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冲轰炸机：战术以及英美立场争议

艾拉·埃克中将麾下的地中海盟军空军负责整个地中海战区一切空军事务，范围从大西洋海岸的卡萨布兰卡到毗邻亚洲的开罗。这是一支庞大的军队，有很多英国飞机和飞行员，甚至有几支法国中队，但主要还是美国航空兵挑大梁。

我军向意大利推进的重要地理目标是夺取南方的重型轰炸机基地，让空军可以从那里起飞，打击德国。据说福贾一带的广阔平原容得下全世界的空军进驻。我军重型轰炸机部队仍在发展壮大，没有准备好执行轰炸德国的计划，但去年冬天，飞机一直源源不断地飞越南大西洋。

与此同时，第12空中支援司令部承担着近距离支援意大利地面战场的重任。该司令部由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轻型轰炸机部队组成，三机种均在前线协助地面部队，轰炸敌人的补给仓库、扫射敌人后方公路。

我从步兵部队换到空军时必须稍微调整心态。两军与死神打交道的方式不尽相同。

空军士兵步入死亡是相当体面的。死者起码生前丰衣足食、仪容整洁——倘若这也能算宽慰的话。他每天上前线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而不是月复一月、夜以继日。到了晚上他就可以回到一个相当于家的地方。哪怕是住帐篷，他仍然可以过上规律的生活。然而在步兵部队，士兵为了生存只能活成半兽人。

两军的生活存在微妙的区别：我同步兵在一起时从不剃须，因为刮了胡子的人定然非我族类，很可能会遭到奚落；可是在空军，我要是三天不剃须便会感到难堪，自觉像一个混入上流社会的乞丐，所以我随大流也刮起了胡须。

我同第12空中支援司令部的一支俯冲轰炸机中队接触了一段时间。一支中队大约有15名军官和200名士兵。无论军官还是士兵，大家同住一栋大公寓楼，它原为意大利政府为安顿兵工厂工人及家眷而建造的，坐落于一个小镇郊外的村子里，看上去有点像我国的政府住宅区。德军炸毁了附近一座大工厂，却任这几栋房子完好无损地保留至今。

待中队搬进公寓楼，奋战了六个月的队员们才首次住上有屋顶的房子。房间里有柴火炉，有置物架，他们在折叠床上铺睡袋睡觉，围着桌子用餐，吃完饭后一个意大利年轻人会来收拾餐具。他们有个意大利理发师，衣服干净平整。楼里还有个小娱乐室，墙上装饰着军人画的壁画。他们可以找个晚上逛附近的小镇，走进军队接管的戏院看场美国电影，可以同女护士来场约会，可以打牌消遣，还能坐在温暖的房间里，点着电灯阅读。

别误会，他们的生活并不奢侈，在国内不值一提。那儿的围墙和大门有看守，不过是一条狗。

厕所无法使用，我们只能拿头盔从一个一直有水的澡盆里舀水冲洗。电灯经常不亮，届时只能点蜡烛。遇上黎明时分出任务，在日出前两小时起床尤其困难。冷冰冰的地板铺着硬瓷砖，没有地垫，几扇窗户还是裂开的。

尽管如此，航空兵们也大大方方地承认，他们相对步兵而言日子过得像天堂。他们完全理解步兵的境遇，这是因为第12空中支援司令部启动了一个计划：隔一段时间派几个飞行员去前线地面部队当联络官。这些飞行员回来后，将见闻讲给其他人听，于是整个中队都了解了陆战的困难，也知道了手足同袍还在泥泞中度日。结果是令人感动的，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地面部队的弟兄。中队对我军阵前的德军实施俯冲轰炸时，战斗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书本理论，飞行员想的是那一枚炸弹能给予下方的美军官兵多大的帮助。

这就是众志成城，我们的战斗渐入佳境。

俯冲轰炸战术始终未被盟军全盘接受，英国向来表示反对，称德国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被严重高估，对此美国方面不乏附和之声。我们的海军在太平洋战场投入俯冲轰炸机并取得佳绩，不过在地中海战场，俯冲轰炸机直到西西里行动才有了用武之地，但始终没得到大规模组建。

驻意大利的俯冲轰炸机大队里，数百名飞行员和机械师狂热地坚信俯冲轰炸机乃这场战争中制造出来的杰作。我知之甚少，故无意涉入这一争论，但那群开俯冲轰炸机的小伙子确实是我们空军的精英。

他们的职责是超低空近距离支援步兵。例如，假设某座山头有一个德军火力点，我军地面部队仅凭枪炮久攻不下，裹足不前。这时他们呼叫俯冲轰炸机并提供方位，不到一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轰炸机便会呼啸着冲出云霄，准确地炸掉那处火力点。

对付敌军地面部队、桥梁、坦克纵队、护航队或者弹药库也是如此。由于投弹无比精准，俯冲轰炸机有胆量比其他机种更贴近地面部队。大部分时候，它们就在我军阵前1000码的距离内投弹，有时还会更近。

