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齐奥滩头战士英勇抗敌

我在滩头找上美军第五集团军的步兵战士们并递上名片，那时他们正处于期待已久的短暂休整。

没有什么比歇息更合我意了，于是我留下来待了一天。接待我的是第179步兵师的一个连，那天早上刚退出前线，在周界防线后方3英里的小山坡上挖了工事。太阳露出了脸，于是我们懒洋洋地躺在地上谈天、晒太阳。

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枚炮弹砸在100码外的地方。我军重型火炮的咆哮声不时打断我们的交谈。空中不断有飞机飞过，时而传来哒哒的机枪声，我们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只看见飞机细细的白色尾迹。

这声势仿若激战正酣，但实际的战线和后方哪怕只隔一小段路也有天壤之别，所以当时气氛其实非常宁静。

这个连上前线一个多星期，现回到后方休整几天。最近这次驻前线期间，敌我双方均没有发动真正的进攻，但日日夜夜依旧危机重重。

在前线，我军士兵窝在浅浅的散兵坑里，德军则在另一头几百码的地方，同样窝在散兵坑里，他们在每一座有机枪巢的农房里严阵以待。周界防线的坡地略微朝我们倾斜，刚好给了德国人观察我们的有利条件。那边没有树、没有小山头，也没有其他任何可以提供保护的东西。士兵只能从早到晚窝在散兵坑，倘若冒出一点点脑袋，就会吃到劈头盖脸的枪子儿。

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里，双方在前线几乎都保持观望和等待，这期间并非无事可做。入夜后我方派出巡逻队侦察德军阵地，德军同样企图渗透到我军后方。双方不分昼夜地倾泻炮火，只不过我们的手笔远超德国人。

前线后方的地势稍微高一点，士兵们可以深挖到地下，造出一个舒服的地下室，在里面还能避开流弹的伤害。但是周界防线的土地太湿了，仅18寸深的坑底都能渗出水来。

士兵受伤后只能躺在原地，熬到晚上。偶尔有人受重伤，那么他会大喊出声，让消息传到后方，医疗兵会想办法冲过去救治，但正常情况下他只能自行处理伤口，等待夜幕降临。

这些士兵在散兵坑的积水里窝了一个多星期，只有夜里才能走动或者伸展手脚。除了渗上来的地下水，雨也终日不停。天气很冷，每天清晨，山上新积的雪晶莹闪亮。

干袜子每隔几天送到前线，但意义不大，穿五分钟后便湿了。又湿又冷的脚最终引发可怕的战时职业病：战壕足。交战双方都无法避免，卡西诺山区的战场也一样。士兵们学会了勤换袜子并赶紧穿鞋，因为一旦脱了鞋，肿胀的脚在五分钟内无法再穿上。

极端情况下需要连夜撤退，但那只是在最凶险的时候。连退出前线时，有些士兵几乎无法走路，但他们毕竟坚持下来了。

那种环境下几乎不可能入睡，士兵最后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无法一直清醒，躺在冷冰冰的水里也无法睡着，好像一种锐不可当的力量遇上一种无懈可击的物体。

我听说散兵坑里有个士兵试图坐着睡觉，可老是前倾扑进水坑，然后惊醒。他最终解决了难题。散兵坑旁边倒着一棵树，他在自己胸口缠上绳子，绳子另一头系在树干上，这样睡觉时身体就被绳子牵拉住了。

照那些小伙子们所过的生活，我看他们不出一周就会全体染上肺炎。然而重病者寥寥无几，或许是因为意志战胜了环境。我问了个问题，是不是有很多人没有冻出病，没有被迫回后方。回答令我久久难以忘怀：“是的，冻出病的人不多。最好别生病——就这样。”

有一天，大伙儿在山坡无所事事，我同四位最前线的中士聊起来，四人都是第45师的副排长。

塞缪尔·戴中士（来自肯塔基州卡温顿市）是个大块头，1月份他上战场时体重257磅，吃了那么久K口粮，仍有240磅。戴中士的脚放哪儿都很辛苦，进入战壕足病泛滥的世界后，240磅的体重对疼痛的脚来说麻烦就更大了。

我们讨论战壕足，戴中士讲起他的亲身经历，一次在散兵坑执勤期间，他脚疼难忍，于是去找前线医疗兵讨要膏药这类东西。

医疗兵的灵丹妙药很简单，他们板着脸告诉他：“保持双脚干燥，两周之内不要站起来！”

戴中士回到湿漉漉的散兵坑里，双脚依然作痛，但那条讽刺的建议每每令他失笑。那些医疗兵治疗战壕足的方子足以与W.C.菲尔茨治疗失眠的好办法“保证充足的睡眠！”一起载入史册。

尤金·本德中士（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斯特劳兹堡）是连军士长。矮个儿、卷发，留着一撮细细的黑色小胡子。正利用战斗间隙，坐在C口粮箱子上由军队理发师给他理发。“你不写新闻报道，是吗？”他问道。

