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齐奥-内图登陆场探秘

我马不停蹄地下了船，因为在船上总强烈感觉自己像靶场里的飞靶，可是几个小时后，我就恨不得回到船上。没人敢说安齐奥有半点安宁的避风港的样子。

上岸第一天，一个炸弹在我眼皮底下爆炸，其中一枚弹片打穿了我隔壁房间的窗户。第二天晚上，一个声音凄厉的东西突然撞山，吓得我们差点跌坐在地，它砸进了不远处的树丛中。第三天，一枚88炮在我们附近20码范围内爆炸。

我真希望自己在纽约。

当我写自己不时同炮弹和炸弹打交道时，有件事别忘了，其他记者与我同病相怜，而且他们很多人处境更危险。安齐奥滩头、卡西诺前线都有记者，他们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我知道其中一人到了这边的第一天就被靠近弹撞倒了四次。另外两名记者——合众社的雷诺兹·帕卡德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霍默·比加特自D日便一直在滩头，彼时俨然一员老将，对落在20码开外的炮弹都不屑一顾。

我军在滩头的每一寸地盘都在德军炮火打击范围内。那里不像大多数战斗区域，没有安全的后方地域。敌人的88炮可以打过来，他们淋漓尽致地利用这种炮从高处对付我们。

倒不是说他们时时刻刻将炮弹倾泻到我军每个角落。他们肯定没这个能力，首先一个问题是弹药不足。但他们能够打击到我们，而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他们接下来朝哪里开炮。无论在过夜的河谷谷口，还是在战场5英里外的指挥部里，都一样容易中弹。

有时他们猛烈开炮，有时又一连几小时毫无动静。然而没人是绝对安全的。有谁自称在安齐奥待了两天，而方圆一百码以内没一枚炮弹爆炸，那他肯定在吹牛。

熟悉交战声的人被搅得困惑又气恼。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完全一头雾水。德国人发射多种口径的炮弹，爆炸的声音各不相同，其距离根本无从判断。可能一枚炮弹落在附近街区内，响声比一把猎枪大不了多少；另一枚落在四百米外，却可能像地震一样惊天动地，震得我们心脏怦怦直跳。

我们也判断不出炮弹方向。打在我们周围20码以内的88炮没有太大的动静，我原本信誓旦旦说它要落在200码外，而且来自相反方向。

我们有时听得见它们打来，有时候听不见；有时我们听见炸弹爆炸过后的呼啸声，有时我们听见呼啸声，可始终不见爆炸；有时房屋在震动摇晃，可我们压根没听见爆炸声。

但有一件事，我发现那边和其他地方完全一样——每当登陆行动快结束时，我关节痛的老毛病必发作。我的关节从突尼斯痛到西西里，再到意大利部分地区，如今在安齐奥感觉更难受了。

夜晚德军空袭时，天空被火光照得亮如白昼，随后是高射炮激起的一阵骚乱。人们不久之后就能听见和感受到炸弹爆炸的巨大威力——这么说吧，这时胳膊绵软无力，呼吸急促，感觉胸腔空荡荡的，情绪焦躁异常，除了还抱一丝希望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安齐奥和内图诺沿着海岸几乎合为一个城市，实际上那边只有一条主干道，贯穿了第一排临海楼房后面的小街区。两地绵延约3英里长，但离海边只隔几个街区。城市背靠一座雪松林立的小山，几条街道两边长着棕榈树。

我原以为这两个地方不过是古老的小渔村。敢情它们是年代久远，面貌却不老。据说安齐奥是罗马城燃烧时尼禄仍弹琴作乐的地方，可若是在当代，他无疑会待在海滨别墅，慵懒地躺在露台的折叠椅上，喝着白兰地。

现在（或者说截至开战时），两城皆为高级海滨胜地，最近二十年经历了现代化建设，比我以为的大得多，也时尚得多。城镇某处扩建到离水边只有200码，高达四五层的漂亮石楼建成后形成一道坚实的侧翼，这些楼房大多用作公寓住宅、商业办公以及豪宅别墅。