我所在的大队已经奋战了六个月，其间执行了一万架次的飞行任务，发射了100万发点50口径子弹，投下了300万磅炸弹，比驻英国整个第八航空队作战一年的投弹量还大。

我军俯冲轰炸机以A-36“入侵者”为人熟知。该机型其实就是著名的P-51野马式战斗机装上俯冲减速板而已。很长时间里，它连个名字也没有，后来到了西西里之战，这个中队一名飞行员说：“既然我们正发动入侵，为什么不叫它‘入侵者’呢？”

这个名字通过报纸新闻传回国内，不久之后，连研发制造这款飞机的公司也称它们“入侵者”。取名的飞行员是罗伯特·B.沃尔什中尉，艾奥瓦州费尔特人。我没见过他，因为他完成了规定的作战任务数，已经回美国了，不过这时他弟弟作为补充飞行员在同一个中队服役。

P-51“野马”是一款出色的战斗机，它加装俯冲减速板后转换为A-36俯冲轰炸机，同样可堪大用。飞机从高空大角度俯冲时减速板是不可或缺的。普通的战斗机会进入高速，极其难以操纵，届时飞行员必须尽早从俯冲改出，因而只好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投弹。

小伙子们投弹前先俯冲了8000英尺左右，没有减速板的话速度通常会增至每小时700英里，减速板则会将速度控制在每小时390英里左右。这个减速板不过是个大孔筛样式的金属襟翼，约2尺长，8到10寸高，正常飞行状态下平置于机翼上。

俯冲轰炸机以编队形式接近目标。长机确定发现目标时摇晃机翼，打开俯冲减速板，倒滚后机鼻向下，进入俯冲，后面的飞行员随即次第跟着冲下去，彼此间距不超过150英尺。他们不会有撞机的危险，因为减速板使所有飞机控制在相同的速度。编队飞得如此密集，以至于一轮俯冲过程中，多达20架飞机能同时被地面看到，它们组成了一条陡直悬挂于天幕的直线，仿佛一条壮观的瀑布。

俯冲到大约4000英尺高度时，飞行员投下炸弹，然后立即改出，其间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导致所有飞行员发生“黑视”，此现象并非完全两眼一黑，只持续四五秒便能恢复正常。据飞行员说，当时更多的是感觉大脑沉甸甸的，视线模糊。

他们一旦从俯冲改平，马上下降至近地面，即掠地飞行，届时附近所有能开火的武器都冒了出来，最安全的做法莫过于收紧编队，以最快速度飞回基地。

诸位若听过一次A-36“入侵者”俯冲轰炸的声音，定会永生难忘。这种飞机即便正常飞行也会发出尖啸声，在俯冲速度作用下声音变得更加复杂，能传到数英里之外。我们在地面听来，仿佛飞机直扑下来，可怕极了。

A-36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是德军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望尘莫及的。此外，斯图卡的俯冲总有一个角度，但A-36能达到字面意义的垂直俯冲。如果一个人抬头看见上方1英里高度有一架A-36，会无从辨别飞机的指向，他四周1英里以内皆属打击范围。这就是A-36威名远扬的原因。

不过，我们的飞行员必须驾驶它对付地面的德军，对方已然严阵以待、磨刀霍霍，不停地对空射击。飞行员们说意军会一直打到炸弹快要落在他们头上才罢休，随即冲进散兵坑里，等爆炸停止后又冒出来，继续开火。但德军不是这样，他们是死扛到底。

我的朋友、中队长小爱德温·A.布兰德少校告诉我，有一天他忽然飞临一座山头，发现瞄准具里正好有一辆德国卡车。

这种时候，看到头顶上冒出一架飞机，赶紧躲进壕沟是本能反应。可是那辆卡车里的德国兵却挥舞着手中的枪，朝布兰德射击。德军和美军的曳光弹你来我往，难解难分，几乎撞个正着，德国兵一直开火，直到布兰德的6挺机枪猛地将卡车撕了个体无完肤。

由于种种原因，我军俯冲轰炸机面对德军战斗机不算吃亏。首先，当时那边的德国空军已是强弩之末；其次，俯冲轰炸机在步兵的战线上空执行任务，很少飞到德国战斗机出没之地。再者，“入侵者”本身也是一款优秀的战斗机，德国佬不会希望同它们交手。

中队里有一些飞行员，在空中未曾对敌机打过一枪一弹便完成了规定任务数，回到美国。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职责是俯冲轰炸，不是与敌机打一架。

几个月以来，飞行员调派回国的期限建立在执行一定数目的任务基础上，后来任务数突然提高了二十多次。更改令下达时，有的飞行员再执行一次任务便能回国，这下只能留下来，继续飞了几个月，其中一些人没能活到完成新规定的那一天。

