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战火洗礼：轰炸机中队的英勇使命

为了均衡地接触到各类战斗部队，我改去了一支轻型轰炸机大队——第47大队，装备为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高速双引擎飞机，即A-20“波士顿”。第47轰炸机大队是一支老牌劲旅，完整征战了突尼斯战役，还协助陆军在卡塞林隘口反击德军。它曾驻扎过星期三集市^[1]、邦角、马耳他和西西里，如今来到了意大利前线。

和大多数久经沙场的空军大队一样，当初随队出国的空勤人员如今基本都离队了，大队伤亡率较低，但机组成员都达到或超过了规定任务数，回国了。事实上有些队员回国很早，以至于再次派驻到战斗岗位，重返海外战场，奋战在英国或南太平洋。这边的地勤人员有时能收到他们的来信。

我留在第47大队的一个中队里，其间恰逢中队长变更，离任者是赛·斯塔福德少校，一个能干的飞行工程师，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人，如今晋升为大队参谋，接替他的是雷金纳德·克利兹比中校，来自华盛顿州森特勒利亚。

克利兹比中校是一员老将，但过去七个月一直任参谋。他很高兴回到一个亲密无间的小小中队，他说：“中队长是航空军里最棒的职务。”

上任第一天，克利兹比中校得到一架飞机，队员执行任务时他便开出去练习。我和他同住一个帐篷，尽管当时还不熟，我也能看出他心事重重、忐忑不安。他不是害怕，这一点人尽皆知。他是有些手生，而且所有眼睛都盯着他，他唯恐自己首战搞砸了。

上任第二天，他升空执行上午的任务，飞在僚机位置，最后圆满完成任务，随队于午餐前返航，一脸意气风发。

当天下午又有一次任务，克利兹比中校没有休息，而是再次驾机亲征，这次带领一个三机编队。黄昏前，我正在他的飞机掩体，机群返航了，克利兹比中校钻出飞机时判若两人，像个刚踢赢球赛的运动员。

那次任务堪称完美，他们先投下炸弹，将目标夷为平地，继而开始扫射。最后他们恰到其时地离开轰炸航路，飞机只中了少量防空炮。这位新战士迈过了一道坎，重振雄风。他回来时兴高采烈，热情洋溢。“从现在起，我们要让他们下地狱。”他说。

晚上他一直满脸堆笑，仿佛陡然卸去一身重担。他累极了，而且安排自己带领次日上午的任务，于是晚上9点就寝。入睡前，他想起什么，坐起身：“说起来，今天是我生日！我都忘了。伙计们，没有比今天两次任务更棒的生日礼物了。”

中校回归战场，担负起一项亲力亲为、斗智斗勇的使命。此刻他心满意足地沉沉睡去。

飞行员常笑谈起一些瞎猫撞上死耗子的亲身经历。一个轻型轰炸机中队有一次出战时带着一名初来乍到、第一次执行任务的补充飞行员。轰炸目标离我军战线非常近。编队转弯时，新飞行员未能跟上，落到编队外侧。

他意识到错误，又眼见即将掉队，于是将飞机携带的炸弹一泻了之，然后快马加鞭追赶编队。

编队长机目睹了这一幕，确信这个新兵蛋子将炸弹投到自己人头上。返航后他就坐在电话机旁，汗津津地等待迟早要来的训话。

电话铃很快响了，一个声音自称某某将军。长机飞行员心一沉，心想将军来电必没好事。那位将军用低沉的声音问：“喂，那个疯狂的飞行员是谁？飞离你的编队，把炸弹投到另一边的那个。”

长机飞行员准备晕过去，心知下一句必然是那些炸弹炸死了三百名美军官兵。然而事实相反，将军大声道：“不管他是谁，我要祝贺他。他命中了一门我们两个星期以来一直想干掉的大炮。把它炸得粉身碎骨。干得漂亮。”

大队驻扎于一处宽阔的野地，那是英国工兵用三天时间在一大片茂密的葡萄园基础上平整而成的。幽暗的东跑道长1英里有余，几条弯弯曲曲的滑行道延伸到停机坪，一架架飞机单独停放在那边的葡萄藤中间。这片场地绝不会满地泥浆，因为土壤为火山土，雨水从土层中排了出去。每天早上，地面有一层薄薄的霜冻，草坪和齐肩高的葡萄藤也盖着白霜。晴天的中午很暖和，可是过了下午四点，寒气降临，我们交谈时呵气成霜。

理论上，卫兵禁止意大利人进入机场，但总有一小撮当地人从飞机后面冒出来，围观机械士工作。在掩映着美军帐篷的广大葡萄园里，随处可见想爬上葡萄藤或者在地里挖东西的意大利人。

住在这里有一种奇特的感受。比如走在羊肠小道上，会听到一个衣衫褴褛的意大利女孩在葡萄藤下一边干活，一边吟唱气势磅礴的歌剧；又比如在室外如厕时，会猛然发现帆布围挡外面走过一群意大利农妇，边走边朝里面张望，看上去满不在乎。但我们也不在乎。