我们登陆时，安齐奥-内图诺荒无人烟，德军提前疏散了全体居民，我们发现这地方被遗弃，偶有意大利人零零星星地回到城里，但人数实在太少了。

“生意照旧”似乎是交战地沿途百姓的金科玉律。哪怕天崩地裂，当地的成年人也留在某些地方不走。我们将他们的镇子炸碎的时候，他们还在同德国人做生意；这个镇子易手后，德军开始以牙还牙，这时幸存的意大利人又在同我们做生意。家园的羁绊那么强劲、牢固，是连战争也难以破坏的情感。

但安齐奥-内图诺的豪华别墅人去楼空，奢华的家具全部套着麻布，储存在一两个房间。棚户小屋同样空空如也，同样成了储藏间。两个城镇基本没剩一扇完整的百叶门或百叶窗，也没一家商场或店铺营业。

我军刚登陆时还能找到一些完好无损的东西，但德国人改变了这一情况，城镇一点点、一天天受到炮弹和炸弹摧残直至毁灭。这个过程很慢，德军间歇性地施以炮轰。有时接连几个小时毫无动静，然后冷不防地飞来数枚炮弹，砸进沿岸的海水里。

有的建筑物会垮塌，会残缺。一天的破坏基本微不足道，但积少成多，几周后的结果让人心疼。每走半个街区必定能发现至少一座半塌的房子。人行道千疮百孔，工兵在街上填补新弹坑。偶尔有宪兵指挥车辆通行时当场殉职。

断裂的钢梁横在人行道上，大理石雕塑倒在凌乱的庭院里，树木被连根拔起，树上沾着变干发灰的泥浆。残骸被海浪冲上岸，岸上到处是瓦砾、泥块和断了的电线。

然而，德军的炮击和轰炸对于我军的滩头补给和兵员调动影响微乎其微。一天的恶劣天气比德军炮击一个月造成的实际损害更大。当一艘等待进港的坦克登陆舰终于拔锚启航，顶着横飞的炮弹径直驶入港口，那场面激动人心。同样激动人心的是看到补给卡车加足马力，日夜兼程地疾驰在街道，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不惧任何险阻。

所有迹象都表明，我军补给哪怕走海路也强过德军走陆路的补给。

安齐奥滩头的登陆场地势平坦，没有岩石可供掩蔽，没有山坡提供防御，令将士们感到陌生和脆弱。我们面临一种新的战法。整片滩头就是最前线，距离近、空间狭小，只要站在中间一处高地就能将海滩一览无余。事实摆在眼前，不容半点马虎。

当初在特贝萨一带的沙漠战斗时，军参谋部的前沿梯队和大多数医院通常位于战斗区域后方至少80英里以外。而在安齐奥，全体挤在一起，从后方到前线不超过半小时车程，而且很多时候，前线比后方更安静。

医院也免不了炮火和炸弹的袭击。一个在被征用的房子里数钱的平凡财务军官不比在他前方十英里的连长安全多少。后方梯队的食堂服务员也被炸断了双脚，这与交战规则完全背道而驰。

登陆场尽管地势平坦，但还是略有起伏。它的平坦不是像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等地那样的一马平川，而是类似印第安纳州西部。一个人从海岸走过滩头，要走到中间才能看到另一半滩头。几十尺高的斜坡、小山丘、沟壑以及树丛将海滩分割开来。很多小型地貌可供少数人躲避炮火。问题在于总体地势是平坦的，不能掩护整支军队。

几条主路（都是路况良好的碎石路）像马车轮辐一样穿过滩头伸向四方。较窄的沙砾石小路从主路分出。此外，工兵用推土机平整出数英里长的横路，这些“速成”道路中最长的一条以指挥行动的将军之名命名。这么一条“超级林荫大道”上，我们驾车只能挂最低挡，碾过糊到轮毂以上的泥浆，不过好歹能行车了。

这里的空间极度狭小。我从没见过这么拥挤的战地。士兵固然不至于接踵摩肩，但我想大部分随机飞来的炮弹落在滩头任意位置，与人间距都不会超过200码。普通的炮击爆炸时，声音能传到数千人耳朵里。如果一架飞机在无人区坠落，过程能被滩头一半以上的官兵看到。

新来的部队、希望换个地方的旧部队很难找到位置，事实上遍地立着“此处有人”的标记。这里的空间问题几乎和华盛顿一样糟糕。

由于一直处于炮轰的极度危险之中。我军不得不转移到地下。去年在非洲的尤科斯、塞勒普特和比斯克拉，空军也住地下室，但地面部队全体钻地洞这种事在意大利还是头一遭。在周界防线外，步兵面对着几百码外的德军，睡在毫无舒适可言的露天散兵坑里。不过他们后方的士兵们随处挖地道、自建住所。那片滩头有了成千上万个地下室，每间住两到六人。