完成一定数目的任务以后才能调派回国，这个系统里蕴含了一种奇特的心理因素。飞行员还剩三四次任务时会变得紧张不安、魂不守舍，许多人死于最后一次任务。中队长们希望有办法能给手下惊喜，让他们还剩6到8次任务时回国，不再为最后几次出击而苦恼。

论英美两军合作之密切，友情之深厚，我们空军在战斗部队里无人出其右。我从没听到哪个美国飞行员贬损过英国同行。他们说英国飞行员遇到攻击时更加冷静，他们觉得英国腔和英式做派挺好笑，但绝没有鄙视。

他们喜欢从无线电里听皇家空军飞行员的内部交谈。例如有一天，他们听到一个飞行员对另一个人说：“我说，老兄，你后面跟着个德国佬。”

那个陷入险境的飞行员回复道：“没错，没错，太感谢了，哥们儿。”

有一次，我军一架“入侵者”在目标空域中弹，发动机冒烟，压力下降，飞机渐渐失去高度。飞行员孤身朝海岸飞去，一旦遇上任何德国战斗机，他都是一块唾手可得的肥肉。他勉强维持在空中，真真是愁苦又孤独。突然，耳机里传来一句清晰的英国口音：“打起精神来，小鬼，我们罩你。”

他四下张望，看见两架喷火式战斗机飞在自己两侧。他们护送着他回到了基地。

我军俯冲轰炸机飞行员虽不太担心德国战斗机，却对防空炮和其他地面炮火耿耿于怀。前线德军的高射炮可谓铺天盖地。

假设飞行员为了从一个新的角度接近目标（他们每天都这么做），向德军后方做大角度盘旋。他们可能在距离目标40英里处就被德军发现。我们的飞行员必须闯过高射炮火的重重包围。

这是一种智斗。天空中的飞行员和地面的炮手对彼此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以至于都拿不出任何新招数。如果有一天，我们的飞行员真的想出了一个新奇的规避动作，那么德军炮手下一次遇到就能对付它了。反之亦然，如果德军炮手换了一种炮弹发射，我军飞行员在下次任务前也能破解。

飞机必须一直保持规避动作，即在敌方空域全程以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的轨迹飞行。倘若直线飞行，不出15秒就会被德国人打下。

一个滞空的飞行员是这样思考问题的：现在他们已经测算出我的方位了，不出几秒就会开火，再过几秒钟，炮弹就要蹿上来，我得飞去别的地方。

可他也知道，德国人知道他会转向，因此会瞄准他现在位置的某一侧或者上下某一高度发射高炮。所以，他绝不会连续两天重复同一个飞行轨迹。他通过不停的转弯、爬升和俯冲，基本化解了一个算计好的地面打击。最危险的其实是意外撞到爆炸的炮弹。

我问一个飞行员：“为什么不这么骗他们呢——每隔两周左右干脆直线飞行一会儿。”

他回答说：“因为他们同样料到了，你正前方一直炮火纷飞，正是他们在对付这一手。”

飞行员们经历过一些不可思议、有惊无险的炮弹爆炸。有的遇到炮弹在一步之遥的地方爆炸，人却安然无恙。他们说当时听上去像有人在驾驶舱里打火枪。那些近距离的爆炸常震得飞机摇晃颠簸，但不伤及机体。我的一个朋友，吉米·格里斯沃尔德中尉（家住加州梅伍德市第56街东4709号）曾被炮弹狠狠掀向地面，那枚炮弹爆炸时一定离机尾不到1英尺，可他返航后发现飞机毫发无损。

德军高射炮手相当精明。比如遇到阴天，厚厚的云层只有几道缝隙存在钻出轰炸机的可能，他们听到飞机的声响时会用高射炮封堵那几处漏洞。又比如有些时候，高射炮产生一层厚厚的烟雾，逼得飞机俯冲穿出，如果那层烟雾有一两个缝隙，他们会再打上几炮将其遮住。

飞行员结束俯冲之后，无论是蹿上高空的重型高射炮还是下落的中型高射炮，都不如来自地面的小口径炮火那样令他们心惊胆战。诸位若亲历过空袭就不难理解。我是在德军飞机飞临我军阵线时明白的，连绵数英里的整个山谷成为一座巨大喷泉，喷涌着数千枚子弹。目力所及之处，好像有一个大型喷雾器在对空喷洒。

我们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每天必须驾机闯一遭。一旦完成俯冲投弹，立即掠地飞行，这是因为飞机靠近地面更不易被发现，也因为快要贴着地面飞的时候，德军朝他们开火的话可能会击中地面友军。可是即便如此，德国佬也不肯罢休，他们不断地射击。

飞行员说他们最怕意外飞来的子弹。击中他们的人十有八九是站在野外对着半空乱打一气的蠢货。

大规模攻势期间，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时常得一天经受三次这样的历练。所以说，他们虽然在基地过着优越的生活，一旦出战，一点也不轻松。

