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步兵：超越想象的军事力量

诸位知道我对步兵的偏爱，必不会惊讶于我的下一站是第34师步兵连。第34师是大西洋彼岸最老牌的师，迄今出国已经整整两年了。

一个师哪怕只是四处奔波劳作，驻海外两年也是一段很漫长的时光。然而除此之外，若两年还意味着一次次艰苦卓绝的攻城略地，那么该师会变得精明、衰弱，就像一本被翻到泛黄的书、一座老房子，有着斑驳牢靠的石墙，却忽略了增补混凝土去加固它。

在第34师一个大约200人的前线步枪连里，通常只有不到十几个人是最早一批随师漂洋过海的；而一个营则连一个早期军官都不剩。那批人员并非全部牺牲了，而是因为各类伤亡、疾病、调动和少量轮换回国等原因而离开。该师征战两年间，基本彻底换了一次血。只有兵力数没有变化，可是对了解该师历史传承的人而言，即使一个兵力数也别具意义和生命力。我同第34师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42年6月的爱尔兰，故而特别有感情。

一天夜里，我坐吉普车来到团指挥所，团将我指给下辖的一个营，后者进而将我分到一个连，此后我便留在该连。连长是约翰·J.希伊中尉，家住纽约市奥杜邦大道520号。第34师官兵最初均出自艾奥瓦和明尼苏达两州，如今全国各地的人都有。艾奥瓦州人成了老兵，但老而弥坚。

希伊高高瘦瘦，非常年轻。当然了，他是爱尔兰裔。他在团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上级军官们一提起这个名字，总是点头道：“是的，希伊就是个明证。”我从潜台词猜测，他在必要时会以惊人的方式开动脑筋；还猜测他既不怕德国兵，也不怕美军高官。他人缘极好，是一位备受爱戴的连长。

希伊曾经在纽约供职于美国航空公司，他说打算战后干点推销之类的，估摸着自己的口才可以成事。我对此颇感意外，因为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他远非能说会道，事实上反而非常寡言少语。

我没见过谁比希伊中尉更加以部队和战友为荣。我闯荡战场许久，知道斗志九成来自集体荣誉感和对长官、战友的信心。

很多人混淆了斗志和好斗。一万个士兵里也找不出一个盼望打仗的人。那个连的官兵自然也不想打。对于打仗，老兵厌恶至极，新兵心惊胆战。尽管如此，这个连依然冲锋陷阵，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连。

我加入时，部队正处于战斗间歇期，战争中时常有这样的机会。该连仍属“前线部队”，但实际上没有打仗。他们几天前去了一个镇子，在那儿等待下一次进攻。间歇期里官兵们有空修补装备、重振士气，这种间歇期通常隔几周有一次。

团的露营地面积约1平方英里或者更大一点，士兵们住在橄榄树下的散兵坑里，而连、营和团的指挥所则设在农房。我们这个连自从五个月前抵达意大利以来，指挥所第一次有墙。

在最近发生过交战的地区，大部分城镇居民已经疏散了——事实上，所有镇子都被炸成一片废墟，所有商店停业，酒是几乎买不到的。但我这个团曾在一个荒无人烟的镇子里循着气味找到一个酒窖，进而从一堆破烂下面挖出了各种洋酒。

为其所以，围着镇子走一圈，能走遍十来个连和营的指挥所。每个指挥所附近都有一个架子，上面摆满了人们想得到的最好的东西。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走进一座半毁的建筑，发现残存的屋子里还有一个指挥所，噼啪作响的壁炉前面坐着几个军人。时值上午十点，老房子正在敌人炮火下摇晃颤抖，他们却问你要吃樱桃、桃子还是杏子，或者要喝哪款高级白兰地？它们装在精美的酒瓶里。不过我得说，不是每天都能掉下这种馅饼。

我们连的指挥所位于一栋石砌农房二楼，房间内唯一桌、一椅、一部电话而已。当地大部分二层楼的农房楼梯都建在室外。由于灯火管制，我们在门口挂上毯子，在室内点蜡烛。

连的五个排围着农房旁边的橄榄园安营扎寨，最远的散兵坑离农房不超过20码。士兵们挖了一些普通的散兵坑，在坑底铺上毯子。白天，他们坐在洞口擦拭枪、写信或者什么也不做；入夜后就睡在坑底。

另一些人建得更复杂。有的士兵挖散兵坑等临时栖息地时的干劲每每令我印象深刻。我见过这个连的士兵在三更半夜抵达一处新营地，挖一个大小刚好够后半夜歇息的坑。天亮后，他们整个白天都在营造一个又深又复杂、带顶棚的散兵坑，即便他们知道当天晚上就会离开，再也见不到这个坑。

遍布卡西诺地区的橄榄林里有不少近距离战斗留下的凄惨的痕迹。我估计这片树林上千棵树无一棵完好无损、毫无弹痕。被打断的枝丫乱七八糟倒在地上。有的树直接被炸成两截。

石墙上随处可见被炮弹打出的缺口，所有伫立的东西皆弹痕累累。我们走不到50尺就会遇到一个弹坑。每座房子和棚屋至少垮了一个角。

有些士兵睡在石砌谷仓的干草堆上。由于台阶被炸毁，他们必须搭梯子爬上去。

房子和谷仓之间有一条建在类似于岩壁上的人行小道。我军到达此地的第一天晚上就遭到袭击，下方河谷一辆坦克向他们近距离开火，一名士兵当场身亡。几天后我们走过这条小路时看见死者的头盔还在，上面血迹斑斑、千疮百孔。