军官和士兵全体住锥形帐篷。这些帐篷间隔50码左右，遍布在葡萄园里，从远处很难看到它们。

一间帐篷住四到六人。每人一张折叠床，大部分人有宽敞温暖的空军专用睡袋。生活衣食无忧。

帐篷内部环境取决于居住者的生活习惯。有的帐篷整洁明亮，还装点着无数自制的小家居。另一些帐篷则乌烟瘴气，与洞穴无异，仅仅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所有帐篷中央都有火炉，是用20加仑的油桶自制的。每个帐篷背后有一个100标号汽油罐，置于齐腰高的凳子上。一根金属管从帐篷壁底下伸进来，穿过地板，连到火炉里。此为古老的虹吸原理，典型又简单。先由一个人吮吸管子，吸入一嘴的汽油，由此开始引流。此后他们用一个笼头控制流量。火炉经常爆炸，但很少造成破坏。

每个帐篷中央吊着一盏电灯。灯火管制不是特别严格，所以晚上我们在附近晃悠时打手电筒。有些帐篷里铺了木地板——那是将装杀伤弹的长箱子拆开，再铺装和钉好。另一些帐篷则只有泥土地面。

很多帐篷里有收音机，小伙子们什么电台都听——我军在那不勒斯的广播台、BBC，还有危言耸听的罗马电台。轴心国的“莎莉”依然尖酸地告诫大伙儿：等你们回国（如果幸运的话），只会发现自己工作没了、女友嫁人了。但大伙儿主要听的是德国电台播放的好听的音乐和我方电台播的美国摇摆乐。

一天的工作很早就开始了。天刚蒙蒙亮，葡萄园里的移动式发电机便突突突启动了，灯光纷纷亮起。人们从不开灯或关灯。发电机在每晚十点关闭，灯随之熄灭。自然，早上6点发电机再次启动时，电灯自动打开，收音机也响了起来。

这时，每间帐篷由一个士兵跃出睡袋，点燃火炉，几分钟后又飞快地钻回睡袋。葡萄园里很快升起汽油燃烧的缕缕灰烟。

不消几分钟，跑道另一边传来了发动机的轰鸣，随后一声低沉的呼啸似乎震动了整片寂静的乡村，飞机滑出跑道，腾空而起，进行早间短途试飞。少数倒霉的人为此不得不在凌晨4点起床。

所有人最迟在6点半起床。这帮家伙只套着灰色内衣，冲到最近的橄榄树下，然后又哆嗦着冲回帐篷。

他们用五加仑的水壶盛凉水洗脸，飞快地套好衣服，然后在天全亮前去用餐。早餐在7点半结束，但在这之前，中队长和作战参谋已经驱车去场地另一边参加战前简令，听大队参谋介绍上午的任务。

大队所辖的各中队分开居住，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群落，只有在空中才融为一支大军。

吃完早餐，机组成员立即前往作战室帐篷集合。他们从附近一个帐篷里挑出降落伞包和新的防弹背心。他们在帐篷外穿上厚重的飞行服、拉上拉链，同时等待战前简令召开。简令开始后，他们涌进帐篷，坐在几排杀伤弹箱子上，就像坐进一间小教室。中队情报官站在一个矮讲台上，开始侃侃而谈。

他们说这位军官布置任务的水平是大队里最高的。我曾在英国和非洲听过几场，它们大多唠叨又枯燥。可这个中队的战前简令很有意思。情报官极尽周全之能事，使机组成员对之后要做的事一清二楚。最重要的是，他相当坦率。

一个机枪手对我说，“有些做简令的军官会轻描淡写告诉你不会挨高射炮，可等你到了那边，高射炮根本就是喷薄而出。而现在我们这位情报官会说：‘我认为你们今天不会遭遇太多的高射炮。不过你们也知道，德军有移动式高射炮，能一夜之间把它们集中在一起，所以要当心。’”

部分话题是战事新闻摘要。情报官介绍了过去24小时里从地面到空中的意大利战场整体态势，他还讲了一切来自英国和苏联的新闻。

接下来是作战简令环节，他身后有一幅巨幕地图和两张大黑板。地图展示了意大利中部，他从中指出轰炸目标，然后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张详细的目标区草图，草图涵盖一片面积四五十平方英里的地域。图上一定有海岸线，以便机组成员通过海岸线确定目标的方位。

第二张黑板上画的是“放大的”目标区草图，只涉及几平方英里的领域。这张图标出了完整的细节，有助于机组成员在目标区域上空识别目标，例如确切的城镇、道路、湖泊、树林，甚至还有单独一栋白色农房。

情报官讲完后轮到小队长——通常是吉恩·万斯上尉发言，他来自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市，曾经也是一名新闻界人士。