我还保持着生病纪录时曾住在几个空军友人的公寓，驻不同机场的飞行员进城休假时都在那儿落脚。正是在那时，我认识了布兰德少校。

1941年夏季我还在阿尔伯克基，打算买一辆新车，我一如既往地中意折合敞篷款。当地的庞蒂亚克经销商缺货，不过表示可以从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的代理区调一辆过来。于是三天后，闪亮的折合式敞篷车送到我手上。即使过去它有一半的时间都静置在仓库，却依然美得不可方物。

那么一辆折合敞篷双门轿车同一名在意大利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有什么关系呢？

爱德·布兰德少校来到公寓时向我说起那辆轿车。大约在1941年春，他还是庞蒂亚克公司·普韦布洛区域的销售员。那时库存只剩一辆折合敞篷车，销售员爱德已将其售出，且次日就将交付。后来上面来话，阿尔伯克基的经销商想要将此车卖给我，他们便将它从爱德手里提走了，爱德因此损失了80元的佣金，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一个月后入了伍。

“这么说来，按道理我欠你80元。”我说道。

爱德一笑置之，而我根本掏不出80元钱。就这样，尽管过去有这段梁子，我们却成了好朋友。

爱德·布兰德高个儿、和气，一头金发，发型是空军机组样式。被问到“您是哪儿的人”时他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有时回答说是俄克拉何马人，有时又说来自科罗拉多，他生长于俄克拉何马州的沃里卡，父母仍住在那边，又娶了一个来自科罗拉多州摩根堡市的姑娘，对任何士兵而言，老婆在哪儿，哪儿就是家。爱德以妻子的名字“安妮·简”命名自己的战机。他只见过一次他们的孩子——那是在孩子出生四天后，他回家探亲，待了几个小时，随即马不停蹄赶赴国外。

他父亲是岩岛铁路公司的经纪人，爱德常有天意弄人之感——父亲和列车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儿子在异国将一辆辆列车打爆、炸瘫。但他热爱飞行，为战后的打算左右为难，不知是继续开飞机还是回科罗拉多定居，徜徉于湖光山色。

我拜访他的中队几周前，他差点丧命。那天，爱德在俯冲过程中无法拉起飞机，方向舵上的配平片不但被子弹打坏，还被俯冲时的气压冲散，操纵杆剧烈抖动，乃至脱离他的手心，他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

唯一的求生机会是重新掌握操纵杆。我问他，它抖动起来是不是快得握不住了？他回答说：“见鬼，是快得几乎看不见了。”

于是爱德紧握双手，抵住仪表盘，然后探向身下的驾驶舱甲板，将其拽向自己，他知道操纵杆就在臂弯里。

在他逐渐回拉过程中，操纵杆重重甩打着他的手和胳膊，带来钻心的疼痛，但他始终没松手，最终重新握住操纵杆，这个恶狠狠甩来甩去的东西力道如此之重，真真打掉了掌心一大块皮肉，但凭借毅力和蛮力，他总算操纵飞机从俯冲改出。

恢复平飞时他离地面只有400英尺，所谓可遇不可求的死里逃生。“那时我以为完了，”爱德说，“我估摸着大限将至，好像还对大家一一道别过。”（今年春末我离开意大利，回到英国后，已是中校的爱德·布兰德在德军后方被击落，后来我们得知他成了战俘。）

中队里最年轻的飞行员是罗伯特·L.德鲁少尉，时年19岁，来自肯塔基州托马斯堡。他年纪轻轻，军衔却在其父之上——他是中尉，父亲却只是个新晋少尉。这位父亲，罗伯特·W.德鲁“一战”时在海军服役，前些年驾驶水上飞机在俄亥俄河上执勤，如今是国内运输司令部的飞行员。我还在中队时，德鲁中尉被击落并渺无音讯，幸而结局皆大欢喜。被困在敌后三个半月后，他成功逃脱，最终归队，随后被遣回美国。步入家门那天，军衔已经和儿子平起平坐的父亲也获得一周假，就这样，德鲁一家共度了一段无比幸福的团圆时光。

我在那个中队的一个朋友是阿道夫·西格中士，他在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郊外有一片农场。西格是一名司机。尽管大部分士兵都与飞行员同住一栋公寓楼，西格却自愿睡在汽车调配场的帐篷里，以便发生紧急事件时能尽快出动。

西格觉得自己居然跑这边来开车也是怪事，开车对他而言不算特别重要的生计，他在老家有64亩闲置农田，无人耕种，母亲独自一人住在那边。

战斗机或者俯冲轰炸机的机场从不缺乏关于低空任务的话题，这种任务相当于贴着地面飞行。飞机常常低得能碰到站在地上的人。

此类任务中，飞行员去“搜寻目标”，看到任何东西都可以开火。届时他先略微侧滚爬升，随后朝另一边高速俯冲，瞄准具里的目标可以是一挺机枪、一辆卡车、一列火车，或者整整一排德国兵，一个补给仓库，无论发现什么，一律格杀勿论。