另一名士兵被炸断了一条腿，但活了下来。人们给我讲了一个补充兵员的反应，那是个新兵蛋子，次日到连里报到，当时那条断肢仍摆在路边。新兵路过时停下脚步，一动不动地盯了很久。

另外几个年轻的士兵远远地注视着他。他们说，小路上只要来了人，那个新兵就会躲到一边，不让自己被看到，可是别人走远后，他又折返回来，继续盯着看，像被催眠一样。他后来绝口不提此事，众人也对他三缄其口。第二天，有人将断腿埋了。

这个连里近两百名士兵远渡重洋，如今只剩下八人。这八人具备了军人希冀的一切素质。他们参军快满三年，离开美国也有两个春秋了。他们先后在北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意大利服役。由于从军太久，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军人气质，不再像百姓。

战争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和唯一，只因他们是，而且永远是前线步兵。他们活到今天绝对有命运眷顾，但也是因为他们变得坚强和聪敏，拥有野兽般的自卫本能。他们都不喜欢打仗，都想要回家。可他们打了太久的仗，知道怎么照顾自己、领导他人。每个团正是围绕着一小撮他们这样的人才得以发展。

我不敢说这些年轻人离开美国后一点没变。他们当然变了——他们必须变。不过，当我们在一起座谈时，他们和国内的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以保罗·阿勒姆博中士为例，这个艾奥瓦州青年是个铁血战士，却非常文静、善良且温厚，让人难以想象他会杀人。战斗至今，他也只有21岁，而且下了战场，剃须、清洗过后的他看上去更年轻。起初，我看他一脸稚气，没当他是士兵，可后来我意识到他有多么健壮。他相貌标致，让人一眼产生好感。

阿勒姆博中士绰号“塔格”，至今从未受伤，但遇险的次数不胜枚举。曾经有一颗子弹堪堪擦过他的手掌，另有一颗擦过一只脚，结果这两个部位都没什么大碍。

塔格曾在英国突击队服役了三个月，那时他的连驻苏格拉，有人来招募志愿兵。他随英国突击队在非洲作战，后来同几个铁哥们兼亲戚一起归队。有一段时间，这班人马实际就是阿勒姆博一家子，里面有塔格和他哥哥，还有五个表兄弟，均来自艾奥瓦州的谢南多厄。七兄弟现在都还活着，只不过运气各异。

塔格的哥哥唐纳德在1943年被俘，至今仍在德国人手中。两个表兄弟也先后被俘，不过其中一人成功逃脱。其余三人之中，一人轮换回国，一人在工兵部队，第三人仍在师里。

这个连短暂露营于橄榄林期间，塔格与密友威廉·克诺布斯中士（来自奥瓦州基奥卡克）同住一个德军防空洞。他们曾大战一场才拿下此地，所以两人决定在这里多住些时日。克诺布斯昵称“诺比”，也是九死一生之人。一颗子弹曾径直射穿头盔，划过他的脑袋上方，烧掉了一截发顶，看上去好像刻意剃掉一样，可他连头皮都没破。

克诺布斯说妻子一直不知道他在打仗，后来他又纠正说她其实知道，不是他说的，而是她从朋友那里听说的。他从没有在家书里透露自己的经历，也没说自己在打仗（这次谈话几天后，克诺布斯牺牲了）。

士兵们一些打趣的话也流露出伤感之情。有天战斗中，杰克·皮尔逊讲了这么一件事。

杰克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几乎是翻版的奎特中士，只不过他仪表堂堂、脑子灵光、为人友善。可他举止粗鲁，别人曾说“杰克是个糙爷们，就算回到国内也一样”。他曾和塔格·阿勒姆博一起在英国突击队服役。

他来自艾奥瓦州悉尼市，比大部分战友年长，曾在密苏里到密西西比河一带的建筑工地干活，和打桩机打了多年交道，自称是只河鼠，军中的小伙子们则称他“单兵部队”。他曾受过一次伤。

杰克同妻子育有三个孩子，女儿九岁，大儿子七岁，后来又添一子，如今快满两岁了，不过杰克从没见过他。杰克非常溺爱幼子，团里所有人都听说过这孩子，也知道杰克多么渴望见他。

有一天激战正酣，子弹、迫击炮、手榴弹满天横飞。双方士兵如飞蛾扑火，一个个倒下。塔格·阿勒姆博趴在受困的杰克不远处，冲他喊道：“杰克，你怎么样了？”

这个无论平时还是打仗都无比坚强的人回了一句听天由命的话，每个战士流露自己之所以不甘心死，之所以想活下去时都大抵如此。

他回答道——而且不是开玩笑：“看来我再也见不到小儿子了。”（不过他是可以见到的。他活了下来，后来轮换回国，所以我猜他总算与小儿子相见了——他早该享受到的！）

少数几个老兵长期并肩而战，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圈子。他们不同于连里的新兵，新到一处露营地后知道怎么找最佳安顿点，能最早发现废弃的德军防空洞或舒服的猪圈，最早从被炸的房子酒窖里找到一箱白兰地。按照论资排辈的规矩，他们自然先享用了。

