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齐奥滩头的医院船：危重伤员的救援与转运

终于到离开安齐奥滩头的时候了，我可以在飞机、坦克登陆艇的补给船以及医院船之中选择一种交通工具，我选了医院船，因为以前没搭乘过这种船。

医院船在滩头装载时停在两三英里外的海域。伤病员被救护车从帐篷医院带到海边，在那儿被送上带帆布雨棚的小型平板坦克登陆艇。

每批上船的伤病员中往往有一半以上的人可步行前往。他们在甲板尾部或坐或站，一排排躺着重伤员的担架则放在甲板另一头。我上了一艘这样安置伤员的医院船。

我们上船后得停留一个多小时，等待其他坦克登陆艇卸完伤员。船抛锚时，负责的军官决定将另一艘坦克登陆艇上的轻伤员转移到此船上，于是它开到旁边，抛去一根绳子，两船靠在了一起，每逢它们相碰时，轻伤者和病号就一步跨上医院船。

一个大浪涌上来，两船分开了几尺，随后又砰的一声碰到一起。这对于伤员像受刑一样难受。我在他们中间，看到每次碰撞时他们就闭上眼、咬住牙。

一个近乎全身打满石膏的人祈求般看着我，说：“那帮天杀的不知道船上有重伤员吗？”

炮弹不时呼啸着划过镇子上空，在我们周围水域爆炸。伤员们毫无惧色，也不理会周遭的危险。只是船与船的猛烈碰撞令他们气急败坏。

一旦并排靠上巨大的白色医院船，重伤员就像货物一样被吊索升到半空。吊索形似木箱，底部和顶部分别固定着两个担架，在绞车摇动时起吊。担架手候在甲板上，将伤员搬到各自病房。商船的水手也会伸出援手，帮忙搬运。

每名重伤员都随身携带一个装有各自X光片的褐色信封。某次起吊时，一名伤员手中的信封被风吹落，飘在半空，立刻传来呼喊声：“有谁快接住那张X光片”。幸而它落在下方一艘小船的甲板上，这才失而复得。

花了四个小时，五百多名伤病员终于全部上了我们这艘船。我们随即拔锚启航。医院船和其他船一样，巴不得停留安齐奥水域的时间越短越好。

这艘医院船多次出入安齐奥，因为我们希望那边的医院有余力收治激增的新病人。况且在滩头，医院同样一点也不安全。

医院船大多曾是豪华客轮，彼时也大多为英国船，但我乘坐的这艘是美国的，其军官和船员全是商船水手，船上的医护人员都来自陆军——有10名医生，33名护士，还有大约80名士兵。总负责人是西奥多·保利少校，来自密歇根州庞蒂亚克。

医院船就以那样的方式来来回回地接送人员，几个月后载着伤员回一趟美国。我这艘船自去年远渡重洋开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回国了三次。

某种意义上，医院船是我在战区见到的最接近和平年代的地方。船上始终灯火通明。船员睡舒适的床，住舒适的舱室。24小时供应热水，还有美味的饭菜。

我被安排在一间船舱的上铺，与一名医生同住。把所有美妙的便利设施摸索了一遍后，我发现我们还有厕所和淋浴间。

我难以置信地问浴室能不能用，回答是肯定的，当然可以用。于是我洗了半个小时的澡，洗完后感觉浑身疲软，同时也是舒服而愉快的。

船的两层甲板局部仍然是那艘加勒比海上豪华邮轮的老样子，那里住着军官和固定的随船医生、护士。但其他地方按照邮轮改运兵船的标准做了改造。船舱隔板被拆掉，改成一件宽敞的病房；床换成上下铺的钢丝床。船上有手术室、病房，完全配置成医院的样子。

伤员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他们躺在床垫和干净的床单上——大部分人自派驻海外以来第一次享受这种环境。每间病房有一个护士，更大一点的病房还不止一个。士兵打理餐食，并帮着护士照料伤员。

医生的事情很少。那趟行程中伤员在船上的时间不到24小时，他们登船前已经经过了周全的治疗，因而这趟短途航行鲜有伤势严重恶化的情况发生。

吃过晚餐，一个医生拽着我里里外外参观了此船，他是本杰明·哈尔波恩上尉，家住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其妻也是哈里斯堡的医生，以婚前闺名“米丽娅姆·R.波尔克医生”行医。

“我们实在无事可做，快把老本行忘光了。”哈尔波恩上尉感叹道：“我妻子在国内一天的出诊量比我一个月的还多。”不过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医生必须留在船上提供建议、处理紧急情况。

这趟航行在我们转悠期间快成为一种秀场。正要离开一间病房的时候，护士跑着追过来，对我说：“能劳驾您回来吗？小伙子们想同您说说话。”

于是我站在病床旁边，同两三个伤兵闲聊起来，这时病房另一头有个人叫嚷道：“嘿，厄尼，来这边。我们想瞧瞧你长啥样”，我闻言顿时觉得该去改善个人形象了。像我这样顶着一张丑脸的人没资格到处走动，惊吓伤员。

小伙子们读了关于给战斗人员支付“战斗金”的国会提议，都表示了支持。很多人说，重要的不是钱，而是给予他们肯定和奖赏，而钱似乎是唯一能发下来的东西了。(www.xing528.com)