万斯上尉将此行携带的炸弹类型、护航战斗机数量及机型告诉众人，他还事无巨细地描述了届时每个小队如何“脱离”轰炸航路，如何规避高炮，并就飞行员迷航时应该采取的返航路线给了建议。有时他们除了投炸弹，还要撒传单，所以他建议飞行员飞在准确的编队位置，避免成捆的传单撞到后方友机。

最后，他让大家设定好时间。所有人看着自己的腕表，万斯上尉说：“现在差23秒到8点50分。还有20秒——15秒——10秒——5——4——3——2——1，注意，8点50到。”

机组成员神色肃穆，鱼贯而出，登上卡车。

飞行员驾驶飞机，机械士维修飞机，投弹手将炸弹丢出飞机，他们都被媒体报道过，但我从没听谁提过将炸弹装进飞机的人。他们被称作军械士。除了给飞机装弹，让所有机载武器保持最佳状态也是他们的工作。在装备A-20轻型轰炸机的第47大队，理论上一名军械士负责一架飞机，但当时经常人手不足，每个军械士常常要管两架飞机。

和飞行员一样，军械士也以自己的飞机为荣，将其称作“我的飞机”，当“他的”飞机未能返航，他会伤心欲绝。军械士都知道谁的飞机执行任务最多。

军械士和全体队友一样住帐篷。每天早上一辆卡车把他们载到飞机疏散区，然后他们比起飞时间提前一个半小时开始装炸弹。

飞机上配有起重装置，用以装真正的重磅炸弹。较小的炸弹则由人力抬举，但它们也能重达300磅。有鉴于此，军械士们自行组队，每组四到五人，齐心协力装完一架，再装另一架，直到小组所有飞机都装上弹药。

我与这么一个小组一起度过了一天，成员有史蒂夫·梅杰中士（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莫内森）、文森特·克莱因下士（来自阿肯色州帕拉戈尔德市）、约翰·皮普尔斯下士（来自加州阿拉梅达市）、罗伯特·格里下士（来自芝加哥市）、詹姆斯·拉巴尔下士（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拉达斯市）。顺便提一句，拉巴尔下士的飞机出战数比其他人的多——共123次，而且领先优势还在以每天一到两次的速度拉大。

军械士们来到停机坪，炸弹已经被拉了过来，挨着飞机摆在地上。这天他们要装250磅的爆破弹，这种炸弹约3尺长、6寸厚，两端呈锥形。

小伙子们靠脚踢的方式让它们滚到飞机底下。每架飞机下面摆六枚炸弹。炸弹舱门已经开启，军械士爬过去，然后站起身，把头钻进弹舱内。他们从弹舱壁取下一个18寸的夹子，挂在炸弹背面的两个金属圈上，然后，两个人抓住炸弹将其抬起，这时第三个人钻到炸弹下面，以肩膀托住，再由另外两个人固定就位。

这是一项非常吃力的起重活儿，只有孔武强壮的人才能在军械士的岗位一直干下去。偶尔有人滑倒，这时炸弹就会砸在某个人身上。不过很少发生重大事故。

炸弹在弹舱里夹紧之后就该装引信了。炸弹两头各有一个钢塞，军械士拧开塞子，将引信旋进孔里，再用螺丝拧紧。我以前压根不知道炸弹两头都有引信。我问这有什么用，他们回答说，如果一个失灵，还有另一个可以起作用。两个引信各带一个小金属螺旋桨。炸弹投下去后，螺旋桨开始转动，等下降了约500尺，引信被充分旋开，变成一个活塞，用他们的话说，这就“解除了”炸弹的保险，当炸弹触地，活塞被推到后面，炸弹起爆。

当然了，确保螺旋桨不会在飞机里转起来的防范措施必不可少。为此，小伙子们将一截金属线系在夹子的挂钩上，然后牵着线材两端穿过螺旋桨上两个小孔，从而锁住了引信的螺旋桨。投弹时这根金属线仍系在飞机上，随着线头滑离，小螺旋桨得到释放。

如果飞行员不得不将炸弹投到友军区域，他希望它们不要爆炸，那么他可以拉动另一根杠杆，松开金属线，让炸弹一直带着金属线坠落，这样，小螺旋桨是一直被锁定的。

除了每天只花几分钟抬举重物，军械士的工作不算特别难，他们最烦的是指挥部对于装哪种炸弹反复无常。

有时候，他们奉命装500磅的炸弹，后来命令改为装杀伤弹，再后来又改成250磅的。命令每改一次，他们就得卸下再装一次。

他们说最高纪录是一天里换了12次炸弹，最后上面居然又说飞机不飞了。

军械士史蒂夫·梅杰中士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莫内森市，身高6尺6寸，体重222磅，但长得很高，所以显得很苗条。他相貌英俊、性情敦厚，而且总有话说。有一次搭乘一辆卡车，他朝几个任地勤组长的彪形大汉挥挥拳头，嚷道：“你个丑八怪。”没人对他发火。