这支A-36“入侵者”俯冲轰炸机中队执行此类任务时偶有奇遇。例如，迈尔斯·C.伍德中尉（来自佛罗里达州戴德城）某天就差点把自己搞下去了。他扫射时飞得太低，一块石头被子弹掀飞，进而打坏了飞机螺旋桨，洞穿了机翼。可他居然幸运地返航了，以他当时的航速，即使一块大泥巴也会压凹机翼。

另一个飞行员驾机穿过德国人牵在电线杆上的8丝钢绞线。这也是对方众多伎俩之一，而那一次它们差点得逞，那名飞行员降落回基地时一个机翼还缠着缆线。

有一次，爱德·布兰德太过专注于扫射，忽视了正前方一截高压线，等他发现时已经来不及拉起飞机，于是他以大约300英里的时速从高压线下空穿过。

另外一个飞行员朝一辆卡车俯冲时太聚精会神，结果撞到树上。机翼前缘翘起8寸高，而且皱得像一架手风琴，飞机居然还悬在空中。飞行员驾机飞回了我军防区，可随后失控陷入尾旋，只得跳伞逃生。他爬出驾驶舱时撞伤了一条腿，经过机尾时头部又撞上垂尾，最后在着陆时进一步摔碎了那条伤腿。

他是最幸运的队员，大家都很关心他，为他庆幸。爱德去医院探望，这个挂彩的飞行员做的第一件事却是为折损了飞机而道歉。

有些时候，飞行员飞得太低，山坡上德国人的曳光弹都能把他们砸下来；他们飞得太低，德军后方的意大利人都能时常跑向驾驶舱门，冲他们挥手。偶尔有一些怀有敌意的下作胚子，跑出来朝飞行员开枪。

执行低空飞行任务的人有理由对任何目标开火。有一天，一个飞行员枯燥地飞了一阵，没发现值得摧毁的目标，遂决定点燃一个干草堆。他俯冲而下，倾泻了一串子弹，突然发现子弹被干草堆反弹回去。说到这里诸位也能明白，这必不是普通的干草堆，所以我们那位飞行员彻底收拾了它，摧毁了一座崭新的机枪掩体。

我曾说过，德国人花样百出，他们用高炮发射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他们有一种弹药，爆炸时好像一个装满蛇状物的垃圾桶被倾倒一空。他们发射各种“菊花链”^[1]形式的线材和链环，企图缠住我军飞机螺旋桨。

不过我听说的最离奇的线材来自一位飞行员的描述，某天他尾随一架“梅塞施米特”飞机，正待扣动扳机，逃窜中的德国飞机突然自机尾抛出一个带有长长一截钢缆线的降落伞，美国飞行员迅速做出机动动作规避，然而德国飞机也趁机逃之夭夭。

有一次，一名炮兵观测员看到三辆巨大的德国坦克驶进德军后方几英里处的野地，车组成员下车后开始往坦克上铺稻草，短短几分钟便堆起一个稻草堆。

不到五分钟后，我军俯冲轰炸机出现在天空，目标是附近果园里一处火力点，可惜投弹精准度欠佳，炸弹直接落在那三辆覆盖着稻草的坦克上。这纯属歪打正着，但德国人大概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他们隐蔽完坦克五分钟后，美军就能出动飞机将其炸毁。

另一次，我军俯冲轰炸机因为天气不佳没能找到首要攻击目标，返航途中发现了次要目标——一个位于十字路口的补给库。

第一架飞机俯冲并投下炸弹。1500尺的半空立即冒出熊熊火光。不过短短几秒钟功夫，最后一架飞机尚未完成俯冲，烟柱已蹿上了4000尺高。飞行员们知道这次肯定中大奖了，却一直不知奖品为何物，他们想象不出什么东西能如此迅速地喷发那么高的火焰。

还有一次，一名飞行员执行侦察任务，由于天色昏暗，而且群山之间相邻的隘口看上去大同小异，他飞错了隘口，进而迷航，但当时浑然不觉。

他循着地图继续飞了很久，已经远远飞过了地图最北端，才渐渐意识到不对劲，正当他恍然大悟并为此烦恼时，低头一看，发现正下方有一座机场，至少十来架德国小飞机一字排开，停在跑道上。他正郁闷着，索性以一个俯冲突袭，打燃了那些德国飞机，随后迅速朝南方扬长而去。

他在耗尽燃油前一刻找到了基地，同伴们问他去了何处，他也答不出来。这名飞行员和他的中队长对着地图研究了两个小时，测算究竟是哪座德军机场被他干脆利落地端掉。结果发现他飞到离预定目标北边200英里远的地方。(www.xing528.com)

一架德国飞机曾偷偷溜进我军一个机场，朝场地撒下大量五头钢钉。我们的飞行员将此事称作“靶子球空袭”，因为这些钉子颇似小孩子玩的靶子球，只是个头大得多。飞机滑跑时，轮胎会被扎破。