我说不写，我有点厌倦了描写战争百态，尤其厌倦了搜罗英雄事迹，因为有那么多人可堪英雄之名，却无英雄事迹加身。

“说得好，”中士说：“英雄事迹未尝不可，只是无法让国内民众了解战争全貌。他们读到某个哥们儿在这边创下壮举，而人家的亲朋好友却以为那是他的日常生活。

“拿我来说。有一次我去巡逻，在德军后方待了36小时，我们成天盖着野草，趴在一个壕沟里，德国人近得触手可及。最后我们归队，他们已经放弃我们，当我们失踪了。

“如果你单单只写这个，人们会以为我天天做这事儿。”

文森特·马伊嫩特中士出生于长岛的阿斯托里亚，有意大利血统，他不像大部分意大利裔那样健谈，但面冷心善。他曾经是宾夕法尼亚特路公司的暖气检查员，还说：“这些天里我的散兵坑肯定可以用上那些蒸汽加热。”

一个同伴随即说：“文斯，给他讲讲你的木筏。”

“木筏？什么木筏？”我问，马伊嫩特便开讲了。和大伙儿一样，这位中士的散兵坑底也浸在水里，他收集了几个C口粮空木箱，在一天晚上将它们钉在一起，做成一个可以漂浮在水上的木筏。我估计这玩意不能百分百永保他身上干燥，但聊胜于无。

迈克尔·亚当斯中士家住俄亥俄州阿克伦市（Akron）吉拉德街1242号，曾就职于一家运输公司，他在1943年春季随连来到海外。

亚当斯其他人稍显年长，前额的头发有了稀疏之势。我能从谈吐听出他是个很有思想的人。他谈起在战斗中或战斗之前崩溃的士兵、畏缩不前的士兵，还有那些以为自己犯病并上报为力竭的士兵。

我个人对战斗性神经衰竭的人抱有深深的同情，但不是所有士兵都有同感。比如，亚当斯就告诉我，有些新兵仅仅受了几小时的火力攻击便去找连长诉苦：“上尉，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

亚当斯气炸了，他对我说：“他们受不了了？那他妈的他们以为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留在这儿，因为我们喜欢留吗？”

我想，他那样才是胜利之师的精神。

我军火炮威力十足，在这么一块巴掌大的滩头，把第五集团军所有火炮对准德军某个单一目标，效果可不是闹着玩的。

纵观我的战地生涯，我见识过很多流弹，但到了安齐奥滩头，我才第一次经历了真正的弹幕射击。

德军从早到晚不时炮击我们，但通常一次只打一两发，中间有很长一段安静期。

然而有一天晚上，他们来了一次货真价实的弹幕射击，时间虽短，却来势汹汹。炮弹快得数不过来。大伙儿都猜不准，但我估计两分钟时间里，德军就在我们这片区域倾泻了150发炮弹。

炮击开始时，我正躺在一栋石屋的床上，后来依旧躺着，不敢下床。我只是摸索着戴上钢盔，又往头上蒙了一床被子，然后缩成一团、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

炮弹擦着房屋拐角飞过，距离近得连窗户也在摇晃。飞这么近的炮弹不会发出号叫或尖啸声，只有嗖的一声然后便是砰然巨响。整栋房子都被附近持续不断的爆炸震得咔嚓作响、颤抖不已。弹幕射击掀起的噪声令人浑浑噩噩、心惊胆战。我军自然有人员伤亡，不过这栋房子安然无恙地挺过去了。

这次小型弹幕射击在我们看来非常可怕，事实上也确实可怕。但我听说有几次，我军炮兵连续几个小时用了3000发炮弹炮轰德军的一个区域。

据报告，德国人用推土机埋葬他们的阵亡人员，死者实在太多了。

有一次，我同一个“长脚汤姆”炮兵连共进午餐。他们从1942年12月开始连打几场硬仗——先是突尼斯战役的三个阶段，然后是西西里登陆战，接下来是从萨莱诺到卡西诺的攻势。然而到了安齐奥滩头，他们在一处阵地发射的炮弹比之前一整年还多。他们还告诉我，另一个炮兵连四小时耗弹量超过了过去八个月。

德军也以大量炮弹回击，导致附近逐渐面目全非。不过这个炮兵连无人阵亡，只有少数几人受伤。

据他们讲，一个士兵一脚踩在壕沟里，一脚踏在沟口外。一枚88炮不偏不倚从他双腿间穿过，钻进沟底，将一个测距仪炸得粉碎，那人却毫发无伤，不过事后惊吓过度，病了两天。

炮兵连的士兵们说，他们这儿的来访者——例如附近高炮部队的炮手、公路巡逻队队员、弹药运输车司机，都是吃过枪子儿的人。鉴于自己亦属访客，我迅速告辞，飞快地从一片意大利人的稻草堆遁去。

顺带一提，那个炮兵连对其中一门炮抱有一个好笑的小迷信。事情似乎源于1942年他们刚到非洲那阵发射第一枚炮弹，大伙儿用粉笔在弹壳上留言——一如诸位在照片里看到的那些话：“祝希特勒圣诞快乐”，然后全体附上签名。