拜这些地下工事所赐，我们因炮击和轰炸而蒙受的损失较轻，只有一次战斗间歇期后的首轮炮击造成了重大伤亡。首轮炮击过后，众人躲进各自的地下室，诸位真应该看看炮声响起时他们奔向地下室的速度有多快。

除了有安全保障，地下室还有另外两样官兵们未必随时能享受的舒服之处——温暖、干燥。地下室是个睡觉的好地方。在安齐奥-内图诺防区。一觉睡到天亮和意大利1月份的阳光一样稀罕。但我到达后不久，连续三晚睡在前线不同的地下室里，每晚都睡得很香。最后两晚，我在一个小树林过夜，那里遭受过轰炸和炮击，每晚都有人丧生，然而我甚至从没被惊醒过。这地方兼具了暖和、隔音以及地下环境带给人的安全感。

安齐奥滩头区几乎全是农田，大部分位于著名的古老的庞廷沼泽。我查过贝德克尔旅游指南，发现罗马人自公元前300年起一直在尝试排水，恺撒就干过，许多教皇亦是，墨索里尼是最后一个试着改造这片沼泽的统治者，据我所见，他做得还不错。

墨索里尼在沼泽区这些小农田上建造了数百栋现代化（按照意大利的标准）的石砌农房。除了颜色不同，它们外观大同小异，星罗棋布点缀在乡村，就像波点裙上的圆点一样。此地地势平坦，却风景独好，看上去不像沼泽区。我在的时候，那里绿意盎然，田里长着小麦，到处是一排排雪松。未耕作的田地星星点点，被齐腰高的矮栎所覆盖，它们长得像秋天我们那儿的榛树丛，有卷曲的棕色叶子。

我不时看到农民冒着德军炮弹在田里耕作。我们试图疏散当地人，而且确实也用船撤走了几千人。我天天看到我军卡车载着意大利农民驶向码头，但仍有一些人横竖不肯搬家。有几次，德军会选定一间农房，将其炸得粉碎——我猜他们以为我军指挥部设在里面。也只有到了这一步，一些意大利家庭才搬了出来。

一个部队告诉我，他们苦口婆心劝一户意大利人家搬走而未果，最后，一枚炮弹打来，打死了家里刚出生几天的小婴儿。

和意大利其他战区一样，这边战斗地带的军医一直在兼任助产大夫，帮当地人接生。

农民经常来干洗军官们的衣服，据我了解，他们的劳动成果经得起纽约任何裁缝店的检验。士兵也让意大利人给他们洗衣服。差不多所有有人居住的农房后院都挂着一大片刚洗过的褐色衣物。

我认识的一个油罐车队将所有备用衣物送到一户农民家清洗。可不久之后，德军选择那间房子作为弹幕射击中心。住户只好举家搬走，安然无恙。但次日一早，士兵们过去看他们的衣服，只见被弹片打成布条的美军衬衫、裤子和袜子。

田地有三五成群的牛、羊、马和骡子，许多牛是青灰色的，就像婆罗门牛那样，犄角又宽又卷，酷似著名的得克萨斯长角牛那威风凛凛的头饰。我不时看到军用卡车的散热器上装饰着一对那种牛角。

大部分牲畜的放牧无须照看，但作为一名老农，我很担心那些奶牛，农民离开后没人为它们挤奶。诸位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很多没人挤奶的奶牛最后生生疼死。我的一个军官朋友自D日几乎一直在前线，他说只见过一头牛陷入无人挤奶的困境，所以我料想有挤奶人。

我听说有一个单位主动揽下挤奶的活儿，所以每天都有鲜奶喝。这当然违反了军规（因为牲畜可能有结核病），但是众所周知，军规在某些困难条件下是被无视的。很多牲畜死于德军炮火。驶上任意一条支路，不出五分钟就能看到奶牛或者马匹的骨骼。

当然，还有些奶牛是自杀的，过去在突尼斯也流传有这种说法。最匪夷所思的例子是一头奶牛踩在地雷上，这颗地雷实在蹊跷，爆炸时不偏不倚就正中它眉心。另有一次，我们在滩头偶然看到一头奶牛，它故意走上前，刚好在一挺步枪开火时一头撞了上去。