史蒂夫参军已近六年，是一名优秀的士兵。他17岁高中辍学，然后入伍，曾轮换到巴拿马服役。第一个三年服役期满时，他退役仅六天便重新入伍，条件是派他去加利福尼亚。上面遵守了承诺。史蒂夫喜欢见世面。

我问他战后是否会留在军队，他说：“不会，军队虽好，但我已经待够了。战后我要去念书，做个销售员。”

“是啊，我敢打赌。”另一个士兵说：“我看你就像个30岁的人。”

史蒂夫待人处世秉持着开朗和豁达的理念，即使身在战场也是如此。他说：“我试过当飞行员，太难了。试过当机枪手，也很难。于是我成了军械士。这样也不错，我很快活。管他妈的。”

他补充道：“这个工作比较轻松。每天我们辛苦一阵子，剩余时间就清闲了。任何平民稍加训练后都能胜任，它和寻常工作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我们没在国内干。”

“现在不像去年冬天的突尼斯，那时我们靠英军的给养过活，冷得快冻死了，而且每天都会遭到空袭。时过境迁，现在我们在这儿过得舒舒服服，哎，比在国内的军营过得还好。”

史蒂夫不算执行任务，他那么壮实，本来该有任务的。但几个月前他负责的那架飞机折损了，所以这阵子他只是帮别人干活。为了离工作场所近一点，他就睡在那边的帐篷里。

史蒂芬处事不乱。有一天，他的飞机满载炸弹返航。当人们取下没爆炸的炸弹丢在地上，他发现其中一个引信是开启的。那天有少数引信设定了45秒延时，但他不知道自己发现这一情况时已经过去了多久。人的本能反应是拔腿就跑，跑得越远越好，但史蒂芬只是坐下来，用手拧开引信，及时在爆炸前一秒抛到一边，他安然无恙。

史蒂芬爱好游走四方，我相信我认识的士兵里数他旅游收获最丰硕。他可以被甩在任意一个陌生的古村落，不出一星期就能结识附近的半数村民。他父母是奥地利人和南斯拉夫人，他能说四种斯拉夫语言，后来在巴拿马学会了西班牙语；到了意大利，他每晚写下和记住20个新单词，如今意大利话说得很流畅。

下午工作结束后，他会跳上火车或者公共汽车，一个人走走看看。他总是同当地人相谈甚欢，到最后经常被邀请到家里吃饭。他说：“这边的大户人家和穷人家里我都去过，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但就是太他妈情绪化了，能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不过他们心肠很好。”

斯蒂芬不像普通士兵那样对回家念念不忘。战争爆发，他就奔赴战场，毫不纠结。他也盼着回家，可即便回去了，他也无心长留。他最担心的是莫名其妙地遇到某个女人，让他娶她。他不想受束缚。他希望这份简单的装弹工作结束后立即天南海北、自由自在地云游四方，与各地人民交流。

在大队里，我大部分时间是和机枪手在一起。他们均为中士，执飞时坐在机舱后部。每架飞机载两个机枪手。

机背的机枪手坐在凸起的气泡型玻璃舱里。机腹机枪手在起飞过程中坐在座舱地板，飞机升空后，他打开一扇活动舱门，将机枪向下转动，插进地板的开口里。

拜任务性质所赐，加之在意大利的德国战斗机实力不济，A-20机枪手很少遇到空战，他们主要担心高射炮，那确实够他们操心的。

和中队所有人一样，机枪手也住锥形帐篷。每间住四到五人。他们有些人的帐篷打理得比军官的还好，有一些则家徒四壁。

机枪手得和其他士兵一样排队取餐，在食堂外面用餐。偶尔甚至要做一些大扫除，帮忙捡各自生活区的垃圾。他们必须保持帐篷卫生，应付频繁的检查。

我发现他们是一群真诚优秀的年轻人。真正喜欢升空作战的人毕竟是个别，大部分人像每天上下班一样对待这份工作，但他们痴痴数着自己的任务数，每飞一次就意味着离最终目标——服役期满更近一分。

通常情况下一个机枪手一天只执行一次任务，但随着空军行动日渐活跃，他们有时一连好几天在上午和下午各飞一次。有些机枪手去年12月才加入中队，如今眼看就要完成全部任务了，而过去这需要六个月乃至更久的时间。

空军战斗部队的生活相当随意。我在机场很少见到敬礼。但这无妨，因为空军不需要像专业性不强的兵种那样讲究纪律。当机枪手的士兵和当飞行员的军官通力合作，自然有休戚与共之情。

机枪手们不喜欢夸夸其谈的人，无论对方是正式军官还是同行。我和他们熟识后，他们告诉我有的同僚把牛皮吹上了天，其中一些人判断力差到对自己的机枪手都能“扯淡”。

机枪手阿尔邦·佩查尔中士来自俄亥俄州斯托本维尔，他说如果晚饭后我去他们的帐篷，那么他们可以试着鼓捣出一顿宵夜。他还说他们经常靠做饭来打发时间。

于是，我在晚上8点左右过去了，结果佩查尔中士说：“我还没放土豆，我们担心你不会来呢。”