他们将这枚炮弹打了出去，德军立即回敬了一发，就落在火炮掩体旁边，炸伤了12个签名者中的7人。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用粉笔在炮弹上涂写了。

有一天，一名军内摄影师到访，想拍几张开炮的照片。他让炮手们在用粉笔在一枚炮弹上写一句问候希特勒的留言。他如愿拍到了照片，但他不知道，那枚炮弹根本没发射。他走后，大伙儿把它搬到山坡上，挖了个坑埋了。

实际上，在外围防线后方的人都住在地下掩体。我们这些记者不住，不过这仅仅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此外还可能因为我们懒。

不管怎么说，滩头被挖得十分彻底，地下的横断面应该像蜂窝一样。连坦克和吉普车也有三分之二车身藏在地下。

士兵把掩体挖成方形或矩形，深度大约齐肩，覆以板材和原木当顶棚，再在顶棚上面堆土，坑里挖了一个带台阶的沟槽通往外面。普通掩体住两人，大小刚好够铺开铺盖卷，入内必须弯腰。

挖土方极其简单，因为土壤几乎全是沙土。两个士兵在一小时之内就能挖出一个足够居住的坑，如果他们还准备了木材的话，再花两三个小时，足以完成一个简易的地下掩体。

挖沙地固然轻松，但也有缺点。边坡很容易塌方，时不时就有人因此被埋，连我方的火炮也会把墙壁震垮。

坦克兵总是就地为坦克挖个几尺深的坑，然后从蓄电池牵一根电线到地下，接通电灯。他们在坑底铺上稻草，在入口处挂上半幅帐篷布。

士兵大多席地而睡，军官大多睡行军床。不过，在一间条件好的地下掩体里睡地上并不赖，既暖和又干燥。

有的地下掩体用板墙防止沙土坍塌；有的采用更原始的结构：在每个角落撑上原木，原木之间牵拉着半幅帐篷布。支撑全部上千间掩体需要大量木材。小伙子们从老房子里搜罗一切能找到的木材。空房子里最抢手的两样家具莫过于木门和墙镜。门被用作掩体天花板。而一间地下掩体的墙上若没有一面精美的镜子，那绝对算寒酸。

那些建在地下的居室简陋如最基本的双人间——它们往往只有一个置物架、一面镜子、几张海报女郎画，除此之外家徒四壁；豪华则可到令人咋舌的程度。

我见过最好的地下室是爱德华·雅克中尉（家住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海茨市科尔切斯特街2730号）及其司机拉塞尔·勒舍二等兵（来自印第安纳州马里恩市）建造的，他们有木地板、架子，墙上有钉子可以收纳物品。还有一张带台灯的书桌，带一面大镜子的盥洗台，一盏瓷灯，灯罩上绘有荷兰小女孩。另外我注意到，室内最好的东西是藏在架子后面的两个漂亮的褐壳蛋。

可要说我见过的最豪华的地下掩体，非四名坦克连军官的居室莫属。掩体空间和国内普通的起居室一样大，人在里面可以站直了身子。地上铺着一层粗糙的木板，房间中央摆着一张绘图桌、若干把椅子。四名军官睡在靠墙的行军床上。

书本、杂志、烟斗、图册散乱地摆满了桌子，跟居家没什么两样。他们有一个收音机，桌上还有一个记号本，上面列了许多人为登陆西欧的日期所押的赌注。

这些军官每天下午和晚上会泡杯热茶或热巧克力。掩体里可以用一种有趣的意大利炉子烧开水——出于某些原因，那些炉子总是刷成粉红色。军官们亲自劈柴。为了搭配这个粉红色炉子，他们又从别处找来一把又大又厚、覆盖着土红色垫衬的椅子，他们将这间地下掩体命名为“玫瑰屋”。

屋里有电灯照明，而这套美轮美奂的设施最耀眼奢华之处是鲁布·戈德堡机械样式的拉绳和滑轮，有了它，一个中尉就能上床以后再关灯。他们甚至养了一条大白狗，它有轻微的弹震症，平时就趴在炉边。

凡此种种，你们可能会得出结论：敢情战场不是地狱。是啊，那些人可以而且确实是冲锋陷阵20分钟，但他们周围日日夜夜都有炮弹和炸弹落下，在他们那个地下掩体组成的小村落里，哪一天没人丧生才稀罕。

回想1943年2月的突尼斯，一天上午，我艰难地走进斯贝特拉与费德隘口之间一片仙人掌地里。这里隐蔽着一支装甲部队残部，该部前一天在德军那场著名的突袭中落败，被迫穿过卡塞林隘口撤退。

我发现官兵们几乎晕头转向，倒也情有可原，毕竟在沙漠里寻路逃了一天一夜，溃不成军，后面还无情地跟着大批德国追兵。少数逃脱的人已经对生还不抱半点希望，那天上午他们心力交瘁，想不通自己居然还活着。

那帮人里有我的几个朋友，如今我们在安齐奥重逢，谈起家庭聚会！仿佛老友联欢。

我们重聚了两天，反复争论着突尼斯战役。我完全可以想象有朝一日我们在美国再次重逢的情景：把同行的亲朋好友晾在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和争论关于突尼斯的旧事。