有一些伤员会呼叫医生，然后一名护士会过去照顾。有个年轻人，一只受伤的胳膊血流不止，需要换绷带。另一个肩膀打着石膏的人淡淡地说，他分不清石膏下面流的是血还是汗。

一个断了腿的黑人士兵说石膏太紧，把他的脚背都勒疼了。于是医生用铅笔在他腿上划了条弧线，让人拆掉那个位置的石膏。每个人的石膏上都标有伤势类别。我们走过一个右腿打着石膏的士兵时停住脚步。石膏上的字显示他是英国突击队队员，医生问他还疼吗，他笑道：“有一点，但也不是太疼。”

我问他们是怎么受伤的，他们大多迫不及待、事无巨细地讲述当时的经过。但那些最痛苦的伤员则萎靡不振、对周遭漠不关心。

船上特别拥挤的时候不够分配一人一床，所以没什么大碍的士兵——他们只是生病或者负轻伤——就在曾经用作沙龙的地方打地铺。每人有一床床垫，在任何陆军士兵眼里它能媲美天鹅绒。

休克症患者在下层的小病房里，其实他们大部分属于医生口中的“累垮了”，休养几天后就好了。他们的病房有一扇沉重的铁丝网门，可以上锁，但没有一扇是关闭的，说明里面的士兵状态尚可。

此外，船上有四间软壁病房，住着极端的休克症患者。每一间的钢门都有一个滑板式窥视孔。当时只有一间住了人，里面是一个不肯穿衣服的年轻人。我们透过窥视孔看了一眼，他一丝不挂，躺在地板的垫子上睡着了。

每艘医院船上有一个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他们不但要为病人做一切力所能及之事，还帮忙开导船员，让他们保持好心情。我们这艘船上的红十字会姑娘叫珀西·吉尔，来自加州帕洛阿尔托市，曾经在卡斯蒂莱亚女校教体育。

晚饭后，她给船上每个人发了一瓶可乐。很多年轻士兵自从离开美国后还是第一次喝到可乐。商船队的水手总会帮她分发。

吉尔小姐有一间小办公室，里面塞满了书、如厕用品、乐器、杂志。她会给每个刚上船的伤员一盒香烟和一把牙刷，因为很多人遗失了个人物品。

伤员被吊上船时，我看到有些人完全两手空空，有些人用钢盔装了少得可怜的物品，就搁在肚子上。有些人穿着医院病号服，有些人只穿着军绿色T恤，还有些人仅穿一件脏兮兮的灰色内衣。

吉尔小姐不会主动打扰士兵，她知道重伤员大多希望独处。她有时给某个年轻人递去一本书，结果三个小时过后发现对方依旧盯着同一页。另一个年轻人整个下午一直拿书当扇子。

吉尔小姐还有法语书和德语书，每艘医院船上都有几个受伤的俘虏。我们这趟运了两个，其中一个是一脸惊慌失措的德国男孩，身份牌表明他只有17岁。这些战俘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

吉尔小姐的乐器房里有一把手风琴、四把吉他、一把小提琴、两把班卓琴、两把萨克斯管、一个单簧管、一个长号，还有24个口琴。往返于安齐奥滩头和那不勒斯的短途航行时间紧张，找她借乐器和书的人不多，但在回美国的长途航行中它们就是天赐良物，因为那时士兵们渐渐感觉好些了，时间又过得很慢。一次历时16天的远洋航程期间，伤兵们读了3000本书——人均阅读量达6本。

一个人连续数月在泥里摸爬滚打、受苦挨冻、出生入死，还饱受伤病折磨，之后上了医院船无疑是一种解脱和慰藉。所谓解脱是因为船上同战场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开船的人的生活环境与那些士兵所知道的是两个世界。

船上无须灯火管制。没有人再忍受脏污和寒冷。舱室的窗户没有挡板。人们可以在甲板上抽烟。挂在灯架上的大聚光灯将耀眼的光束投向舱壁上硕大的红十字。

这艘船的航线远离常规战时航道，而且非但没有无线电静默，反而每隔一刻钟广播一次即时方位，希望敌人知道我们的位置，千万不要打错了。

这艘船出过几次“意外”，它先后因为浮出水面的潜艇和盘旋在上空的敌机而停止航行，但敌人对它一直保持着尊重。最危险的场合是驶向安齐奥等地的途中，或者空袭期间停在码头。

病房的灯通常开到晚上10点半，但我这趟航程在9点半就熄灯了，因为次日一大早就将抵达码头，人们必须在凌晨5点以前起床，以便护士有时间照顾全体伤员洗漱和进食。

晚上10点，船舱内寂静而幽暗。护士们借着夜灯微弱的蓝光轻手轻脚地走动。值班医生在顶层的小沙龙房间里下象棋和单人跳棋。几个士兵在甲板上散步，或者倚靠着栏杆。室外温暖而祥和，浪花拍打在船舷，好像猫咪的呼噜声。

不再迎向战场，而是与之渐行渐远是多么美好啊。重伤员们有一种完成任务的感觉，其他人则感觉得到喘息之机。床单、软床和有安全感的舱壁为当前和不远的将来更添一份自信。

伤兵登船时固然吃了不小的苦头，但到了晚上10点，我莫名地感觉到，曾经心烦意乱的他们重获安宁和深深的镇静，此时正在全新而陌生的安全感簇拥下安然入睡。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了那不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