依我看，这些现象本来可以少一些。我们在一个挑起战争的国家打一场非我们所愿的恶战。我们的补给问题重重。K口粮味同嚼蜡，鲜肉属于乌托邦一样的存在。

在内图诺，有一天我正和《达拉斯新闻报》记者威克·福勒走在路上，一辆吉普车驶来，前保险杠上有一颗星，可见是一位准将的车。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辆车，希望认出是哪个将军。

我正绞尽脑汁时，吉普车开到我们身侧，那个将军突然向我们敬了个礼。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敬礼，或许他以为我是陆军部长。反正我惊呆了，很不习惯被一个将军敬礼，所以思索了一秒，举起左手回了个礼。

威克说，他很乐意出席我的军法审判，以精神错乱为由为我辩解。可是话说回来，我起码回礼了，而威克连胳膊都没举一下，所以我认为精神错乱这个理由都救不了他。威克倒是个好伙计。

顺便说一下，我们一直没认出将军其人。

诸位读过小飞机“幼兽”的相关介绍，这种飞机缓慢地盘旋在安齐奥前线上空，为我军炮兵校射。它们是出色的勤务支队，也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德军试图用高射炮击落它们，偶尔会有一架德国战斗机溜过来，对其发动掠袭，但“幼兽”航速太慢，战斗机常常冲过头，这时“幼兽”可以立即下降和着陆。

我听说的最不幸的飞来横祸发生在第五集团军所在滩头上空的一架“幼兽”身上。一门“长脚汤姆”——即155线膛炮是个不长眼的东西，那天它全天只发射了一枚炮弹，但就是这枚炮弹，划过长空，直直命中了一架“幼兽”，将其凌空打爆。这属于不可思议的亿万分之一概率事件，可偏偏发生了。

一个我熟悉的团司令部养了一只名叫“中士”的漂亮警犬。它属于大家，是一只可爱的狗，喜欢耍一套完整的把戏，非常通人性，甚至养成了防空意识，听见飞机的声音就会跑进自己的散兵坑——如果不在基地时就随便跑进一个散兵坑。

“中士”死时仍忠诚地待在它的散兵坑里。它被空中爆炸的榴弹打中，死前还剩一口气，人们不得不帮它结束了痛苦。

团部在那次空袭中失去了两名军官、四名士兵和一只狗。并非贬低死者的分量，但可以说，“中士”的死同样令活下来的人们痛惜不已。

在安齐奥滩头，没有谁绝对安全。一个既是经久不衰的笑谈，更是铁打的事实是：很多前线人员不会为了大笔钱财而自愿返回激战正酣的安齐奥-内图诺地域。无论从事的是战争史上历来还算安全的工作，还是冲锋陷阵，都一样容易受伤。面点师、打字机维修员和职员都免不了会被炮弹和炸弹炸伤，食堂服务员也不例外。

我回到后方港口写稿期间在参谋部食堂用餐，食堂两边的建筑在十天里两次毁于大炮轰击。

为我们服务的四个年轻人问我会不会写他们，我说肯定会，不仅因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也因为他们是我遇到的最有礼貌、最和蔼可亲的人。他们是：哈罗德·吉布森下士（来自缅因州布斯贝港），劳埃德·法利二等兵（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皮尔斯市），伍尔施勒格二等兵（来自堪萨斯州威奇托市南锡卡莫尔街815号），查理·罗德里克二等兵（来自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伊贝尔街13号）。

一年多以前，我写过一则新闻，内容是我们发现配发给前线部队的无刷剃须膏用途广泛。它具有许多优点，防晒、防吹风性皮肤伤和护发效果奇佳，还可以缓解跳蚤叮咬的肿痛，减轻手部皮肤开裂和手指裂口等症状。到了安齐奥，士兵发现如果每天用它涂抹按摩双脚，对预防可怕的战壕足大有帮助。

可惜有些人不用它剃须。

几个士兵讲述他们在去前线的路上（基本算是无人区），偶然发现另一个士兵坐在吉普车后座，他四肢摊开，头盔垂下来，遮住了眼睛，嘴里叼着半根雪茄。当时他们身处危险地带，所以上前细看这个如此若无其事的人。