罗林·埃尔金斯少校，实际上有时也被称为R.拉斐特·埃尔金斯，前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他就是我那几个老朋友之一，绰号“萨奇”，穿着步兵的绿色两件套走来走去，受到大伙儿的一致爱戴。

在那个难忘的突尼斯之夜，我兴冲冲地告辞离去，把头盔和铲子忘在埃尔金斯睡觉的半履带车上，从此再也没见过它们。如今追忆往昔，我告诉少校，我回国后得知钢盔在长岛某人家里。我完全不明白它是怎么到那儿的。

但这时我又有了一顶头盔，而萨奇·埃尔金斯也有了另一辆半履带车，“猎鸟犬二号”，以前那辆在突尼斯一个恐怖的下午，载着少校的时候被击毁。

帕特·多纳德奥中士（来自匹兹堡郊外的阿利森帕克）也在，他是驻海外最棒的炊事班长，在战场生活了将近两年，在一辆卡车式移动厨房里做出香喷喷的菜肴。而且无论记者什么时间过来，多纳德奥中士总能为对方做出一顿便饭。他看起来比当初瘦了些，但依然神采奕奕。他的意大利语很熟练，因此在意大利如鱼得水，随便外出搜罗食物便能带着新鲜鸡蛋、鸡肉、牛肉和橄榄油满载而归。

另一个老兵是丹尼尔·塔尔博特中校，在得克萨斯州沃思堡郊外有一座大农场，他绰号“平基”，虽然外表相去甚远，然而他的确是一个战士。塔尔博特中校以前有个司机叫曼纽尔·戈麦斯，得州拉雷多市人。在突尼斯西迪布济德的一天下午，我们三人驱车上山观察德军所在的山谷。炮弹正倾泻在山谷，每次我们听到炮声就冲下吉普车，躲进沟里，哪怕它们的落点其实和我们八竿子挨不着。

二等兵戈麦斯依旧在为上校开车，如今我们三人说起那些缺乏经验和紧张兮兮的往事都大笑不已。我们的胆量虽无长进，但对于炮声都见多识广。如遇一枚炮弹射偏了200码，我们会当它还远得很。

杰德·戴利上尉（来自马萨诸塞州沙伦市）也在场。他当初在西迪布济德失去相机，如今报了一箭之仇，他亲手从德国人那里夺得一架更好的相机，外加一把鲁格手枪和一副高级双筒望远镜。杰德·戴利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我和我认识的人同样喜欢他。他是土生土长的波士顿人，读“a”时带有明显的哈佛口音。他同肯塔基丘陵地区的农村青年有天壤之别，却指挥着那样一群年轻人，且深受他们爱戴。

杰德·戴利在卡塞林之战后从文职工作转去指挥一支坦克连。不管是步兵、坦克兵还是其他兵种，连长都是陆军里最重要的职务——最重要，也最艰苦。

连里士兵们向我讲了他们对杰德·戴利的看法。他刚上任时，他们很鄙夷那文绉绉的腔调，也没有多少忠诚可言。他同士兵讲话时总试图用平调，却意识不到自己还是会不小心用旧口音读“a”。

不过他把这个问题和其他被取笑的毛病都纠正了过来。大伙儿很快就甘愿追随他到天涯海角，愿意为他效犬马之劳。他以多种方式证明了自己。

他每战必亲自驾驶坦克，身先士卒。我很高兴地看到他因骁勇善战而获得银星勋章。自我们在突尼斯相见，他已经两次负伤。

每当他的连退出战斗，杰德·戴利就会把军纪的繁文缛节抛到一边，让手下真正得到休息。他们说：“他拼命打仗，也拼命休息。”得益于此，小伙子们方能大施拳脚，他们也心怀感激。

戴利上尉挺拔高挑，直立的黑发长到后脑，可以说是相貌英俊。他外出几乎从不戴头盔、帽子，就算在危险地带也不例外——不是做作，是真的喜欢露出脑袋。他通常穿着一件空军的羊毛内衬皮夹克，那是他费了番口舌从飞行员朋友那里讨来的。

这件夹克左肩一前一后各有一个破洞，前面那个是一枚弹片击中之处，后面那个则是弹片穿过胳膊飞出去的位置。为了缝合这处肩伤，医生从他腿上取下一块皮肉组织。

一名军官开玩笑道：“给杰德一万块，他也不会把那两个洞缝上。”

另一个人说：“何止，你们还能看到他拿刀把洞进一步割大的地方。”人们通常不会当着别人的面说得那么直白。

杰德只是咧嘴一笑，说：“那是当然。”(www.xing528.com)

肩膀受伤之前，他还在一次空中爆炸中面部挂彩。第二次伤愈出院后，他得到了一周的休假，地点在索伦托，那不勒斯南边一个美丽的度假胜地。他过去待了一个晚上便归队了，休养营里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

“不是我盼着打仗，”杰德说：“可当你指挥一支战斗部队，你的兵在哪里你就该在哪里。如果能够和他们在一起却没做到，你会觉得自己是个混蛋，归队后我感觉好多了。”