他们大多时任排长，中士军衔，比如塔格·阿勒姆博、诺比·克诺布斯、杰克·皮尔逊，还有爱德·卡特尔曼中士（家住辛辛那提市埃普沃思大道735号）、巴克·埃弗索尔（来自艾奥瓦州特温福尔斯县）、比尔·伍德军士长（来自艾奥瓦州康瑟尔布拉夫斯）、皮特·康纳斯中士（来自艾奥瓦州伊莫金）、埃迪·扬（来自密歇根州庞蒂亚克）。

部队极其依赖这一小群军士，况且打仗就要求经验制胜，所以他们几乎和军官平起平坐。在露营地，军官单独就餐，但那是他们与军官之间唯一有等级差别的时候。

那里不讲究军队的繁文缛节。一天下午，他们把我逗乐了，当时托尼·利伯托雷中尉（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躺在地上，旁边坐着几个中士，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利伯托雷说了些什么——我忘了具体内容，杰克·皮尔逊双臂环膝，身体前后晃动着，他说：“哎，你这蠢驴，根本不是那样的。”

哪怕只是开玩笑，你们也绝不敢用这种语气和军官说话，除非你们一起穿过那条著名的死亡河谷，一起出来。

接下来，利伯托雷中尉告诉我他为什么能容忍，“拿塔格和诺比来说。他们从不把我放眼里，随时撂狠话。可是自打今天下午消息传来，说要挑六个士兵去休养营，他们又一直缠着我，又是送礼物，又是嘘寒问暖。”

塔格和诺比带着感激的笑容，坐在一旁静静听着。

连里老兵接纳我，令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外人。一天下午，希伊中尉问我有没有打过卡宾枪，我说没有，但向往已久，他就说：“这样，那我们出去打几枪吧。”

那天我们位于战斗地域后方几英里，连当晚就要出发，次日发动进攻。那天下午没有安排，大家像放假的职员一样无所事事。炮火声远在天边，阳光温暖和煦，晒在身上懒洋洋的。

中尉去取枪，小圈子的老兵默契地跟了过去，回来时手上拎着卡宾枪、汤姆逊冲锋枪、加兰德步枪、45手枪以及类似鲁格的德军P-38手枪。我们走出橄榄林，顺着一条有护卫的宽阔水沟走了大约400米。

一双双老练的眼睛四下张望，搜寻适合打靶的地方。他们看了看一处山坡，说：“不行，岩石太多了，子弹打过去会弹飞，然后可能会打到山上的炮组。”他们看向另一处山坡，也否定了，因为那边有几个意大利儿童跑过。最后，他们挑中一处沙砾堆砌的河堤，河堤后方看上去比较空旷。我们便开始朝那边射击。附近找不到一个罐头或类似的东西，于是我们从堤岸捡来一些白色小石头代替。射击距离大约75码。

我在路上一直说笑和吹牛，自诩为神枪手，这下不得不证明给他们看。然而我做到了！当我在这群老兵面前射中白色小石头时，心中升起的骄傲是其他任何事都无法给予的。

打靶大约进行了半个小时。我们互相换枪，这样我可以把每把枪都尝试一遍。巴克·埃弗索尔向我展示他们如何手持一把汤姆逊冲锋枪，朝着布满德国佬的山坡扫射。最后，中尉说，我们最好到此为止，否则团长要骂我们浪费弹药了。

临近结束的时候，小伙子们插科打诨，伸直胳膊持枪，像女孩一样闭上眼，然后扣动扳机，单纯让枪弹跳起来。

真是战场屡见不鲜的暴风雨前的宁静，八个最优秀、最坚强的美军战士像去野炊一样去前线后方2英里的地方，朝石头打靶取乐，而第二天他们就要再次举枪，冲锋陷阵。

和所有打了一年以上的军队一样，当时美军前线的大部分步兵连主要由补充兵员构成。他们有的刚来几周，有的则久经沙场，经验几乎不输最初一批老兵。

年轻的新兵自然是害怕的，他们热切地盼望聆听和学习，对前辈的话谨记于心。我想，第一次实战前瞻前顾后的那几天恐怕是一个士兵一生最难熬的时期。战斗还没打响，有人就先崩溃了。

一天，我正同几个新兵蛋子在橄榄树林里边走边聊，这时我看见一个士兵坐在散兵坑边沿，头戴一顶黑色丝绸大礼帽——没错，一顶折叠式大礼帽。

戴帽者是戈登·T.温特二等兵，加拿大裔，其父在艾伯塔省林德伯格附近拥有一大片牧羊场，离埃德蒙顿市东北方200英里。二等兵温特说他在附近村子一处房子废墟里发现了这顶礼帽，当即打算带走它，“我要在下次进攻时戴着它，”他说道，“德国人会以为我疯了，他们害怕疯子。”

同一个散兵坑里有一个清瘦和气的少年，看上去年龄还不够上高中，脸上没长胡须，只有一层细细的绒毛。那种恨不得讨好所有人的态度说明他离家不久，他叫罗伯特·李·惠查德（家住巴尔的摩市莱弗顿大道3422号），二等兵，其实只有18岁。他在初冬才被派驻到国外，但已经见识过作战行动。他向我讲述第一次战斗经历时自己也笑了。

显然那是一场相当激烈的混战，双方寸土不让、你争我夺。惠查德二等兵说他趴在地上射击，不过“也可能没有射击，我也不清楚”，他承认当时吓坏了。这时他无意中抬头一看，看到几个德国兵正向他走过来。他吓坏了，赶紧翻了个身，一动不动地躺着。只片刻工夫，迫击炮倾泻而下，德国兵决定撤退，于是再次走过他身边，他依旧直挺挺躺在地上装死，直到敌人走远，他终于安全了。