土豆已经削了皮，佩查尔切了些薄片，丢进平底锅里，汽油炉正在锅底熊熊燃烧，等煎出酥脆焦黄的土豆片，他说：“你有没有吃过直接和土豆一起炒的鸡蛋？”

佩查尔说此乃他妈妈多年的私房菜，他也打了几个鸡蛋放进锅里，加入土豆和在一起，再将这道菜盛进餐具。味道果然好极了。(www.xing528.com)

每个鸡蛋价值20分。

帐篷里住了七个人，都是飞机机枪手。我们坐在一起泛泛而谈，聊了很久。末了，我开始挨个记录他们的名字，结果发现，这帐篷里除了一个人之外，大家都经历过至少一次惊心动魄的事。

罗伯特·斯韦格特中士，宾夕法尼亚州威廉斯波特市人。由于长相有几分阴柔之美，其他人善意地称呼他“美少年”。当时他身上只着一条短裤，我过去时他正在刮胡子，然后在一个洗漱槽里用海绵擦洗了身体。

斯韦格特中士曾被高射炮所伤，在医院躺了两个月。还有一次，他的飞机严重受损，实施紧急迫降，在地上摔成两截并起火燃烧。幸而机组成员逃出来了。小伙子还给我看了那架飞机残骸的照片。

接下来轮到瓜达卢普·坦吉马中士，来自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他刚被批准回国，正喜不自禁。坦吉马有西班牙血统，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因此在意大利混得很开。他闯过一次鬼门关，好在逢凶化吉。当时飞行员在空中身亡，飞机俯冲下坠。坦吉马无法进入驾驶舱，他和另一位机枪手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弃机跳伞，他们最终成功了。

坦吉马倒挂在一棵树上。几个意大利人赶来，将他放了下来，他把降落伞包给了他们。跳伞45分钟后，他在一户农民家吃了一顿煎蛋。一个意大利人自告奋勇当起向导，为他指明了回基地的路。这些意大利人伸出援手却分文不收。另一个机枪手同样安全着陆了。

接下来，我记录了查尔斯·拉姆瑟尔中士，他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戈德希尔曾经同我在俯冲轰炸机部队的朋友爱德·布兰德少校并肩作战，爱德说他是个顶好的人。拉姆瑟尔正打算剃掉足有半寸长的络腮胡，当天下午军士长严厉地说了他的胡子，令他有点难堪。真动手时，他又留了一撮小胡子和零碎的山羊胡。他文静、有礼貌，文化程度不高，却有着南方山区人民身上常见的天然的教养。他盼着早日回家，但调令还没批下来。

参军后，拉姆瑟尔自学了雕刻——起码也是雕刻术的一种。他用小刀给自己所有勋章刻出图案。他的水壶表面刻满了名字和队徽。他有一本相册，其铝合金封皮取自一架德国飞机，上面有很多人名和地名。他在钢盔的纤维内衬上按时间标记他完成的任务，一个小炸弹图案代表完成一次，结果钢盔额部全是这些标记，他看到它们会感到欣慰。拉姆瑟尔希望这门手艺在战后能为他带来一份雕刻师的工作。

罗伯特·弗莱明中士（来自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和史蒂夫·尤哈利中士（来自俄亥俄州塞勒姆市）担任机枪手一起参加了一次突袭任务，同机的飞行员因那次任务获得飞行优异十字勋章。

这名飞行员是乔治·吉布森中尉，同样来自俄亥俄州塞勒姆，他绰号“胡特”（Hoot），后来演变成“霍赫”（Hooch），原因令我百思不得其解^[2]。霍赫已经完成所有任务回国了。我在他走之前便认识了他，他是一个出众的飞行员，又是一个高尚、温厚、广受爱戴的人。他会严肃地告诉你——我知道是真心话——说他是世界上最差劲的战斗飞行员，有一半的任务被他搞得乱七八糟，他说自己怕得要命，只不过是一边咬牙硬撑，一边尽力而为。

但他终究完成了所有任务，在收官之战的前一天，他操作弹痕累累的飞机实施了漂亮的迫降，不仅救了全机组，还救了一个战斗机飞行员，那人驾驶受损的飞机迎面冲着霍赫降落。

他获得服役优异十字勋章。如果诸位在国内遇到他，请忽略那枚勋章，让他讲讲英国摩托车手的故事即可。

最后，我们聊到了我的东道主奥尔本·佩查尔中士。当他走出帐篷去处理洗漱槽的水时，其他小伙子告诉我他的遭遇最惨。

去年夏天，机枪手佩查尔随一个轰炸机小队从美国起飞，先到达中非，再向北飞往战区。不知怎的，佩查尔的飞机落单了，最后远远地落到撒哈拉沙漠上空，燃油也耗尽了。

机组降落在沙丘地带，这些沙丘无处不在，有两层楼那么高，飞机弹跳跃过四个沙丘，撞上第五个。机上三人疼得死去活来，随后他们爬出机舱，用救生筏在机翼下搭了个窝，尽可能地包扎好伤口。