受山地地形和接连不断的雨所限，意大利战场的士兵们没多少用武之地。但坦克手们枕戈待旦，望眼欲穿，坚信滩头早晚会有一场大决战。我过去时，他们大笑道：“肯定就是这几天了。在突尼斯，每次你一来，我们就有仗打。这次一定也是同样的兆头。”

所以你们也看到了，我工作有多不容易。我像个小屁孩一样跑去郊外挑起战火，然后赶紧溜走躲起来。

一天晚上，我夜宿巴泽尔·卡特中士的地下掩体，他来自肯塔基州沃灵斯克里克，离著名的煤城哈伦很近，事实上其兄就是那儿的矿工。

卡特中士是坦克车长，已经有两辆坦克被当场击毁了，其中一辆毁于轰炸，另一辆毁于炮火，但他每次都安然无恙。

我逐渐喜欢起卡特中士，他是典型的山里人，在了解对方之前寡言少语，即使后来打开了话匣子也说得平静而谨慎。我们一步步熟悉起来，卡特中士向我讲了家乡父老，还给我看父母和弟弟的照片，他希望他母亲不要成天为他担惊受怕。

他告诉我他在上战场前是如何去肯塔基的大学读了半学期的书，然后匆忙退学、参军，后来他感到一丝愧疚，因为父亲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才供他上大学。卡特中士决心战后继续去念书。

我在对我而言非常合适的时间到了他的一方天地，那天他刚收到母亲寄来的包裹，内有一罐美味的传统美式炸鸡。

我们用科勒曼小油炉加热，当作早餐吃。后来我们早餐吃炸鸡的消息传开，惹得其他人煞是眼红，一整天我俩都被取笑为“土豪”。

这辈子我也有机会能够以分享礼物来报答人家。一个在印第安纳大学的朋友斯图·巴特勒与一家糖果厂有往来，该厂生产一种名叫“老尼克”的糖果棒。我离开华盛顿，准备重返国外的前一天，斯图打来长途电话，说他打算每周给我寄一盒他那儿的糖。我从不拒绝任何礼物，便告诉他，如果他愿意的话就试试吧，不过我可能一盒也收不到。

几个月过去了，此事再无下文，我也将它抛到脑后。可是有一天，所有滞留的糖果被装在两三个大箱子里，齐齐送到我手上。老兄啊，都是我的糖果！我每次上前线就带上一箱，四处分发。这次我也带了一箱，顺势分给了卡特中士及其战友。你们真该看看他们趋之若鹜的样子，我们品尝了硬糖、大把的软糖、薄荷糖以及方糖，但只有一点巧克力。

卡特中士接收自家的包裹倒是相当顺畅，每周都有三个包裹寄给他，分别来自他母亲、姐姐和堂兄，大部分都能送达。家里人不是每次都寄炸鸡，但总少不了食物。

卡特中士的地下掩体空荡荡的，地上铺着一层稻草，天花板挂着一盏小电灯，灰扑扑的墙上钉着一个小搁板。他说这个掩体完工后，他住进去，发现墙上趴着一只鼹鼠，就把它杀死，剥了皮，那张皮现在还挂在附近一棵树上。

中士穿着连体服睡觉，但地下掩体实在舒适又暖和，我决定享受一下脱掉裤子睡觉。可即使脱了裤子，我还是因为我军的炮声而久久无法入眠。不是被吵得睡不着，毕竟声音传到地下时减弱了不少，而是被地表震得心烦意乱。半英里外一个炮兵连的长脚汤姆齐射时，我们上方4英尺的地表颤抖得像地震一样。不过我一旦睡着便是雷打不醒，哪怕后来人们说轰炸持续了一晚上。

卡特中士每天早上6点起床，接下来首先跑出去启动坦克发动机，它就掩蔽在离他的地下室约20码的地下。此为日常操作，确保有紧急任务时一切都处于战备状态。

早餐后，他领我里里外外看了他的坦克，里面一尘不染，几乎可以在地板上吃东西，这是他引以为傲的一点。他让我坐在驾驶座上，启动发动机，听它的轰鸣。我心头也升起一股豪情，因为他希望我为之自豪。

另有一天晚上，我同阿斯伯里·李（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克利尔菲尔德）少校和查尔斯·H.霍利斯上尉（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克莱姆森市）同住一间军官地下掩体。李少校是坦克连连长，昵称“阿兹”，他继父在宾夕法尼亚州克雷森镇有一家名为“李-霍夫曼的名肴”的饭店，李少校的大儿子叫“阿斯伯里·李四世”，襁褓中的幼子叫“罗伯特·E.李”。

霍利斯上尉是李少校的副连长，也是已故记者本·罗伯森的好友和同乡。

第二天清晨，霍利斯上尉起床生火，光线很暗，他在泥地板上摸索着找到一叠引火的纸，往炉子里一丢，终于让炉火燃烧起来。

没多久，他发现自己把李少校几天前拍的三卷胶卷烧了，后来他又发现烧的居然不是底片。前线生活真让人晕头转向。

吃完早饭，李少校和我驱车前往他手下两个坦克连营地，那里位于步兵部队后方。正沿一座小山丘爬坡时，“砰”的一声，一枚88炮落在我们旁边20码远的地方，两分钟后，我们看见两架飞机拖着缭绕的黑烟下坠，都刚好落在我们驶过的坡道上，前后只相差几秒钟，相距也不远。