维护机场的工兵们找来一块大磁铁，装在一辆卡车车头，驾车清扫了钉子。然后我们的飞机带上这些钉子，投向德军机场。靶子球空袭到此结束。

中队搬进公寓楼之前的六个月里，队员们从十个不同的机场出击。他们住过帐篷、树下、散兵坑，生活场所泥泞不堪，扬尘滚滚，飞机只能被拖到跑道上，必须靠仪表起飞。

他们从紧邻敌阵的机场起飞，十分钟内就能完成轰炸并返航。事实上，机场离前线近在咫尺，地勤人员站在场地就能目睹己方飞机俯冲投弹。

有一次，机场一处空域飞来大量受损飞机，它们来自别的机场，中队长只得亲自出来指挥交通，确定伤情最严重、最优先进场降落的飞机。

飞行员流动率极高——部分是伤亡所致，但主要原因在于轮换制，即飞行员完成一定数量任务后能得到替换，战斗空勤人员长驻国外一年以上的情况实属罕见。

这个中队六个月前才投入战斗，最初的50名飞行员中如今只剩3人留队。有12人负伤或阵亡，剩下的都完成各自任务并回国了，留下来的那3人离回国的期限也不远了。

俯冲轰炸机中队队员们统计了一些行动数据，他们发现，一名新飞行员的出战次数一旦开始逼近回国条件，那么他善始善终的机会约为75%；倘若被击落，他被俘的机会大概是50%。

在我驻留期间，飞行员们有十来次主动谈起地勤工作出色。那些士兵深以他们的战机为傲，为了维护良好的机况而埋头苦干。他们是一群真正高尚优秀的人。作为受过训练的机械士，他们大多在25岁以上，有一半的人本可一席军官制服上身，但他们都不知道穿与不穿有何区别。

我在机场时，他们把我当情报局一样追问国内形势和政治，打听战争何时结束，和平何时到来，他们真是一群对战争颇有想法的士兵。

这些机械士对自身职业有着三点清醒的认识：一、他们远比步兵过得舒适，应该为此心存感激；二、奋战蓝天的飞行员如同亲人，也确实被他们以亲人相待；三、飞行员的身家性命往往维系在他们手上。为其所以，他们特别勤勉敬业。

如果他们最喜欢的飞行员未能返航，这些士兵的难过不输于军官。哪架飞机被击落的话，负责它的机械士像男孩失去父亲一样痛苦。

地勤之间存在相当强烈的竞争意识。有一阵，两架飞机你追我赶，争夺出击最多的头衔。后来，其中一架伤痕累累地返航，好几天无法升空作战，最终在这场竞争中落败。它的地勤组长为此心都快碎了。

这里有两件小事足以体现地勤士兵干劲十足。有一次，中队执行日常任务，飞机滑跑时人们发现其中一架尾轮轮胎是瘪的，这种情况下飞机通常留在地面即可。可是这次，它的地勤奔来维修，其他几位地勤也过来帮忙。在队伍的倒数第二架飞机起飞时，他们已经换好了新轮胎。

另有一次，飞来一架弹痕累累但没有大碍的飞机。修补工作通常需要两三天时间，但本着一腔热忱和对手艺的自豪，地勤们在一个半小时后修好了那架飞机，使它做好了下次升空作战的准备。正值任务繁重的时期，这个中队一天要出战两三次。

机场一带的人们揶揄一名飞行员击落敌机的方式。似乎他在执行低空任务时发现了一架小型观测机，它类似于我军的“幼兽”飞机^[2]。受惊的敌机飞行员发现我军飞机，立即尽可能地贴地飞行，我军飞机爬高后朝它扑下去。那架小飞机飞得太慢了，导致我方飞行员对航速判断失误，扑了个空。可在擦身而过的一刻，螺旋桨桨叶碰到敌机，对方被掀了个底朝天，随后坠向地面——万劫不复。

正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

战争期间你会嘲笑一些非常不幸的事。例如，飞行员笑嘻嘻地讲了一个骑摩托车的德国人的遭遇。某天，几架飞机扫射一条山区公路，飞行员们看见这个德国骑手频频回望迫近的飞机，神色惊恐，结果一头驶离路面，坠下400英尺高的悬崖。

一名飞行员描述驾驶一架动力强劲的战机的感受，他说：“就是在那儿坐着感觉大腿上万马奔腾，屁股夹着一片羽毛。”

一天晚上我同几名飞行员去小镇看电影《这就是陆军》，空军已经接管了当地电影院，军人穿制服可直接入场观看。三分之一的观众是飞行员，其余是机械士。我不禁对他们观影时的反应产生了兴趣。大部分时段，他们连连喝彩，但每当屏幕出现点缠绵伤感的爱国主义情节时，观众席就会发出嘘声和呻吟声，前线的战士受不了国内那些流于形式的爱国主义。