他们在那里过了三天三夜。第三天白天，佩查尔中士徒步8英里，侦察了情况，然后走回来，他觉得看见了树木和骆驼，事实证明那只是传说中的海市蜃楼。

虽然处境惨淡，到了第四天，三人毅然上路了。他们先往飞机残骸淋上汽油，悲哀地看着它付之一炬。他们带了五加仑水，用棍子挑着水罐。伤口持续作痛，夜晚冷得几乎把人冻僵。佩查尔的胃一直不舒服。两名军官陷入半精神错乱状态，时常发生激烈争执。有一天，他们看见远方飞过三架飞机，可是距离太远，无法唤起它们注意。

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了人迹，同一天撞见一支骆驼商队。阿拉伯人提供了食物并带上他们同行。小伙子们试过骑骆驼，结果颠簸得太难受，最终还是只得走路。

第十天晚上好运终于降临了，法军沙漠前哨站的士兵驱车遇到驼队，随后接走了三人。彼时他们已经徒步100多英里。他们在医院休养了几周。这番悲惨的开局之后，佩查尔中士终于上了前线，此后他执行了60多次战斗任务，马上就该回国了。

佩查尔被敌人高射炮打伤过，但我们一直没谈这事。

唯一没有“经验”的人是约翰·麦克唐奈中士，来自长岛锡达赫斯特，一个英俊、亲切、热情的伙计。作为圣诞节礼物，他在国内的朋友寄来几瓶棕色饮料，装在G.华盛顿咖啡的瓶子里，看上去像咖啡，但不是。麦克唐奈打算留着它庆祝最后一次任务完成。但他表示为了欢迎我，愿意现在就开启，然而我平日深藏不露的高尚鬼使神差地涌上来，我告诉他还是继续留着。

麦克唐奈中士已经完成了超过五分之四的规定任务，从没见过一架敌机。不仅如此，他的飞机目前只轻微挨过一次高射炮。“正合我意，”中士：“我希望继续这样下去。”

我也希望。

吉尔福德·芒西中士是年轻版和微缩版的W.C.菲尔茨^[3]，身高5尺出头，有点矮胖，肩膀很窄，长着一张精明、淘气、传统的脸，酷似七个小矮人之一。他29岁，来自肯塔基州海登，家在山上。他一点也不介意被唤作乡巴佬，事实上算是利用了这个绰号。他说起话来就像漫画里的山里人。不能宣传自己曾是个酒贩子这件事有点伤他自尊。

大家都拿芒西开玩笑，也和他一起说笑，对他交口称赞。他喜欢大家，格外慷慨、厚道。对他来说，哪天若没经历过至少一次稍微出格的冒险，那是很无趣的一天。

芒西管理的机枪手帐篷堪称一景，那大概是全意大利最受蹂躏的帐篷，常常满地狼藉、不堪入目。顶棚被频频爆炸的汽油炉炸得千疮百孔。墙壁有一大块胶布贴的补丁，缘自某个开心的客人企图在那个位置刻名字缩写。墙壁背面则留下了一个慌张的访客的印记，他在一个空袭之夜从那里夺路而逃。

芒西的帐篷两大突出特色是晚上的炖肉和神奇的火炉，这火炉因为一天里炸了七次而远近闻名，有一次爆炸时正好有客人进来，当即被气流掀到葡萄藤那边。

别人将芒西那个火炉的逸闻趣事全部告诉了我。于是一天早上，我在他正准备出任务时（他是一名航空机枪手）上前自我介绍，说我今晚想上门拜访，看看他的火炉爆炸的样子。芒西说：“我们很欢迎你，但这个炉子喜欢跟人作对，今晚恐怕不会爆炸。好多次，我们有客人时，它连点火星都不冒。”

晚上我如约而至。帐篷铺着脏兮兮的地板，每当他们估摸着检查要来了，地板就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芒西一度有洁癖，决定凡是往地板扔烟头、苹果核、核桃壳等垃圾的人一律罚款50美分。然而第一天天还没黑，他就自罚了11.5美元。

大伙儿在芒西的帐篷里大摆宴席，炸鸡是主菜。鸡是他们以每只5元的价格从村子里买的。“我估计大约共有300美元的鸡在那口老炉子上被做成了菜。”芒西说。

一天晚上，芒西休假，约翰·博恩中士（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克兰斯顿市）煮了一锅鸡汤。来宾一致表示味道好极了，杰克却有点咽不下去。终于他发现问题所在——他把半块军用肥皂当作黄油放了进去。