只有一个降落伞飘落下来，很久以后才着陆，而飞行员一动不动躺在地上。医疗兵带着担架跑过来，找到了他。他是德国人，一枚20mm炮弹从后面打来，嵌进他的腹部。后来救护车开过来，带走了他。

年轻士兵剪了降落伞，打算做成围巾。他们还剪了一截送给我，不过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有两条降落伞布做的围巾了——一条美国货，一条德国货，所以请他们转赠他人。

新的一天就这么惊心动魄地开始了，之后我四处搜罗了不少坦克知识，我发现坦克兵和其他所有兵种一样，对步兵怀有深深的敬意。

普通步兵和航空兵曾表示，谁也别想把他关进一辆坦克里。偶尔会有坦克手出现幽闭恐惧症，但并不常见。小伙子们说，他们中超过一半的人能从受损的坦克中全身而退，哪怕是起火的坦克。他们讲了些好笑的故事，比如四五个人争先恐后爬出一辆燃烧的坦克，而事实上两人以上是不可能同时钻出炮塔的。

他们最恨狙击手。由于坦克内部能见度极差，车长通常打开炮塔盖，探出头去，而暗处的狙击手总是瞄准他们放冷枪。

小伙子们领我看了新式坦克所有细微的改进。他们很想知道，为什么设计师想不到一些再简单不过的东西使车内生活更便利，比如在车尾设计一个放水壶的架子、一个可以固定睡垫的支架。有的士兵已经自行焊制了必需的货架来收纳个人装备。

一支装甲部队的战斗往往是突如其来的，中间有很长一段间隔时间。进入某次战斗间歇期后，坦克兵会被调去执行紧急任务。正常情况下这种任务不多，但在安齐奥滩头，每个人必须做一点事，各种各样的事。

回到营地的车组成员几乎每天天一亮就要开始做一件杂事。他们要把地雷和铁丝网搬到前线，以便工兵落实到位。这些肩挑背扛的活儿他们并不喜欢，但还是毫无怨言完成了。

依我看，军队里最雷打不动的惯例就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每晚睡前泡一杯咖啡或热巧克力（顺便一提，咖啡始终是备受士兵青睐的佳礼）。这惯例在安齐奥滩头尤甚，那边几乎所有人都住在地下，可以安全地生火。而用科勒曼小油炉煮咖啡再完美不过了。

一天晚上，几个坦克车组成员邀我一起去他们的地下掩体喝咖啡。后来陆续又来了其他人，我们总共有十人，全都蹲在地上。

这间掩体是普通双人间的大小，但供三个人睡觉。室内高度与肩膀齐平，地板上铺着稻草，没一件家具。

住这间掩体的是鲁本·科德斯二等兵（来自亚拉巴马州贾斯珀）、诺曼·科米尔一等兵（来自马萨诸塞州莱斯特市）、亨利·厄休尔二等兵（来自肯塔基州比切尔）。前两人是副驾驶，后者是坦克机枪手。

科德斯二等兵是连里的开心果，大伙儿逗他，他也会拿自己开玩笑。我在天黑前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像个典型的南方人那样，斜靠着树干，坐在厨房椅子上，削着一块木板。

他一刻不停地削。其他人笑道：“你早几分钟来就好了。上尉刚好也在树下，亲自动手劈柴，而科德斯稳如泰山，削他的木头，把上尉晾一边儿。”

有一段时间，科德斯老是丢东西，尤其是他的木工刀。可是搬进地下掩体就好办了。只要有什么东西不见了，他便跪下来，把手探进稻草里摸索，直到摸到丢失的物品为止。

和我在一起的那天晚上，几个小伙子收到家人寄来的包裹。当大伙儿看到科德斯也有一个包裹，赶紧给他递烟、点火、擦鞋，还往他嘴里塞了几颗薄荷糖。原来，他的包裹里七双厚羊毛袜，那是他写信向家里要的，他打算留着它们。

据我了解，科德斯还是全军收集画报女郎的冠军。我知道一群空军机械师吹嘘说房间里有34张美女画报，但科德斯小小的地下掩体墙上贴着38张。一个小伙子表示：“我很高兴我们领先空军。”

那间佳丽如云的画廊里，有一个女郎与众不同，她是诺曼·科米尔的太太，在国内的一次聚会上有人给她画了一张铅笔素描，她将此画送给了丈夫。它如今贴在一个显耀的位置，在科米尔室友们那一堆不知名的美人里脱颖而出。