他死了，被狙击手从头盔后面射杀。他静静靠在那里，表情极尽安详，嘴里仍叼着雪茄。这人已经死了两天了。

坐车穿行在安齐奥的残垣断壁时，我路过一处空地，看到一辆大推土机，散热器上用电线缠着一个硕大的人名“厄尼”，由蓝色金属字母拼成。我遂停下来看个究竟。亮出这个骄傲的名字的人是厄尼·迪格特二等兵，来自蒙大拿州雷德洛奇市，其父在那边经营一大片牧场。年轻的迪格特在军队里开过卡车、水陆两用卡车和推土机，如今在这边的主要工作是填平弹坑。他似乎对于住在安齐奥满不在乎。与他同名的人可做不到这点。

我又一次遇见亨利·弗兰克尔少校（家住布鲁克林区海兰大道357号）。我从1942年7月在爱尔兰时就总是和他不期而遇，而且每次相遇，他都晋升一级，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还是个中尉。

弗兰克尔少校能说八种语言，不过照我看，有他那种运气的人无须任何外语。听听这件事：他在一个被选作宿营地的房子后院挖地下室，结果挖出一箱半的上等白兰地以及很多瓶法国廊酒、茴香酒、陈年葡萄酒，外加一盒银餐具、一加仑橄榄油。

弗兰克尔是个正人君子，他追查到埋藏这些东西的意大利主人并悉数归还，只留下了18瓶白兰地，权当纪念这次完美无瑕的拾金不昧，随后他与几个口干舌燥，正需要它们的美国人一起畅饮。

从“一战”到“二战”，乃至两次大战期间，绰号的演变很有趣。我没记错的话，上次大战中德国兵一直被称作“匈”，但这次大战似乎没人用这个词了，大约在第一年里，德国兵老被叫作“杰瑞”，后来又有了“泡菜”的叫法，而且我猜后者在前线比在其他地方流传更广。

另一个绰号是意大利人给德国人取的“泰代斯基”（Tedeschi）。其中“ch”读重音，就像“堪萨斯”一词里的K一样。我军士兵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也管德国人叫“那个泰代斯基”。(www.xing528.com)

我军最实用的设备莫过于做饭用的科勒曼油炉，高约8寸，烧汽油。它装在一个金属圆罐里，取出炉子后罐子可以用来烧水。炉子带折叠式脚架和折叠式锅盘，展开的锅盘可放置一个罐子或水碗。它易于携带，无须过多捣鼓便可点火。

在安齐奥前线，几乎每个队伍都有这么一个油炉。士兵们用它热C口粮，每天煮几次咖啡，热洗脸水，如果身处地下室那样的密闭环境，还能用它取暖。

你们不知道，像卓有成效的炉子这些实用的小设备在前线生活中有多么重要。

军用水碗特别好使，美中不足之处是碗口边沿外翻，太容易受热，喝水时会烫着嘴唇，因此喝咖啡前必须先晾到温热。我注意到少数士兵将边沿一剪了之，然后把碗口锉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问题。

另一个总算大量涌现的急需品是蜡烛。似乎任何国家都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才能积累经验，发现、生产和供应前线所需的全部小物件。入冬前我们就需要蜡烛了，可它们好像金子做的一样极度稀缺，不过最后终于变充足了。这些蜡烛为白色，长约9寸。我们要么在桌上滴几滴烛油，将蜡烛固定，要么将它们放进白兰地空酒瓶里。当然了，如果我们有满满一瓶白兰地，也就不需要点根蜡烛了。

前文讲过，士兵们养狗作宠物或吉祥物。我相信，除了狗之外被养得最多的是意大利儿童。我们没法估计官兵收养的意大利小孩数量，但肯定有几百人。

一个部队会收养几个意大利儿童，他们通常是那些因轰炸失去亲人、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孤儿。这些孩子当然是自愿随军，他们从此过上了一段好日子。

士兵们裁剪了多余的制服，给他们穿上整洁的军装。孩子们以惊人的速度学会英语，他们吃得比过去几年好。整件事情让他们感到激动又新奇。部队去打仗时，会把孩子们留在尽可能安全的地方。