他们偶尔能吃一顿牛排。有天夜里，芒西已经躺下了，一个陆军朋友兴冲冲地从镇上来看他，还带来了三四块大牛排。

“你的大榔头在哪儿？”朋友问。

“估计在那边那堆东西上面。”说完，芒西回去继续睡觉。

他很快又醒过来，发现所有牛排摆在脏兮兮的地板上，那家伙正抡起一把8磅重的大榔头狠狠敲击它们，然后一股脑丢进锅里。芒西不得不起床，和他一起共进大餐。

“我的牙齿里现在还留着石子儿和泥土。”芒西说。

对芒西和他的室友而言，所有意大利人都是“亚洲佬”，他们不记得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但没有半点侮辱之意，因为芒西爱着意大利的人们，他们也爱他。“我不管去哪里，人们都喜欢我，”芒西说：“哎呀，我们上次转移的时候，附近的亚洲佬看我离开都泪流满面。”

他曾经在圣诞节为他们打扮成圣诞老人，而且他总是送他们东西。

我们坐在一起谈笑风生，直到灯火管制的时间快到了。最后，我说：“好吧，要是炉子不会爆炸，那我想我得告辞了。”

“稍等”，芒西说着跳起来，关掉汽油开关，熄灭锡炉里的火，等它降温后再次加上油。静置了片刻后，众人蜷缩在箱子等物体后面。博恩中士点燃一根火柴，从尽可能远的距离丢向火炉口。

然而正如芒西担心的那样，这个炉子爱跟人作对，那天晚上纹丝不动，大伙儿感觉颜面尽失。

这个轰炸机大队养的狗之多，超过了我见过的任何部队。步兵要照顾一只狗是很困难的，但空军官兵往往驻一个机场长达几周乃至几个月，多少能过上稳定的生活。

有个士兵告诉我，几个月有一道由军医发布的命令，要求击毙军营里所有的狗。出于某些原因，这条命令始终没有得到执行。

讲到这里，这个士兵说：“老哥，现在有克利兹比上校在，我倒想看看哪个医生还打算处死我们的狗。”

上校有一条乌黑的拉布拉多寻回犬，名叫“塔福”，取自那堆深奥复杂的军内用语，其含义你们得找其他人解释。克利兹比上校在英国遇见塔福，那时它只有巴掌大，几乎能被上校塞进衬衣里面，现在已经长得跟德国牧羊犬一样高大了。它身手敏捷，体格健壮，就是太黑了，以至于克利兹比拍不出一张好看的照片。在突尼斯时，它先后被养在两个机场附近的原野，那边没有树木，风很大，结果它现在还没学会拿一棵树怎么办。

人和狗之间是心有灵犀的。每当上校执行完任务返航，塔福近乎发狂。

克利兹比上校用装杀伤弹的箱子为塔福搭建了一个大大的狗窝，还干脆放进自己的帐篷里。只要他说一声“床上去”，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塔福都会乖乖钻进狗窝躺下。克利兹比早上起床的时候，塔福会等个15秒左右，然后溜出来，钻进上校的睡袋，一直钻到人们看不见的深处。它要是一条小狗的话，这一幕还没那么好笑，可它块头那么大，实际上把睡袋填满了。

和大多数狗不同，它很喜欢洗脸。克利兹比上校洗完自己的脸后，会把塔福的脸也洗了。

当我看到这里的士兵们与深深依恋他们的爱犬朝夕相处，其实有几分嫉妒。那是在我们奇怪的异国生活中最接近文明的一面。

伯特·科克拉内少校是副中队长。他不是飞行员，但扛下了很多繁重的中队长职责，而中队长历来由飞行员担任。

科克拉内少校是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完美榜样。55岁的他完全没有必要来这边，在家含饴弄孙即可。他打过上次大战，后来留作预备役，他就是无法想象退役。如今他出国三年了，而国内的他是所谓的“田园绅士”，在旧金山美丽的北部丘陵地区有三百亩良田，附近就是杰克·伦敦笔下著名的“月亮谷”，他的牧场一年大约能产75头牛，他有个温馨的家，有几匹骏马，过着近乎乌托邦一样的生活。他八年前离开了城市，他说直到走进山里，他才知道什么是幸福。

科克拉内少校相当沉静、谦恭，广受官兵喜爱和敬重。他的军人素养太好了，哪怕见着我也称呼“长官”，尽管我只是一介平民，而且年纪比他小很多。

本中队有一名深受信赖的新飞行员，他是个脾气温和、长着淡金色头发的年轻人，名叫勒罗伊·克吉，来自俄勒冈州阿什兰市。

克吉中尉过得并不太平。有一天他飞了两次任务，上午和下午各一次，结束上午的任务返航时，他发现一个机轮无法放下，不得不复飞了一个小时，最后他为了把机轮抖松，操纵飞机进入失速。

到了下午的任务，他正准备起飞，一个少校开着吉普车奔来，随后跳下车，大喊道：“嘿，等一下，这个姑娘想和你吻别。”