这些坦克兵都很随和。我记录他们的名字和军衔时，科米尔介绍自己是一等兵，有人说：“马萨诸塞州的乡亲们知道了会作何感想？”他却笑起来。

参加我们的夜间小型茶点会的坦克兵还有：车长托马斯·辛普森中士（家住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雅各布东街317号）、驾驶员拉尔夫·夏普中士（来自加州斯特拉斯莫尔）、副驾驶员保罗·康明斯二等兵（来自俄亥俄州沙伦维尔）、马克思·埃尔南德斯下士（来自加州德尔马）、迈克尔·斯沃茨中士（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的农夫），以及我的掩体室友巴泽尔·卡特。

半履带车驾驶员埃尔南德斯下士自称“一个想见识实战的人，可是瞧瞧我现在”，其他人表示现在此君是“一个想回家的人”。

我们在地下掩体坐了两三个小时，一边用手给水壶降温，品味香甜的咖啡，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小伙子们追问美国国内的情况、入侵西欧的见解、时下一连串小道消息的真伪，以及我对滩头生活的看法。

他们还讲了一个悲情故事，主人公是坦克驾驶员唐纳德·沃雷下士，一个来自密苏里州欧沃斯的乡下男孩，在国内有个女朋友，他对她痴情一片。她给去了意大利的男友寄去一张光彩动人的近期生活照。和大多数坦克兵一样，他也把心上人的照片带到坦克里。

不久之后他们的坦克中弹起火。全体车组争先恐后逃到车外并以最快的速度撤离现场。沃雷下士刚跑了几步，突然停住，转身又飞奔回去。此时车身喷出烈火，车里的弹药也开始爆炸，但他一头钻进熊熊燃烧的坦克，消失片刻后爬了出来，手里握着女友的照片。

车组乘员长途跋涉了几个小时，终于回到基地。他们上前线那会儿，基地收到一批邮件，其中就有沃雷下士的女友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信上只有寥寥数语，说她已经嫁人了。

他们说，如果不是因为太远，而且沃雷下士已经累瘫的话，他恐怕会返回那辆坦克，把照片丢进火里。

时间越来越晚，末了，康明斯二等兵摊开手脚，往地上一躺，说：“我感觉自己像40岁的人了。”

我接了一句：“如此说来，我感觉我也是。该死的我真满40了。”

斯沃茨中士便问起我的年龄，我回答43岁。他说他30岁了，还说他要是知道自己能活到43岁，可就高枕无忧了。可我说：“噢，是的，你会活到43的，然后会像我一样，担心自己能不能活到44岁。”

科德斯二等兵说在这方面他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没有太强烈的死亡预感。

我们就这样在地下室里谈天说地——聊传闻逸事、女友、回家的希望、笑话、琐碎的经验、对军官的看法，偶尔心血来潮，还会提及某某士兵可能的结局。

我去了一处紧邻前线步兵的后方应急阵地，拜访了另一个坦克车组。他们入驻八天了，一直按兵不动。他们只是来协助友军击退任何潜在的敌军进攻。很多坦克车组都像他们那样随时待命。

这个车组将他们的钢铁巨兽藏在小山坡后面，半遮蔽在矮栎丛中。上午我找过去时，士兵们正在煮一锅干豆子，照旧还煮了咖啡，所以我们边喝边谈。

坦克兵被部署到这些地方时，十合一口粮和C口粮由吉普车在夜里运送过来。吃喝全凭他们自己动手解决。出于安全考虑，他们睡在坦克里。车里不允许吸烟，但人人都吸。有的乘员甚至就在驾驶舱点起小炉灶。如此这般过了八天后，坦克及周边一片狼藉。地上撒满了盒子、罐子和餐具，坦克内部像被飓风肆虐过一样。

从手绘漫画书到袖珍本《圣经》，这辆特殊的坦克里面什么都有。我看到了旧袜子、空烟盒、半杯凉咖啡。这批人把坦克顶部当桌子和架子使用，结果那里同样一塌糊涂。但饶是如此不堪入目，它依然是一辆优秀的坦克。因为车组保持了全连一项纪录：用最短的时间发射完整车弹药。

五晚都在一辆坦克里过夜的滋味不好受，毕竟空间有限。他们铺上毯子，和衣而睡。谁也无法完全舒展。最难受的位置是炮手座，睡觉时只能半坐半躺，所以他们轮流睡这个不舒服的位置。

驻前线八到十天后，车组被另一个坦克连替换，于是他们后退两三英里，建好掩体，清洗干净并休息几天。

一辆中型坦克可容纳五人。那辆坦克的车长是斯佩罗斯·巴卡洛斯中士，一个身材矮小、相貌英俊的前卡车司机，家住波士顿阿灵顿街76号。曾有一次，他服役的坦克被击中，其车长当场身首异处。

驾驶员是奥斯卡·斯图尔特中士，来自弗吉尼亚州布里斯托尔市。时年35岁上下，因而被其他人唤作“老爹”，他以前在州公路局工作。

副驾驶是唐纳德·维克托里内二等兵，来自伊利诺伊州克里斯特尔莱克，顺便说一下，他的朋友马克思·屈纳特上尉是我在突尼斯认识的故人，我还荣幸地为后者的小宝宝取名桑德拉，不过天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名字。