鲍勃还向我讲述了前几晚做的一个梦。梦里他双脚冰凉，只好奔向营救护站，母亲和姐姐在那儿点上柴火，为他做了热气腾腾的饭菜，还把火拨旺了一些，供他取暖。可就在他伸手吃饭和伸脚取暖的前一刻，他醒了——梦外双脚依旧是冷冰冰的。

这时卡纳尔·米纳下士插了一句，说他昨晚梦到自己在家里，母亲正为他炖着满满一锅排骨，他也是在大快朵颐前醒了。

对卡纳尔而言邮政系统瘫痪了，他出国五个月了，从没收到一封家书，他也没参加过战斗，不过已经做好了准备。下士对未来还没有做好决定，不知是否要子从父业，做一名牧师——他父亲就是一名叙利亚裔牧师，现居克利夫兰市。不过他承认最近开始读《圣经》了。

米纳下士希望我战后访问克利夫兰，去他家品尝一顿传统、美味的叙利亚大餐。他说我不必记他的名字，只需记住他父亲是城里唯一的叙利亚传教士即可，凭这点我准能找到他。

另一次闲逛时，我撞见一个士兵在树下清洗一台缝纫机，此人是伦纳德·伊瓦塔尔二等兵，来自艾奥瓦州康瑟尔布拉夫斯，是一名老兵。我四下张望，又看到了另外几台缝纫机摆在箱子上。“老天爷，你在做什么？”我问道：“准备开一家缝纫机厂吗？”

伊瓦塔尔表示否定，说他只是想找点新鲜事，给师司令部修点东西。最初两台缝纫机是他从意大利人那里买的，后来一个同盟国军政府官员给了他最新款，那是一台“胜家”，装在一个精致的红木柜子里。

伊瓦塔尔说他不是专业裁缝，不过在民间资源保护队^[1]的三年半里学到一点皮毛功夫，自认为将来靠这手艺赚点零钱不成问题。我准备离去时，他大喊：“不出几个月，我就要让这场战争赢得天衣无缝。”

我从身旁的宪兵手中拿过枪，把这个双关语回味了几遍，然后笑痛了肚皮。

人有时会莫名其妙地脱口而出一些蠢得要死的话。例如某天，我们的指挥所夜间行军约5英里。我坐在吉普车里，身下是堆积如山的铺盖卷。

黑夜里伸手不见五指，道路崎岖不平，我们一路低挡前行，可即便如此也冲得飞快，多次错过岔路，导致掉队、撞树或者掉进深沟。

就是其中一次突然跌落把我甩出车外。当时我们早就跑偏了，却浑然不觉。吉普车车头忽然下沉了约3尺，一切当即停了下来，只有我除外。

我直接滑过司机的肩膀，撞上方向盘，进而滑到引擎盖上。从司机身上冲过的一刻，我冒出一句：“借过。”

连里有个吉祥物，陪伴大家一年多了。它是一只黑白相间、烈性子的小狗，名叫乔茜，北非土生土长。后来乔茜这个名字逐渐换成“小不点”。

小不点非常亲热，与一些兴奋的意大利狗打闹完后欢快地回到营地，在一些老兵身上上蹿下跳，舔他们的脸，直到被他们推开。她受过两次伤，这对于一只狗来说也是稀奇，但更令士兵们啧啧称奇的是，无拘无束的她居然存活至今，还从未有孕。

说到狗，前线后方曾举行了一场新型枪榴弹操练，很多高级军官应邀出席，其中不乏将军和上校。场外为他们摆放了一排排椅子。

一个士兵发射了这种新型榴弹，它落在官员们前方150码左右，但没有爆炸。榴弹刚落地，一只大黑狗突然冲出来——铁定是只训练有素的寻回犬，它叼起榴弹，转身奔向高官们的座席。

人们告诉我，从没看到来访的达官显贵手忙脚乱成那样，他们蹬掉椅子，飞奔向后方。幸好榴弹太烫了，半路从狗嘴里掉了下来。以狗的角度来看，这场操练堪称完美收场——那枚榴弹始终没有爆炸。

我在连里曾度过一个阳光明媚的温暖下午。远方接连不断的炮火遮蔽了地平线，但没波及我们这边，所以那天显得无比安宁。

离天黑还有约一个小时，我们在一座石头农房后院的橄榄树林里吃晚餐，刚开动，忽闻“咿咿呜呜……砰！”之声，一枚炮弹赫然飞过我们头顶，狠狠打在远处的山坡上，它出现得那么突然，离我们那么近，连老兵都赶紧卧倒，其他士兵立即奔向散兵坑。杰克·希伊也卧倒在地，但随即说：“没事了，刚才那枚是误射。”

他指出，一辆德国坦克已经开出树林1英里远，试图炮击我们前面的山坡，他们第一次试射打高了，这才飞过山脊。

片刻之后，事实就证明他的推测是对的，德军炮弹稳定地倾泻在山脊另一边的山坡。足可见人是何等聪明，曾经在千篇一律的纽约售票窗口工作的人到了完全陌生的领域，过段时间也可以变成行家。