我不知道战争结束后这些孩子的命运。可能很多人会干脆被带回美国，他们的集体教父们会想办法偷偷带他们入境。

我确实听说过几个被收养的西西里小孩像宠物一样被带到意大利战场。安齐奥这边有两个小孩是被藏起来，在D日随军登陆。

和平常一样，只要我们有收音机，消遣之一便是收听“轴心国的莎莉”。她依旧讲得很起劲，她的节目是德国针对我军官兵的英语宣传广播。

他们这手很漂亮，但依我所见，效果却是彻底失败。原因在于：第一，部队里只有极少数人听广播电台；第二，对那些听广播的人而言，莎莉放的音乐非常好听，可惜讲的笑话充满陈腔滥调，所以大伙儿纯粹为了娱乐才听她的节目。我们感觉像个渣男，一边享受莎莉的音乐，一边把她的话当耳旁风。

莎莉的节目一天播出五六次，从早上六点左右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一个叫乔治的男人做她的“末端搭档”^[1]。其中一些节目是面向英军，一些则是面向我军。事实上，这些广播节目并非同一个女主播，只不过她们都自称莎莉。她们的节目名叫“杰瑞（德国人）的前线”。

每档节目刚开始时，她们唱起德国战争名曲《莉莉·玛莲》，这歌我们都爱听，乃至把它当作传到德国的美国歌曲。接下来，莎莉念一串俘虏的名字，刚念完，一首女声四重唱欢快地响起，唱成一首动感版的《幸福时光再次来临》。你们懂的，个中意思是暗示对俘虏们来说一切都结束了，而且他们过得安全又快乐，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赶紧投降，安享同样幸福的时光呢？

其余节目分为莎莉、乔治的叽哩呱啦和德美两国音乐，播放的美国音乐有《星尘》以及平·克劳斯贝的曲目，等等。

他们的新闻其实很好笑，会告诉我们哪天哪些船在安齐奥被击沉。可我们就坐在安齐奥海边，能把口水吐进海里，自然知道莎莉在胡说。

莎莉和乔治的英语都很地道，都自称美国人，但他们也犯了一些奇怪的错误，念“休斯敦”时发音像是“豪斯顿”，把纽约的哥伦布圆环广场说成“哥伦布广场”。正是这样不起眼的漏洞令一档宣传节目效果尽失。

尽管小小的安齐奥滩头动辄弹如雨下，某些方面的生活却是惊人的正常。例如，第五集团军每天放映电影，此事在首次登陆后不到一个月就开始了，每晚两场。我偶尔也去看，纯粹为了打发时间，因为写作的地方没有电，我也做不到像亚伯拉罕·林肯那样秉烛工作。

一天晚上电影放映期间发生了一件趣事。我同一大群士兵站在室外等待首场电影结束，这时一枚炮弹忽然砸过来，在房子后面爆炸，把我们吓得魂飞魄散。

看完首场的观众走出来，有说有笑地谈论影片里神奇的对话时机。原来，炸弹爆炸声传进影院，恰逢角色对话出现停顿，随后女主角缓缓转头面向观众，说：“那是什么？”

安齐奥滩头也有一座休养营（暗墙式）。虽然和海滩所有地方一样暴露在炮火下，但对于让士兵们摆脱散兵坑，休养营还是管用的。有人说过：“隔着老远、断断续续地挨炮弹和就在瞄准你本人的德国佬眼皮底下差别可大了。”

不仅如此，滩头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大面包店，已经顶着炮火工作了好几周。店里用便携烤箱制作一条条香甜酥脆的白面包，一天大约有2.7万磅面包出炉。

至少8个士兵在那家面包店工作。这是我军首支入伍人员组成的烘焙单位，他们驻海外已有一年半，在六场艰苦的战役中制作面点。

他们的身心也受到滩头铺天盖地的炮击摧残。他们奉命在密集炮火来袭时也要坚持工作，但遇到空袭要熄火并躲进掩体。

我到访时，面包店格外安静，当时的领班是弗兰克·齐贡中士（家住匹兹堡市卡内基大道5643号），他领我参观。大伙儿很高兴有访客，还给了我一块馅饼。

他们说面包房四面八方、前后左右都挨过炮弹。话是可信的，然而当时一派井然有序，显得炮击一事只存在于理论之中。可我刚离开，还没走出100码远，一枚88炮就打在马路对面软土里。按照律师的说法，如果要不是因为那些滚烫的弹片被泥泞吸收，定有几枚打中我们的吉普车甚至车里的人。