前文提过一种有意思的心态，它发生在空军战斗人员结束役期并回国之前“擦掉”最后几次任务的过程中。它引发的关注不仅来自当事人本人，还有从炊事员到地勤组长在内的机场全体人员。当一名飞行员还剩最后五次任务时，所有人就都知道并开始观察他。倘若一队飞机返航时少了一架，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是那个马上就要结束役期的伙计吗？”

对于役期临近结束的飞行员，很多中队长会故意给他们安排一些预计较为轻松的任务。然而最后一次执飞“晚节不保”的讽刺性事例层出不穷，以至于那段时期中队长会和飞行员本人一样紧张。

最后一次执飞的飞行员返航时，会在进场前飞出编队，下降到开阔的空域，飞机嘶鸣着低空掠过。这是他们的庆祝动作，类似于战斗机飞行员在击落纳粹飞机后回到基地上空做胜利滚转。

在机场时，我看过飞行员完成最后一次飞行后做出五花八门的事，我的一个朋友迪恩·斯凯勒上尉（家住长岛牙买加镇第87号大道144-55号）降落当晚实在神清气爽，干脆免了另一个飞行员欠他的300美元。

同一天，另一个结束任务的飞行员斯威森·肖特利奇中尉（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西格罗夫）刮掉蓄了好几个月的胡子。肖特利奇在去年秋天发生坠机，磕掉了门牙，割破了下巴。他暂时无法剃须，遂蓄起胡须，最后还下定决心，要一直蓄到完成规定任务数为止。牙医给了他一副假牙托，用来盖住嘴里的缺口，但他拒绝佩戴。当他拖着大胡须咧嘴一笑，却不见牙齿，那模样堪称一景。

吉米·格里斯沃尔德完成了所有任务，我问他，最后一次是不是最艰难的，他回答说：“不是，一旦升空后都很顺利。可是升空前的左思右想快把我逼疯了。”

当时我们围坐在食堂餐桌边，迪恩·凯斯勒说：“没错。我们以为飞行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执行最初几次任务时的确如此，一切都是新鲜的、陌生的，我们就是在学习而已。可是此后，飞行成为必须完成的差事，一种腻歪的苦差。”在场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话。

大多数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没有击落一架敌机便回国了，毕竟他们的职责不是攻击敌机。吉米·格里斯沃尔德说，他回家后，弟弟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击落几架敌机，听到他回答“一架都没有”时，这孩子露出一个令人捧腹的表情。

有些飞行员短短五个月之内便回国了，而有些人在海外待了一年以上才结束任务。有时候，疾病和伤情会迫使飞行员停飞数周，归期便滞后了。

有一个不太走运却非常出色的飞行员，一条腿被高射炮重伤，在医院躺了很久。刚重返蓝天，他搭乘的吉普车又遭到敌军战斗机扫射，于是带着另一条重伤的腿再次住院，结果，他耽搁了太久。当所有同伴都回国了，他才刚刚重新开始飞行。

那起空袭事件最悲剧的是驾驶吉普车的飞行员丧生，他刚完成自己最后一次任务并获准回国。

这座机场有很多印第安纳州的人。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但是名单太长，我意识到公布出来或有偏心之嫌，可能会激怒其他47个州^[3]的人民。

所以我退而求其次，只提一个人。他是詹姆斯·F.肖特中尉，来自印第安纳州克林顿市，参军四年，一直是中士，直到去年才被委任为军官，对此他自称为“九十日奇迹之一”。他只有22岁，是所在中队的作战参谋的副手。

之所以从所有印第安纳籍军人之中单单挑中肖特中尉，是因为他生长于达纳镇，离我引以为荣的祖籍地只有5英里。

一天下午，我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半个小时。机场来了密密麻麻的两队俯冲轰炸机，还有一群夜间战斗机、昼间战斗机、照相侦察机、轻型轰炸机和运输机。我们正站在外面，等待本中队凯旋，就在此时——你们瞧，整个机群齐齐归来。有生以来所见的最混乱的天空也莫过于此，看上去好像一个被捅破的马蜂窝。

一队俯冲轰炸机从一个方向进场，就在同一时间，另一队从对面进场。两队都飞在约400英尺高，在跑道中途交会时向千百个方向散开。在此之前，我以为罗盘只有360个罗经点，可如今我知道不止。机群向着四面八方至少转了三次。

当然，所有飞行员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飞得很规范。但是就连地面的同行看来，空中也像一座疯人院，我们的中队长站在那儿，一会儿扯头发，一会儿双手掩面。

混乱之中，一架“空中堡垒”飞临机场上空，我们看见机身后面探出几个白色降落伞，原本以为机组在练习跳伞，但没有人会在前线机场训练。这架飞机出问题了。

俯冲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成功着陆了，与此同时，那架“空中堡垒”共冒出七个降落伞，意味着机舱里还有三个人，飞机仍在飞行。