我军从德军俘虏的作战装备里发现一种白色小药剂，那是一种“点火”剂，能在无火无烟的状态下产生热量，足以加热一杯咖啡或一罐口粮。我忘了问操作方法，但很肯定，我军官兵希望在前线山顶执行任务时也能有类似的装备。一天里哪怕吃上一顿热饭热菜也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雷·克拉珀的离世令我们深受打击。他在地中海战区有很多朋友。他凭责任感走遍战场，每到一个地方，都以聪慧赢得别人的好感和尊重。我们认识20年了，他待我一直慷慨又体贴，不时以他的方式多加照拂，在他的专栏里为我美言，我却不记得自己为他做过一件事，再回首已是追悔莫及。

战地记者们刻意不去想这场战役里行业伤亡率有多高，至少不去想个人生死，但雷·克拉珀之死多少令我们有唇亡齿寒之感。我们总觉得他似乎永远不会出事，如今不禁茫然于谁会步他后尘。

《星条旗报》上登出雷·克拉珀的死讯时，我想，这边最常见的一句话想必能令雷骄傲，人们说：“千古之事，总是最好的人逝去。”

一天晚上，一群士兵和军官提及一个问题：打到短兵相接时大吼一声是否明智。

一名军官认为这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威慑力。德国人害怕夜袭，一长串印第安人式吼叫会进一步吓垮他们，但士兵普遍不认同。他们说德国佬没那么容易被吓倒，而进攻者大吼大叫只会暴露自己的位置。

说到声响，诸位或许听说过一个行话：“尖叫的米米”，指的是一种德国炮弹发出的某种响声，后来小伙子们改称“尖叫的米妮”，啧啧，那声音确实不堪入耳。

德国人管这种炮叫“烟雾放射器”，其实是一种六管火箭炮，电动，炮管逐个发射，引爆时动静不大，但炮弹嗖地冲到前面时有无比刺耳、强劲的声音，仿佛巨型齿轮嘎吱作响。事实上它听上去好像几个巨人在摆弄一台庞大的机器。(www.xing528.com)

德国人一开始炮轰，我们必停下来听声音，还有人点评几句：“又来穷折腾了，继续转吧”，“伙计们，德国佬又发疯了”。

“尖叫的米妮”迎面飞来时会发出可怕的声响，即使以一定的角度远去，呼啸声也久久萦绕不去，令人毛骨悚然。

在挨着村庄或农场的取餐队伍旁边，通常有几个拎着锡桶的孩子，表情严肃，耐心等着搜刮残汤剩饭。

有个士兵告诉我，“像他们那样站在一旁盯着我吃饭，我根本吃不下去。我好几次把饭菜盛进饭盒，走过去，倒进他们的桶里，然后回到自己的散兵坑，我又不饿。”

希伊中尉深深地为部队而骄傲。他告诉我，连里人人都配得上银星勋章。

我和他围着营地散步，士兵们坐在各自的散兵坑边，或者聊天，或者清洗装备。

“我们去那边，”他说：“我给你介绍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思忖，中尉从这个人人都配得上银星的连里钦点的“心目中的英雄”，定是个真正的军人吧。

我就这样被引见给了弗兰克·埃弗勒中士（昵称“巴克”），连里一员老将。握手时他有点羞涩，一句“幸会”后便什么话也没了。但他说话时，我能从眼神和慢条斯理、彬彬有礼的谈吐看出他是西部人。同他交谈颇为吃力，但我不介意他寡言少语，因为我知道西部人喜欢先评估对方。中士后脑勺戴着一顶棕色绒线帽，眼中透着直抵人心的友善，我还注意到他的手，一双长年在野外的手，粗糙、有力。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又路过他的散兵坑，我俩坐下来单独聊了一阵。没有提战争，主要聊我们的西部地区，边聊边用树枝在地上涂鸦，我们就这样熟识了。其后几天我对他的了解渐深。在我和所有袍泽眼里，他都是一名伟大的战士。

战争前巴克是个牛仔，他出生在艾奥瓦州密苏里河谷的一个小镇，母亲至今仍住在那里，而他不到16岁就独自闯荡西部，当了一名牧场工人。如今他28岁，未婚，他在艾奥瓦州特温福尔斯工作了很多年，后来南下去了内华达州。和很多牛仔一样，到了赛季，他要参加牛仔竞技。他从来不是场上明星，通常只是驾驭一匹布朗科马奔出滑道，每次挣7.5元。他也确实曾赢得一副好鞍，他参加过在夏延的赛事以及其他一些大型比赛。

和所有牛仔一样，他爱惜动物。在意大利的一天下午，德军猛烈的炮火将巴克和战友困在一间石砌棚屋。他们坐在屋里时，一头受惊的骡子破门而入，然而室内实在不够它容身，巴克站了出来，将它引到室外。在门外30尺的地方，一枚炮弹当场炸死了那头骡子。巴克至今仍对它怀有内疚。

另有一次，他看见一头被炮弹重伤的骡子倒在地上，痛得嗷嗷惨叫，巴克掏出点45口径手枪，朝它头部开了一枪。“要不是因为它那么痛苦，我不会杀它的。”他说。

因骁勇善战，巴克·埃弗勒获得了一枚紫心勋章和两枚银星勋章。他作战沉着冷静，非常高效，所有士兵之中数他最得指挥官倚重。他九死一生，还受过一次伤。人到了那种境地会本能地觉察到哪里更安全。他不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无能，他心灵手巧，能补能修，还能制造。

