嗓子嚷嚷：“那个攀附上流的专栏记者来了。”

合众社的克里斯·坎宁安估计，再这么下去，不出几周我就会坐在同行们中间指点江山：“我告诉奥马尔他的计划行不通，但他就是坚持己见，非要这么干。”

另一个记者说：“今天我们在马路上碰见你，你同大将军同坐一辆车，还明知故犯，照常不戴头盔。”

我只好说：“是这样的，我同将军在一起时，说我的绑腿找不到了，我也不喜欢戴钢盔，这样可以吗？他说没问题。”

克里斯插嘴道：“可不是吗，你在利用媒体的威力，你应该感到羞耻。”

大伙儿时常这样寻开心，打趣我可悲地从长期混迹于普通士兵堕落到巴结将军。不过这些玩笑无伤大雅，况且即使我必须巴结，巴结的也是一位最出色的将军。

不过，其他记者一旦发现我同任何少校以上级别的军官交谈，总会说：“厄尼，你在脱离群众。”

我试图辩解，说：“喂，民主是不分高低贵贱的，所以我的工作偶尔也必须接触一位将军，这才叫一视同仁。”

离开那不勒斯前，我同马克·克拉克将军共进了晚餐，我曾远远看见过克拉克将军，但从没与他见面。

此次会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几个小时前我正准备动身前往克拉克将军在乡下的大本营，突然收到一封信。而马上要上前见他的时候，我掏出那封信，然而一看到信封上的寄件地址我就一个踉跄。

信是克拉克夫人寄来的，拆信不到五分钟后，我走过去给她的丈夫看了这封信。(www.xing528.com)

将军说，如果他太太准备开始和我通信往来，那他最好还是送我上军事法庭。而我说：“见鬼，如果是我在指挥这支军队，我会军法审判她。”我们为她干了一杯，就这样达成妥协。

餐厅是活动板房搭成的小房间，外面狂风怒号，我们都觉得这房子准会被吹垮。餐厅里还有另外三名记者和将军的四名参谋。我们就像在家里一样，背靠座椅，边吃边聊，将军讲了一些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事，还有一些我不便公之于众的事，但他没有告诉我们战争何时结束。

指挥意大利战役让人焦头烂额，我个人认为战事进展缓慢不是克拉克将军的过错。我在见他之前就持这样的观点，所以谁也不能怪他蛊惑了我为他开脱。

我发现克拉克将军与我意气相投，也很直率，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

在那不勒斯，还有一个中将与我熟识，他就是艾拉·埃克，地中海战场的盟军空军总司令，我们有着超过15年的老交情。

我曾经常过去与他共进晚餐。他每天晚上要接待四五个客人，他会对客人们说：“厄尼还是个无名之辈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给足了我面子。

我也大言不惭：“将军还是个上尉时我就认识他了。”

我每次都带着将军送的礼物离开他的司令部，有几次他还给了我在国内的妻子一些东西，让我转交。要论做些简单的好事，他是最体贴入微的人。

埃克将军近乎秃顶，嗜好抽烟，常叼着一支烟斗，基本滴酒不沾，说话带着清晰缓慢的得克萨斯腔，声音非常低沉，让人有时甚至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喜欢在傍晚打打排球，消遣一下。

他的司机是一名英国皇家空军中士，跟随他两年了。这位将军最了不起的品质便是对老朋友重情重义。

空军参谋部位于一个漂亮的小树林里，人员住拖车和帐篷，有一间很大的食堂，将军也会带他的客人去那里用餐。

埃克将军住在一间达拉斯小木屋里，室内置有壁炉、大沙发、图画，搞得像一间狩猎屋——确实非常安逸。

将军每天上午9点半去他的“作战室”，花上20分钟详细了解过去24小时里世界各地的战争态势。为了拿出这么一份全面的简报，许多参谋必须5点起床，收集战报。

埃克将军在意大利任重道远，此前他在英国指挥伟大的美军第8航空队并战功卓著，可到了意大利，他必须面对一些全新的问题。在英国打的是纯粹的空战，在意大利则是陆空协同作战。此外，他的指挥系统延展达几千英里空域，囊括了三个国家的航空兵。

陆空协同作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这正是埃克将军的当务之急，因为他对另一份工作——对欧洲堡垒实施昼间轰炸已经了然于心。

在英国等待入侵登陆期间，我又围着将军们打转了，这次的对象是吉米·杜利特，他依旧是那个天之骄子，肩章上代表上尉的杠如今变成三颗星。

杜利特将军指挥美国陆军第八航空队，任务严峻繁重，但他仍然保持着著名的杜利特式幽默。

从意大利转到英国后，杜利特居心不良地给自己制造了几条谣言，其中一个是，他过去有一绰号“卷毛”。他不时将光秃秃的脑袋向后一甩，俨然在拨开垂到眼前的头发；他还声称自己曾经身高六尺，只是过去五个月里心力交瘁，缩水变矮了。

吉米·杜利特天赋出众，超过了任何一个值得被祝福的男人。他是过去25年里最伟大的美国飞行员之一，胆大包天，无所畏惧。他精于技术，受过专业的工程学培训，是我所遇到的最有魅力的人，说起话来兴致盎然，嗓音清晰，抑扬顿挫，还带有一种当机立断的神气。

我上次见到杜利特将军是大约16个月以前，在位于撒哈拉边缘的比斯克拉^[1]沙漠机场，当时他指挥着遍布突尼斯各港口的美军驻北非轰炸机部队。

一天下午，杜利特将军从位于尤克斯莱班的前沿机场起飞，就在前一天晚上，他的机组除副驾驶员之外全死于德军轰炸。机组成员操作航空机枪回击，一直打到枪管发烫，随后他们逃向50码外的旧弹坑，结果遭遇了令人悲痛欲绝的离奇厄运，他们刚跑过去，一枚炸弹正好落了下来，将所有人炸得粉身碎骨。