事发一刻，面包店伙计讲的炮击再也不是理论了，但我仍然紧紧握着我的馅饼。

一天晚上，我与两个在我上岸那天主动帮我搬行李下船的好心士兵重逢，他们是伯特·L.亨特（来自俄克拉何马州通卡瓦市）下士和保罗·诺曼二等兵（来自艾奥瓦州得梅因市第二大道4133号）。亨特属于工兵部队，诺曼属于信号连，在通信中心工作。年轻人说他们不介意来滩头。

他们和同伴在船上养了一只活泼的棕色小狗，那是他们在那不勒斯用两包香烟和一些软糖买来的，当时还没取名字，我便提议说，可以叫它“安齐奥”。事情就这么定了，“安齐奥”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过得十分快活。

我们战地记者住在一栋由第五集团军公关事务部管理的别墅，房子里住着5名军官、12名士兵以及12个英美两国记者。

别墅位于海滨，潮水时常涌上房屋背面的台阶。房子很大、搭建得很随意，下面四层坐落在海滩上，而上面三层全在陡岸上，所有楼层通过室内楼梯相连。

几周以来，远程火炮不断击打在海上或者离我们不到两三百码的岸边，敌机晚上出没，然而D日以来这栋别墅似乎有魔法护体。

考虑到楼层越低，安全性更高，大部分记者和工作人员住在临水的下面几层。但我单独住在高层，因为白天工作时那里的光线更亮。我们管上面几层叫“炮弹巷”，因为打向安齐奥的炮弹似乎一成不变地掠过我们的屋檐。

一天晚上，《美国人》杂志社的斯利姆·阿伦斯中士说：“那些炮弹离我们这么近，要是德国炮手射击时打个嗝，我们的房子就该爆炸了。”而我说：“我觉得我们的运气快到头了，这房子早晚会在我们离开前挨上一次。”

就在这次对话的次日清晨，我早早地醒了，继续躺了几分钟才起床。那时才7点，但阳光明晃晃的。

突然，高射炮炮声大作。以前空袭时我往往还在床上，但这一次偏偏起床了。我睡觉时穿着长袖、长裤、内衣和一件汗衫，所以我只是戴上钢盔，套上一双羊毛拖鞋，然后去窗边细看。

刚走到窗边，一阵猛烈的爆炸震得我摇摇欲坠，然后把我掀到房间中央。我不记得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关着的半边窗户被掀掉，飞到房间另一头，玻璃破碎成渣。我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没被玻璃碴和窗框砸到。

第一波爆炸持续不过15秒左右，这15秒如此短暂，如此混乱，我竟连发生什么事都说不出。其他记者也有同感。

整个房间里碎片飞舞。巨大的爆裂声接二连三地响起。冲击波可怕极了，仿佛有一阵猛烈的气流，我被卷入其中，有如风中残叶一样轻、一样无助。我扑到房间一角，蹲下身蜷缩在那儿。我真真切切感到完蛋了，除此之外，其他情绪都不复记忆。

房间一整面墙轰然倒塌，前一刻我还睡在上面的床顷刻埋在数百磅重的砖头、石块和砂浆下。事后我的睡袋重见天日时，我们发现床的钢架断的断，弯的弯。要不是我当时去了窗边，现在至少被压断双腿和压碎胸膛。

接下来，木门脱离合页，倒在房间里，另一面墙也开始坍塌，但只塌了一部分。通往阳台的落地窗被掀走，一个椅子冲出窗外，倒立在阳台。

我蜷缩在角落里时，还不忘苦恼于钢盔在首波爆炸中掉落和消失，稍后发现它就在身旁。

我很惊讶，房间里到处是碎片横飞直撞，我却没有痛感。我不相信自己没有被打中，但身上只有右脸被飞来的玻璃碴轻微割伤，而且我连什么时候受伤的都不知道，只是首先察觉到鲜血顺着脸颊淌下，滴在手上。

几篇没写完的稿件还在桌上，它们在阵阵爆炸中七零八落、千疮百孔，我记得当时在想：“好了，它再也没什么用了。”