克吉中尉以前从没见过那姑娘，不过她是美国同胞，而且明艳动人，所以他冲到地面，给了她一个热烈响亮的吻，然后又冲回飞机上。返航后，他谈的全是从天而降的奇怪的桃花运。他说当时太兴奋了，以至于起飞时忘了收起襟翼。这个姑娘是好莱坞的露易丝·奥尔布里顿，和琼·克莱德一起来这儿为劳军联合组织做慰问演出。她们都是美女。

听了克吉中尉的艳遇，我有一周都在起飞时间围着飞机溜达，结果什么也没遇到，反而被扬尘喷得灰头土脸。

有一天，我正站在一架A-20不远处，地勤组长走过来，从口袋里翻出一张剪报，那是有关他的飞机的报道，一年多以前由我在美联社的朋友哈尔·博伊尔所写。

哈尔写道，这架飞机在中队里是挨枪子儿最多的，上面有上百个弹痕。地勤组长（家住俄克拉何马城伦巴第大道1129号）厄尔·维恩·萨特中士自打大约一年半前离开英国前夕就负责维护这架飞机，他为它的纪录感到骄傲，这个纪录目前依然无人能破，机身上已经有了三百多个弹孔，但是萨特他们将其一一修补好，让它继续飞下去。迄今只有一个机组成员在这架飞机上受伤，而且只是一点轻伤。

机组成员用上了“高炮防弹背心”，这种背心有点像救生衣，由钢条构成，外包一层厚厚的帆布，重量约25磅。

迄今已有多起实例表明，这背心可以防止士兵们被高炮击伤。最离奇的证明是，一名机枪手嫌背心太重，脱下后随手丢在飞机甲板上，背心碰巧横向落在他脚边。过了片刻，一枚高炮弹片穿过机舱壁，猛地打在背心上。如果背心没掉在那个位置，他的脚一定会受重伤。

随着我与A-20机枪手们日渐熟络，他们开始向我倾吐关于战斗生涯的心声。

有几个人即将步入收官之战，但他们说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乐意留下来，额外再飞几次。尽管普通士兵不会热衷于一直飞下去，但如果让他们选择，任何中队都有许多人愿意接受规定次数之外的飞行任务。我发现这个中队就有这样一个机枪手：约翰·B.贝克中士（家住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帕克大道839号），21岁。他执行的飞行任务数是中队里最高的（无论士兵还是军官）。他说他的志向是100次。

我们中队里很多士兵执行额外任务后再也没回来。有人仍在继续，也有人濒临极限，随后被禁飞。队医试图及时察觉快被压力压垮的士兵。

他们之中有些人显得天不怕地不怕，我的一个飞行员朋友讲述了一次任务，高射炮从四面八方打来，可他不认为有多么危险，只是一个劲地想，会不会有一枚弹片打碎机鼻的树脂玻璃，导致零下几度的冷空气灌进机舱。他准是个疯狂的飞行员。

另一个飞行员讲了自己身上有意思的反应。例如，他知道看见高射炮时无需担心，因为如果他看见了，那么危险已经过去了，那枚高射炮打不到他。但这个飞行员如果发现前面喷出一股不具危害的烟柱，总会绕过去。

有一个机枪手，也是一个战绩优异的士兵告诉我，他不仅恐惧战斗任务，事实上变得害怕一切升空飞行。他说早上发电机启动，帐篷里的收音机响起，他就会恍然以为正在空中遭受敌人攻击，眼前浮现出一枚子弹射穿机身，直奔他的喉咙而来。

另一个机枪手告诉我，他感觉再也撑不下去了。他已经完成了规定的总任务，勇气不容置疑，他想去申请停飞，但就是迟迟不敢迈出那一步。

我闻言敦促他赶紧去申请。后来我得知了此事的全貌。军官告诉我他们很自责，因为没有及时注意到这个机枪手精神紧张，任状况继续发展，乃至他不得不带着受伤的自尊心来申请停飞。

然而，上述种种属于士兵最隐秘的心声。他们很少表露出来，也没有大把的时间闲坐下来，对彼此吐苦水。

他们的观点和话题与过着太平日子的人一样稀松平常，他们互相开玩笑、听广播、给家里写信、寄礼物、喝点小酒，和所有人一样日复一日地过下去。

一个士兵只有“受够了”（这是所有再也撑不下去的战士的措辞）的时候，才会一语不发，独自坐在一边，凝视着什么。

佩查尔中士与巴克·埃弗勒素不相识，然而我离开那天的早上，他道出自己在战争中的作用，有着同样伤感和隐忍的理念，连话都与几乎巴克曾在前线说过的一模一样。他说：“任务是必须完成的，而且总得有人去做，我们碰巧就是被选中去完成它的人，所以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继续干下去。”

拉姆瑟尔中士也说：“我再也不想飞了。但如果他们要我继续，那我接着飞就是了。你做不来其他任何事。”

【注释】

[1]位于今突尼斯坚杜拜省。

[2]英语里 Hoot有“耍宝”之义， Hooch有“烈酒”之义。

[3]指当时美国著名的喜剧演员克劳德·威廉·邓肯菲尔（1880——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