杜利特将军给那些失去儿子和丈夫的空军遗属写过成百上千封信，但那个机组里的一名成员是他最难以下笔的对象。

领导著名的轰炸东京期间，还是上校^[2]的杜利特身边有一个共事多年的机械师，后者随他一起参与行动。行动中机群渐渐失散，飞机七零八落，有的在日本空域被击落，有的耗尽燃油，机组跳伞逃生，还有几架降落在苏联，剩下几架跌跌撞撞飞到了中国的稻田上空。

那天晚上杜利特前所未有的沮丧，平时的幽默荡然无存。他双手抱头，心乱如麻：“你浪费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把事情搞砸了。你损失大部分飞机，行动彻底失败。你的余生将在莱文沃思监狱度过，平安出狱算你走运。”

这时机械师走过来说：“别太往坏处想，上校。”

杜利特充耳不闻，那位中士继续劝道：“情况似乎没那么糟糕。我敢打赌，一年内你就会因这一仗获得国会荣誉勋章，升上准将。”

杜利特只是哼了一声。

“我打赌你会的，”中士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只要你还在飞，我就要做你的机械师。”

这句话终于扫去了杜利特的愁绪。想到有人仍然对他有信心，他打起精神：“孩子，哪怕我们活到一千岁，只要我还有一架飞机，你就是它的机械师。”

杜利特真的获得了荣誉勋章，晋升至中将而不仅仅是准将，而那位中士，那个誓死追随上校杜利特来到遥远的中国，度过凄凉夜晚的人依旧是将军的机械师，直到1943年2月那天晚上，他们降落在尤克斯莱班，他是奔向弹坑的人之一。

杜利特将军不得不写信通知了他的父母。

来到英国后，有一天吉米·杜利特注意到他的参谋部军官名册上有个人叫杜利特上尉。

这名字不常见，所以他留了个心眼，打算哪天会会这家伙，和他聊几句。不久之后，电话铃响起，线路另一头的声音说：“我是杜利特上尉。”

“哦，是的，”将军说：“我已经留意到你的名字了，正打算哪天给你打个电话。”

“我想过来看看您。”另一头那个声音又说。

“哎，好的，那你来吧，”将军回道：“我这几天忙得要死，不过我可以把你的电话转接到我副官那里，他会为你安排的。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上尉，期待和你见面。”

正准备挂断，电话里又传来那个可怜兮兮的声音：“可是，爸爸，是我啊，你听不出来吗？我这儿有个妈妈给你的包裹。”

将军气炸了：“见鬼，你怎么不早说！”

来电者是小吉米·杜利特，一名来自第9航空队的B-26轰炸机飞行员。我不知道将军有没有考虑过见见其他叫杜利特上尉的人，如果是，那他可能会发现那是自己的兄弟或者别的亲戚。

杜利特将军向来是个牛逼的说书人，他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能把众多闻所未闻的故事讲一晚上的人。讲故事时他还能用上从瑞典语到中文的各种方言。

他最爱讲的还是自己的故事。有一天，他安排他的座机去英格兰北部，后来天气变差，一名机组成员建议取消航行。照吉米所说，换他本人可能也会取消的，可这名下级军官又建议好歹得飞一阵。

他们在作战室里干等着最新报告。机组成员以为将军不在，开始谈论这种天气里出航的危险性，认为将军不该冒这个险。随后，杜利特无意中听见其中一人说：“我觉得那王八蛋才他妈不在乎天气。”

发现将军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时，这个可怜的军官面如死灰。

机组其他成员说飞行途中这个傻瓜始终呆坐着注视甲板，不时摇摇脑袋，像个死刑犯一样。

将军却饶有兴趣。可不是吗，他什么也没做。他被那句问候乐坏了。

“不过有一件事救了他，”杜利特说：“如果他在‘王八蛋’前面加了一个‘老’字，我就送他上绞刑架。”

他又讲了一件事，一天下午，他在一个“空中堡垒”基地时正逢机群返航，不少轰炸机被炮弹打得稀烂，机组成员也受了伤。

将军走向其中一架，机组成员刚出舱。看见机尾炮塔顶部被打掉，杜利特将军问机尾机枪手：“当时你在那儿吧？”

机枪手有一点恼怒，答道：“我在，长官。”

将军走后，这个愤愤不平的机枪手转向同伴，大声说：“他妈的，他以为我能在哪儿？出去买火腿三明治吗？”

一名低级军官吓了一跳，担心将军听到，说：“天哪，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当然知道，”机枪手厉声回答：“我才不管呢，那是个傻逼问题。”

作为一个最不可能是傻逼的人，杜利特讲到此事时表示完全赞同这句评论。

另一次，将军和上司卡尔·斯帕茨中将视察一个轰炸机基地，该基地的部队迄今厄运连连，损失惨重。两人自认为他们的到访能让小伙子们振作一点，于是到处转了一阵。准备离开时，一名经验丰富的“空中堡垒”飞行员走上前，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这边。你们以为我们每天都在挨打，难免士气崩了。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士气挺好的，只有一件事可以打击到它，就是几个中将过来看它还好不好。”

吉米将这些故事娓娓道来，言语间的激情和幽默非我所能转述。正如他所说，有时战争的苦痛和悲剧会深深压抑一切欢愉，但如果一个男人还保持自嘲自娱的精神，那么他就没事。吉米·杜利特就做到了。

【注释】

[1]位于阿尔及利亚北部。

[2]1942年杜利特领导轰炸东京行动时实为中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