他的语法是未受正规教育的水平，直白、土气。他吐脏话，但不凶，即便和密友在一起也永远低声细语。难以想象他有任何不老实的举动，他是一个顽固的军人，以至于见到陌生人一律以“长官”相称。

巴克希望战后回到深爱的西部大地，想有一小块地，喂几头牲畜，过独立自由的日子，“我再也不想只当个牧场工，”他说：“当牧场工挺好的，我也喜欢，但过得很艰苦，而且让你哪儿也去不了。随着年龄渐长，你会想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地方。”

虽然杀了很多德国兵，但巴克·埃弗勒对他们并无恨意，他杀他们只是为了不被他们所杀。日月如梭，如今他的世界只有战争，战斗成了他唯一的职业，而他以一切顺其自然的哲学观为存身之策。

“我很讨厌这一切，”他静静地说：“可是抱怨有什么用，我只能想，既然交给我一项任务，我就必须去做，要是不能完成它，那我还有什么用。”

他的职务是副排长，意味着要指挥大约40名前线战斗人员，他自己在前线已经待了一年以上，因为久经沙场，他打仗游刃有余，快成为一个死亡机构的高级研究员。

随着排里老兵的消耗和新兵的补充，他的手下已经换了好几轮，如今老兵屈指可数。

一天晚上，巴克用他那慢条斯理、几不可闻的西部腔满怀诚恳与真情地对我说：“看到这些新来的孩子们来这里，心里特别难受。他们有的乳臭未干，根本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他们怕得要死。无论我们怎么努力，他们有些人注定要送命。”

我们又谈了其他几个身经百战的军士，他们打仗独当一面，却背负着害年轻的新兵被屠杀的压力，郁郁寡欢。巴克特别提到一个中士，一个勇敢、坚强的战士，却向长官申请降为二等兵。

“我知道他们的死不是我的错，”巴克最后说道：“我已经拼尽全力保护他们，可我还是很难受，觉得是我而不是德国人害死了他们。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凶手。来新人的时候，我都不敢看他们。”

巴克自己是幸运的，他那次负伤是被一枚子弹打穿胳膊。他的技能和才智救过他很多次，但另有无数次的幸免于难则纯粹靠命大。

一天晚上，巴克和一名军官在一座两室的意大利石屋里躲避炮弹。他们坐在屋里，一枚炮弹从隔壁破墙而入，钻进房间中央的墙里，弹头朝上，没有爆炸。

另有一次，巴克指挥他的排参加夜间进攻，他们排成一列纵队前行。一枚地雷突然爆炸，跟在巴克后面的班全军覆没，他却奇迹般地穿过雷区，一枚都没踩到。

一天，巴克追击一个德军军官并展开近战，后来两人隔着一座农房形成对峙，他们不断地将手榴弹投向屋顶另一边的对方，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巴克转到屋子一个角落，却和德国人撞了个正面，对方也在打同样的主意，巴克早有准备，先扣动扳机，子弹正中德国人胸口。那人肩上挎有一对极好的双筒望远镜，结果被子弹打成一堆碎片。而此前巴克眼馋德军的双筒望远镜很久了。

维系着这群患难与共、残酷地游走于生死边缘的士兵的是一条牢不可破的纽带。这个小团体有一种彼此忠贞不渝的观念，他们熬了太久，而他们的希望到最后可以如此卑微。

一天下午，轮到巴克去后方休养五天，他知道连今夜就要发动进攻，找到希伊，说：“中尉，我觉得我还是不走的好，如果你需要我，我就留下。”

中尉说：“我当然需要你，巴克，我永远需要你，但既然轮到你，我希望你去休息。事实上，我命令你去休息。”

送几个年轻人去休养营的卡车在黄昏时分就要离开了。天空细雨霏霏，山谷笼罩在阴沉沉的薄雾之中。交战双方的炮火在天边明明灭灭、隆隆作响，夜色深沉、幽魅，渐渐弥漫开来。

巴克来到一小群老兵中间。我也正在那边，恍然间以为他在诀别，他同众人握手道别：“祝你们大家好运”，又补充道：“不出五天我就会回来”。他依依不舍、磨磨蹭蹭，重新道别了一遍，然后才慢慢准备动身。然而，他停下脚步，再次对所有人说再见，重复了一句：“祝大伙儿好运。”

暮色中，我陪着他走向卡车，他一直盯着地上，我觉得他要是知道怎么哭的话多半要哭出来，但他平静地说：“这是我在这个营第一次错过战斗。就连我胳膊受伤住院那阵子，他们也在露营罢了。我这是第一次缺席。我真的希望他们能交好运”，末了，他说：“我觉得自己像个逃兵。”

他上了车，卡车渐渐溶入夜色中。我走了回去，和朋友们一起躺在地上，等待夜行军的命令下达。我躺在黑夜中思绪万千，被那个当过牛仔的士兵伟大质朴的奉献精神深深打动了，我又想到千千万万远在国内的人们，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份坚如磐石、同舟共济的袍泽之情。

晚餐前夕，我们接到夜行军的通知。消息层层传了下去，让人们收集24小时野战口粮和充足的弹药供应。到了开饭时间，士兵人人左手头盔，右手餐具。每人往头盔里装了五份C口粮，还领到一条D口粮。