炮手是布德·卡迈克尔下士，来自加州蒙特雷市。他的副手是乔治·埃弗哈特二等兵，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托马斯维尔。

卡迈克尔绰号“霍奇”，来自创作出《星辰》的著名作曲家^[1]，卡迈克尔下士只是个前管道安装工，在蒙特雷一家燃气公司工作。我们见面时，他有一周没刮胡子没洗澡了，脖子围了一条棕色围巾，头戴一顶绒线帽，脚上的套鞋是松开的。论长相，他是我见过的最粗野的士兵，但人不可貌相，他相当温厚、幽默机智。

几天后，我又遇见同一个车组，他们说那天我走后，他们一直在谈论我。我说自己和真正的霍奇·卡迈克尔是大学同窗，而“这个”卡迈克尔对同伴们说：“如果他反应够快的话，会这样回答，‘有意思，厄尼，我不记得你了，你坐哪个位置来着？’”

他们用一口大铝锅和一个更大的平底铁锅做饭，铝锅是从一栋废弃的房子里搜罗来的，而平底锅是卡迈克尔用价值20元的东西交换所得，因而被称作“20元锅”并得到精心呵护——他们甚至偶尔会洗它。

卡迈克尔在炮塔内部的炮管上贴了一张卡门·米兰达和西泽·罗梅罗^[2]跳舞的照片。他说打仗时这张照片会提振士气，说完他咧嘴一笑，眉眼弯弯。

一天，我和一个军官朋友驾车沿树林行驶在一条泥泞小路，他久经沙场、两次负伤。

路两边走着回后方的士兵，这是典型的让前线被围困部队接防。那些人的衣服沾满泥浆，背着沉甸甸的包袱，面色难看。任何阅兵场的官员看了都会深受震动。然而我说：“我打赌他们上前线还不到三天。”

朋友思考片刻，在他们走过时凑近细看，然后说：“我打赌他们根本没上过前线。这些人只是用作预备队，还没投入作战，现在是暂时后撤。”

这是怎么看出来的？我的推断依据是他们的胡子不是特别长，而且尽管他们看上去又脏又累，但程度还不够。我朋友也是基于这几点，但更多的还在于眼神。他说：“他们没有那种直勾勾的眼神。”

一个在前线待久了的士兵的确有那样一种眼神，但凡知道这种眼神的人都能认出来。这种士兵目光涣散，视若无睹，传达不出任何喜怒哀乐。这扇心灵之窗里面是筋疲力尽、缺乏睡眠、长期紧张、无比的厌倦、无边的恐惧、无感的痛苦。那是一种对最简单的事情也极度漠不关心的神情，一种让我害怕在人身上看到的神情。

然而战地生涯永远令我啧啧称奇的一个现象是，人类能以最快的速度重整旗鼓。例如，某个部队或许彻底累垮了，可如果足够幸运地享受到一些温暖和阳光，那么退出前线两天后官兵们便开始恢复元气。人的精神真是能屈能伸。

撤退休整的第一天，士兵们在新驻地开挖工事，以防被不时飞来的炮弹和炸弹所伤。他们在前线通常夜不能寐，所以离开后的第一个晚上他们早早就寝——睡得天昏地暗！

次日，他们尽量把自己收拾干净。刮胡子、洗漱，换上干净衣服——如果行军袋也一并带过来的话。他们还会收邮件、写信，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虚度。

从第二天或第三天开始，他们接收补充兵员，了解对方的情况。他们露营的山坡灌木丛生，随处可见士兵三五成群，蹲着围成小圈。这是老兵在给新兵上机枪课，确保他们没有忘记训练所学，也是为了让对方熟记和信赖手中的枪。

补充兵员在战事的很多不同阶段来到部队。对他们而言上策是在部队退出前线长期休整时过去。这样他们就有时间认识和了解老兵，自然地培养友情，然后带着袍泽之谊参加首战。有一些新兵是在部队进行短期休整时到达的，他们只有一两天的时间融入部队，随后就投身于巨大的冒险。

最坏的情形是只能加入一支尚在前线的队伍，这在第五集团军所在的滩头时有发生。甚至有好几次，某个连必须立即得到补充兵员，而当时的情形下，白天不可能开展任何前线调动。因此新兵只能在晚上跟着引导找过去，然后摸黑在散兵坑里安顿下来，从此一直栖身在散兵坑里，直到一切结束。

我为以最后一种方式上前线的士兵感到难过。我们所有尝过死神迫近滋味的人都知道，一个人最渴望的就是不要落单，希望有同伴，最好是他认识的人。在一片遥远的国土，带着茫然和惶恐摸黑前往可能有去无回之地，周围一个人也不认识，形单影只地面对生命中的至暗时刻——那是需要毅力的。

【注释】

[1]指20世纪上半叶的著名美国流行音乐家霍奇·卡迈克尔（Hoagy Carmichael，1899——1981）。

[2]卡门·米兰达（Carmen Miranda，1909——1955），活跃于好莱坞的著名巴西歌星。西泽·罗梅罗（Cesar Romero，1907——1994），美国著名的舞台剧、电影和电视剧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