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意大利，一段苦涩的经历

离开意大利那天，我必须拂晓起床赶飞机，哈利·考中士居然设法让我和他准点爬出了被窝。由于为时尚早，我既不希望也没指望其他人也起床，但我还揉着眼睛时，唐·乔丹二等兵已经托着精美的早餐托盘走了过来，盘里盛着果汁、鸡蛋、培根、面包和咖啡，就好像战争不曾发生一样。

不仅如此，天刚蒙蒙亮，我们的意大利朋友赖夫就出现了，通常他要8点以后，也就是天刚亮时才工作。赖夫是个大男孩，聪明，和善，幽默感十足，我坚信他在我们这个吵吵闹闹的小房子里工作期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快乐。他主动表示帮我把行李搬到机场。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几分钟后，我那个瘦小的朋友玛克辛·布德曼少尉风风火火过来了，她是附近陆军医院的护士兼营养学家，来自密歇根州卡拉马祖，大家都叫她“金发姑娘”。她身高只到普通人的肩膀，体重大概只有90磅。有段时间我因为贫血日渐消瘦，她偷偷从医院带鸡蛋和牛排给我。我们和护士们经常拿我贫瘠的血红蛋白和一个血细胞打趣，但毫无疑问，也正是金发姑娘私下输送能量，才救了我一命。

到了机场，赖夫帮我拖铺盖卷和背包，而我去办妥了登机手续，随后我们开始辞别。一行四人站在一辆指挥车旁边，附近一群候机的官兵无所事事，瞅着我们，一定被我们简单的欢送仪式逗得窃笑。

我先同哈利握手，然后，鉴于一个男人的生活中不是每天都能有漂亮护士，我用力给了金发姑娘一个足以惊动罗马的告别吻，接着转而与赖夫握手辞别。

然而，赖夫反而主动张开双臂搂紧我，以正宗的欧式风情给了我两个大大的意大利响吻，先左脸，然后右脸。在场观众看得目瞪口呆，我也呆了。尽管有点尴尬，但我得承认也有几分喜悦。任何国家都有如此妙人，而且我知道，我们这个疯狂的小群体对许多意大利朋友是真心喜欢的。

被外国友人这次热吻所振奋和鼓舞的我飘飘然地上了飞机，就此别过。途中飞越壮丽的维苏威火山，但我正被离别的愁绪笼罩，无心看窗外，甚至不想回望。

我在意大利战区待了这么久，已经把自己当作这里的一分子。我不是军人，离开时却觉得自己像个逃兵。

在意大利，喜悦、乐趣与痛苦、悲伤如影随形，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段苦涩的经历。几乎没人由衷地对意大利战役留有任何美好回忆。敌人困兽犹斗，天气很恶劣，士兵们只能长期守在前线。少数士兵独挑大梁，他们觉得这份重任本该由更多的人分担。他们试图为前因后果寻找合理解释，可苦苦挣扎的人仅能聊以慰藉，而死者更是一无所有。

以上便是我的看法。前提是，如果我们只留一小支军队在意大利，便能在英国建立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这个冬季在意大利牺牲几千条生命便能挽救欧洲50万的生灵——倘若果真如此，那再好不过。

我并不确定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只知道我只能持这样的看法，否则我连想都不敢想。但我个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在此，我想对此前从未提及的一小拨人表达敬意，他们是陆军各公关单位的士兵，开车载着我们这些记者东奔西走、提供食物、多加照拂。他们在军队服役，必须遵守军纪，却要同不受军纪管束的人一起生活和工作。任谁都很难调整心态，适应反差如此巨大的生活，但这些小伙子做到了，而且保持着他们的才干和尊严。

我多么希望能将他们十来个人一一列举出来，这里仅提几个人，以他们代表全体。

他们之中有司机德尔马·理查森（来自印第安纳州韦恩堡）、保罗·齐默（来自加州奥克兰）、杰里·贝南（来自明尼阿波利斯市）。这几位司机照顾着大批记者，无一人受伤完全是一个奇迹。尽管过着几分惊险刺激的生活，他们却始终彬彬有礼、乐于助人。(www.xing528.com)

此外，还有如托马斯·卡斯尔曼下士这样的年轻人，他来自我的家乡阿尔伯克基，平日里冒着雨打风吹日晒，骑摩托车穿梭在无法形容的烂路上，将我们的新闻稿送到归档点。而唐·乔丹二等兵可能是我认识的最出众的公关部门士兵，唐是来自缅因州韦尔斯市和马萨诸塞州阿特尔伯勒市的贵族，布朗大学毕业，当过古董商、作家，谈吐皆为波士顿腔，会说法语，对文学和艺术如数家珍。但你们知道他现在干什么吗？做饭。他不是单纯做些吃的，而是极富想象力地做出一桌美食，使得在我们这地方吃饭成了一种荣耀。最重要的是，他管理这地方时身兼会计、舍监、翻译，还是有求必应的执行人，他以无尽的善意任劳任怨地工作。

还有如阿特·埃弗里特（来自密歇根州贝城）和我朋友哈利·考（来自西雅图）这样的士兵。战时因为命运不公，考错失晋升军官的机会，却以令人钦佩的忍耐力继续做着属于军官的工作。我要向上述诸人以及所有他们那样的人致敬，他们使我等记者生活在战场成为可能。

至于其他所有奋战在地中海的我军将士，与他们共度一段严酷艰难、思乡心切的日子真好。从士兵到将军，他们无一例外、自始至终对我好生相待。

我和那些苦难深重的人一样痛恨这该死的战争。我常常扪心自问，明明没有必要，为什么我居然也在这地方，然而除去我疯了，我再也找不到其他答案，所以我不再纠结于此。但我很高兴自己也在。

我们几乎飞了整个白天，一直飞到深夜才离开意大利。飞越地中海时，我把自己缠在一堆邮件袋上，睡到中途才醒。后来我换乘另一架飞机，飞到西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上空时我盖上毯子，伸展四肢，在机舱甲板上又睡了几个小时，醒来时正是日暮时分。

我多次写过，战争对于身在其中的人们而言并不浪漫，但在那架飞机上，战争突然显现出浪漫的色彩。

沉沉黑夜笼罩住机舱，乘客们身影朦胧，跪在窗边打发时间。夕阳的余晖把前方地平线上的云堤染成丝丝缕缕的艳红色，美得惊心动魄。我们翱翔在云端之上，耳畔是飞机发动机有节律的轰鸣声，下方是绿色的阿特拉斯山脉顶峰，在幽幽暮色中楚楚动人。带红色屋顶的村舍坐落在群山之巅。村子里住着牧羊人，他们生活在深山老林，从没听过巴祖卡火箭炮的声音，每天守着贫穷狭小却美丽、安全的屋子过完一天。

高空之上有一群远离故土、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在那么一阵子，我们似乎是极富戏剧性地置身于一片如此遥远、如此异域、如此古老的暗夜之美。

这一刻，我们的内心难以为外人道也。这一刻，美得天地动容；这一刻，世界烽烟滚滚，我们的命运身不由己。

我有种热泪盈眶的冲动。

1943年12月16日，意大利，美国第84化学营的士兵R.J.弗雷德里克斯正在调整一门4.2英寸化学迫击炮的标高。

1943年12月11日，意大利的盟军士兵用骡子向前线运输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