吃完晚饭，天还没黑，士兵们将各自的毯子卷进半幅帐篷里。临近5点半时夜幕渐渐降临，天空飘起蒙蒙细雨，透着丝丝寒气。在橄榄树简陋的掩蔽下，士兵们或坐或躺，待在散兵坑里。

待黑夜完全笼罩住橄榄树林之后，大炮的轰鸣和火光回荡在半个地平线上，冲击波沿着隆隆作响的低云层划过天际。

我们连被茫茫黑暗吞没，靠着一部野战电话才没断了战场的消息，电话另一头是400米开外的营指挥所。谁也不知道行军令何时下达，我们只能原地干等。避雨的地方只有两处，均是意大利农民在河堤一侧挖的猪圈，猪圈堆着稻草，杰克·希伊中尉和四个士兵以及我爬进其中一个猪圈，后面还拖着电话，几个中士进了另一个猪圈。

我们躺在猪圈的地上，虽裹着厚厚的大衣，仍然觉得寒气袭人。中尉有一床多余的毯子，不到真正开战的时候他不会卷起来，于是他把毯子盖在我和他身上。我们再次缩成一团，感觉稍微暖和了些。

中尉说：“我在国内读你的专栏时，可从没想过我们能见面。想象一下，我们竟然一起躺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我们低声继续聊了一会儿，但很快，有人打起呼噜，不久之后众人都睡着了，尽管当时才7点。

中尉不时致电营指挥所，询问有无命令，最后得知连接团部的电话线断了，架线兵正在全线摸黑排查，寻找断点。到了9点左右，电话线修好了，但这边依旧没收到行军令。

敞开的猪圈尽头隐约冒出一个黑影，问希伊中尉在不在。中尉应声表明身份，“士兵们能盖毯子吗？”黑影又问：“他们又冷又湿。”

中尉略作思考，回答道：“不行，最好不要盖。我们得到通知，半个小时之内随时要动身，毯子还是收起来为好。”

黑影说：“是，长官。”随即又消失在黑暗中。

到了晚上10点，猪圈里小寐的人都醒了。尽管远方战火纷飞，这片树林却一片死寂，仿佛空无一人。我们不时清理毯子下面，然后点燃一支烟，每吸一口后将它藏在毯子下。远处德军占领的山坡透来一丝光亮，最终我们笃定那约莫是某个不知形势的意大利农户点的灯。

过了一会儿，远处突然迸发火光，一开始是橙色的，接着是绿色，然后是白光，后来更多的橙色光芒闪烁起来。我们的士兵也分不清那究竟来自我军还是德军。

炮口焰间隙还传来巨大的机枪开火声。敌我双方的机关枪照例是可以区分的，德军射得更快。机枪只使用点射，所以枪管不会太烫。但曾经有个德国佬一直按住扳机，发射了大约15秒。一个士兵断言：“伙计们，他这次打完就只能换个枪管了。”

时间一点点地流逝，我们越来越冷，越来越僵硬。直到将近午夜时分，电话铃打破猪圈周围的寂静，行军令终于下达了。

一个士兵说：“现在动身真操蛋。地面这么滑，而且伸手不见五指。”

一个中士走出去通知全连集合，另一个人收起电话线，用胳膊夹住电话，每个人都绑着沉甸甸的背包。

“去厨房帐篷旁边集合。”中尉吩咐军士长，“按这个顺序列队——连部，3排，1排，2排，重武器排。出发。”

中士领命离去，我跟在他后面，前两段路尚好，走到第三段，我摔进沟里，一句脏话脱口而出。

这晚漆黑一团，黯淡的月色和低矮浓密的云层令天空显得更黑了。一个士兵说：“出国两年以来，这是我们走过的最黑的行军之夜。”

我同其他几个人一起，凭印象从猪圈走向厨房，我们知道不远，但是看不见。

“大概就在前头50码。”一个人说。

我插嘴道：“不对，要朝右边走30码左右。”

话音刚落，附近一门加农炮的炮火瞬间照亮了这片乡村，帐篷赫然就在我们前方一步之遥，可见天色实在是太暗了。

排长们一个接一个地摸黑走到各自的队伍前面，向中尉汇报列队完毕，又摸黑返回。最后，中尉一声令下：“出发。”

步兵夜间活动没有军规，士兵们不用刻意保持步调一致，没有人喊“齐步走”或者任何阅兵场口号。一次休息过后，排长说：“好啦，我们走吧。”于是众人纷纷站起来，继续上路。

离开果树林时我们多次走错了路，最后只好全体停下来，靠叫喊重新列队。中尉和中士不时地叫我的名字，确定我没有跟丢。

重新集合时，我在文森特·康纳斯中士后面（他来自艾奥瓦州伊莫金，昵称“皮特”）。没走多远，我因为发现了一个小妙招，意识到皮特后面真是队伍的黄金位置。他背上的背包带水平横插着一个约2尺长的地图卷轴。我靠近时勉强能认出卷轴模糊的白色轮廓，它成了我整晚的指路明灯。

神奇的是，我还能根据这根细白线的位移识别前方地形。如果它下降了两三寸，我便知道皮特走进一个坑里。如果下降得很快，我知道他在走下坡路。如果它偏向侧下方，我知道他从陡坡往下滑。在我步他后尘的前一刻，我能够根据他遇到的任何事做出调整。结果，我整晚只跌倒一次。