周围剧烈的爆炸终于消停，高射炮渐渐沉寂，我悬着的心才算落下：终于结束了，我还活着。不过我仍然缩在角落，直到交火声完全消失。

等到轰炸彻底结束，我的房间成了废墟，那场面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一半多的地方覆盖着齐膝高的碎砖块、瓷砖和砂浆，另一半乱七八糟铺着灰泥和玻璃碴。我的打字机上也全是砂浆和玻璃渣，但是没坏。

我的裤子还在那把被震出窗外的椅子上，我把它从杂物堆里拽出来穿上，然后去了楼下。

楼下也是一片狼藉，塌落的天花板压住仍在床上的人，有几张床被埋在一尺高的破烂里。全体生还纯粹是个奇迹。

《芝加哥论坛报》的比尔·斯特兰德穿着内衣，捂着左臂逃到凌乱的走廊。杰伊·韦瑟尔斯少校（来自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市）一丝不挂地跑出来。我们迅速清点人员，发现所有人都活着。

见我出现，大伙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威克·福勒以为炸弹直接命中房子高层，还对美联社的乔治·塔克说：“唉呀，它们打死厄尼了。”

可是见我安然无恙，他们又笑起来，叫我“老不死的”。那天早上命运女神必定眷顾了这栋房子里所有人，但我估计自己是最幸运的一个。

德国轰炸机把炸弹一股脑地投到我们这片区域，用的明显是500磅炸弹，它们落在这座房子周围30码以内。

和所有轰炸一样，这次也发生了许多怪事。说真的，我压根不记得我那间房的墙倒了，尽管它垮的时候我一定盯着看过。奇怪的是，倒在床上的那堵墙是从被炸到的地方倒向房间对面。换句话说，它是朝着炸弹的方向倒的。这是因为爆炸的巨大冲击波造成一处真空，当空气冲回真空的中央时，其能量和最初向外冲的气流一样大。

我穿鞋时发现鞋尖里面也有玻璃碴。我的麦基诺大衣掉在床脚边，上面压着几百磅重的破烂，衣袋里的护目镜却没有坏。

晚上我总会在床边的地板上放一包香烟。事后我想抽一根，发现它们全被吹到烟盒外面。

合众社的鲍勃·弗米利恩睡的小床覆盖着一尺高的碎瓷砖和灰泥。空袭过后，有人听见他哀号：“谁来把这些东西从我身上清走？”

见到其他记者后，我又回去看了我那间破烂的房间。军士长鲍勃·吉克中士（来自印第安纳州韦恩堡市）也来了，他有一些碘酒，正给那些受皮外伤的人涂抹。鲍勃拿出一条脏手帕，往上面吐了几口唾沫，擦去我脸上的血迹，然后涂上碘酒。恐怕不能说这是最新的杀菌方式。

另外三个年轻人被匆匆送去医院帐篷，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五个人开一辆吉普车去看他们的情况。他们伤势不重，于是我们找了个帐篷，围着火炉坐下，喝着咖啡，同几个军官聊天。

那时我的头和耳朵受冲击波震荡有些隐隐作痛，其他几个人也有同感，于是医生给我们开了镇痛剂和阿司匹林。

出乎意料的是，我后来没有虚弱和四肢乏力之感，事实上还挺精神——我猜一定程度上是受大难不死所振奋。但是到了中午，我开始变得神经兮兮；下午3点一过，我感到自己无比衰老，用他们的话说“如惊弓之鸟”，划过屋顶的炮弹也令我心惊胆战。

我们叫来意大利工人收拾残局，晚上，所有房间都清理完毕，摇摇欲坠的墙被敲掉，窗前挂上毯子以适应灯火管制之需。

只有我的房间例外，那里破坏太严重，人们认定不值得清理打扫，于是挖出我的睡袋、收拾好凌乱的东西，然后我换了个房间。但是后来，医院邀请我和威克·福勒搬过去，表示会提供一个帐篷给我们住。我们接受了。我们觉得自己过于依赖某一个地方的祥瑞了。

接下来几天，脑海里有关轰炸的记忆一点点浮上来。我想起那天上午我抽了一整包烟；想起自己想从衬衣口袋里掏出小梳子梳头，实际却伸手摸向裤子后袋，摸出手帕，拿它梳起头发。

我神经质了吗？我应该断然否认的。

【注释】

[1]当时美国有一种由白人化妆为黑人的滑稽歌唱表演，站在第一排两端的演员负责同站在正中扮领班者插科打诨，他们被称作“末端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