正向前走着，大伙儿被队伍一边乍起的破口大骂吓了一跳，那是杰克·希伊的声音。他一脚踩空，跌进约2尺深的狭沟，摔到了后背。由于绑着背包，他没能爬出来，大约试了三次才终于成功。

那些骇人的战地夜行军向来令我叹服的是士兵们心平气和。骨子里那份荒谬的苦中作乐让他们坚持了下来。我们正在艰苦跋涉、下滑上爬，身上的泥泞越来越多，我后面一个士兵开口道：“我要给我那儿的国会议员写信说说这事儿。”

另一个士兵搭话：“他妈的，我连我那儿的国会议员是谁都不知道。三年前我还知道，但现在就不知道了。”

第一个声音来自一等兵埃迪·扬，密歇根州庞蒂亚克人，连里的信使和传令兵。人总是很快就记住了别人的声音。尽管初来乍到，我还是能在黑暗中听出几个声音，埃迪·扬尤其令我难以释怀，他说话柔声细语，带有宽容与一丝幽默，几乎是我朋友本·罗伯森的声音翻版，罗伯森是一名记者，去年在里斯本死于撞船事故。只要埃迪一开口，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觉得本走在我身后。

比尔·伍德是连军士长，高个儿，背着沉甸甸的背包，他要是跌倒，一大堆行李也随之掉落。每当比尔跌倒，我们都要停下脚步，听他的动静，然后就能听到他挣扎着爬起来，还没站直又跌回泥巴里。每一次努力都伴着更慷慨激昂的咒骂，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等比尔最终回到队列里，他欣慰又气愤，说他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几天后他受伤了，我下一次见到他是在医院。

我们花了半个小时摸黑走出大片果树林，继续前进几步，走上了所谓的“马路”，实际上那充其量是一条被意大利骡车碾烂的犁沟，路上有膝盖那么高的车辙和水桶那么大的石块。

刚走到马路上，队伍停下来给一支骡子驮载队让路。站在路边的时候，大伙儿脑子里浮现的想法是：在泥巴地里挣扎半天已经很惨了，可现在活像在农场院子里三叩九拜。

这条小路一直蜿蜒起伏，它穿过溪流，无数次绕过树木。领队是怎么一路走下去的问题令我百思不得其解，路两边的树上留有前人用白条带或厕纸做的标记，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几次迷路，不得不原路返回。

行进速度慢得可怜，雨虽然停了，地上依然泥泞不堪。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举步维艰。队伍大约每半个小时停下来一次，派传兵令回队末看看，他们回话说情况良好，我们这才根据意愿选择是否继续上路。

队伍走到某个地方，我们和前后部队皆来自同一个营。事实上，全团三千多人都在行进，可我们对其他部队的情况一无所知。

双方的火炮彻夜轰鸣。我们启程时，耳畔炮声震天，后来渐渐被我们抛在身后，最后，德军在他们地盘的炮弹爆炸声盖过了我军的炮声。

德军的炮弹突然偏离弹道离我们远去，我们安全了。随着前线离我们越来越近，机枪和步枪的射击声也越来越大。战火不时照亮夜空，我们能看到红色的子弹横飞。

炮弹爆炸声连绵不绝，但每次都极短暂，不容我们看清前方的小路。

纠缠不休的炮击终于有所缓和。炮声撞击和回荡在低矮的云端，在阴云密布的夜晚尤其响亮。一发炮弹的爆炸会在云层和岩石边坡激起一阵绵延的回音，至少10秒后才消失。

事实上，那个阴雨天之夜，炮弹嗖嗖飞过我们头顶时声势浩大，以至于我们停下来休息和交谈时听不见同伴说的话。而炮击几乎一刻也没消停。

最终，我们穿过一个村子，停在村外稍事休息，领队的军官进屋研究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我们刚才追上一支骡队，这会儿在他们旁边。夜色中只听一个赶骡人没完没了地自说自话，大抵是说骡子快要筋疲力尽了。尽管无人回应，他仍叨唠道：“它们完全累垮了，一步都迈不动。要是继续走下去，它们会倒地死去的。”

到最后，黑暗中响起一个士兵的声音，叫他闭嘴，我们都默默地表示赞同。对方却大光其火，问谁在说话。那个声音回答说，什么人都不是，只是一个补充来的新兵。

赶骡人提高了嗓门，语气也变得尖刻。即便在黑暗中，他也显得阴阳怪气：“哎哟，看来我们有个刚从美国过来的娃娃，在教我怎么赶骡子。哼，一个童子军？还想教训我们这些老兵？一个刚出国的英雄？哼。”

这下，连里一个真正的老兵冲这个聒噪的家伙喝道：“喂，闭嘴！你自己出国可能不到两个月吧。”他多半一语中的，或者用了命令的语气，反正此后我们再没听到那人吭声。

全连临近午夜抵达露营地，随即开始在泥地挖散兵坑。这向来首先要做的事，完全成了步兵的本能。直到雾蒙蒙、湿漉漉的破晓时分，我们才解散，躲进亲手挖出的散兵坑，坐在泥泞的洼地里，嚼着C口粮罐头里冷冰冰的渣沫。

天一亮，士兵们发起进攻。德军就在不远处。全连冲上前线，而我留了下来。

由于工作的持续流动性，我恐怕再也见不到那个连的官兵了，但是在我心目中，他们永远是“我的”连。

【注释】

[1]罗斯福新政期间组建的民间组织，将城市失业青年组织起来，有偿从事植树造林、开荒等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