天幕最终变得空旷，“空中堡垒”准备降落。多达数千人的全体地面人员站在他们所能找到的高处观看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救护车和消防车做好了准备。“空中堡垒”进场时，我们看到炸弹舱门还没关。

这架庞然大物轻轻地在跑道触地，笔直滑跑了一阵，渐渐停了下来。我们都如释重负，长舒口气。地面几个飞行员滑稽而夸张地表演起救护车司机悻悻地凑过去关掉一堆开关时的表情。

稍后我们知道了“空中堡垒”的遭遇，最规范的战争中偶尔也会发生这么几件无比匪夷所思的事：它在空中被同队另一架“空中堡垒”投下的炸弹砸到了。

不幸中的万幸，那架没有敌意的“敌机”当时只有25磅重的杀伤弹，而不是平时装载的大家伙。一部分杀伤弹将受害者的左机翼炸得坑坑洼洼，一个发动机和无线电设备失灵，还导致弹舱门卡住。但这些还是小意思，要命的是有一枚炸弹没有爆炸，还嵌在“空中堡垒”一个机翼里，随时可能将整个机翼炸飞。

我们散去时，飞机周围已经牵起隔离绳索，机场工兵军官搬来一个很高的活动梯子，踩着它爬上机翼。接下来一小时，他都站在上面，低头检查那枚炸弹，同时也想知道自己当初究竟为什么选择入这行。

那天深夜，我和队里几个飞行员去邻近的场地看望朋友。对方抱怨着他们场地的交通，认为应该挪50架到我们这边。我们闻言齐声咆哮道：“没问题，来吧。那边乱得没人顾得上看你。”

一天晚上，一名地勤组长詹姆斯·E.奈特中士（来自俄克拉何马州麦卡莱斯特）留住我，我们和大约50个机械士聊了一夜。这些士兵和军官同住一所公寓楼，宿舍也一模一样，只不过士兵将自己的房间布置得更舒适、更整洁。

我发现在战区的空军大队大抵如此。因为那些士兵身为技术兵种，可以做很多普通军官做不到的事。他们搭起炉子、接通电灯、安装架子以及许多小物件，把宿舍营造出家的气氛。

保养组里最年轻的成员，查理·本内特中士（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约克县）用德军88mm炮弹制作出一个漂亮的烟灰缸，连着一枚美式机枪子弹。但是它太重了，无法在一年乃至更久的战争年月里带着它搬来搬去，于是查理决定把它寄回家。

查理有个室友，明特福德·布莱尔中士，来自华盛顿州斯波坎市，时任地勤主管。布莱尔的叔叔，电气专家特德·查普曼中士在同一个大队，叔侄俩年纪相仿，两年前便在一起服役，而且非常幸运地共事至今。

奈特中士任地勤小组长，负责约六架飞机，另一个小组长是奥维尔·里夫斯中士，俄克拉何马州菲茨敦人，他是我在空军认识的少数迷信之人。就算在飞行员之中，迷信现象也不多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几乎就没听说他们忌讳“一根火柴三支烟”^[4]。

正常情况下，里夫斯中士管六架飞机，偶尔更多。他有个执念：不接受7架飞机。无关工作量，他可以额外再接2架的活儿，可不肯多1架。原来，他曾经三次多接了1架被推给自己的飞机，换言之总共要负责7架，结果每次他的小队都在第二天折损1架飞机，从此凡是遇到7架飞机的活儿，他一律拒绝，你们无法责备他。

奈特中士的钱夹里塞满了妻儿照片，他只在儿子出生一周时见过一次。奈特说他盼着收到孩子身穿意大利上校制服的照片，盼得“望眼欲穿”，制服是他寄去的圣诞礼物。

奈特中士是许许多多觉得自己身体力行所做的贡献还不够的机械士之一。举个例子，奈特说他的手下个个训练有素，以至于他几乎无事可做，甚至可以回国参加飞行员训练，这里也没人会想念他。诸位或许以为，在目睹飞行员出生入死之后，机械士们会安心留在岗位上，然而当军方重新开放飞行训练的申请时，十分之一的地勤人员报了名。

我在战区频频听到地勤在认真地探讨如下话题：为什么不能让受过良好训练的4-F类人员^[5]做他们的工作，进而换他们去打仗？他们知道，不是非得成为大力士参孙才能经受住普通的军旅生涯。他们举出例子：有些士兵因身体原因退伍，回归平民生活后却有能力玩大号橄榄球。

此外，空军人士也对步兵肃然起敬。在机场的两周里，我有两百次听到他们提起这个话题。飞行员和机械士都持相同的观点——他们得向步兵致敬。

有个飞行员问我：“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你怎么看？我们和你一样都知道步兵过的什么日子，却发觉我们谈的全是什么时候完成任务，什么时候回家。”

我告诉他，我认为此乃人之常情。而且，步兵生活固然辛苦，但我相信他们大多数人看待飞行员的作战任务也是异常凶险，不值得羡慕。

一天晚上，我在帐篷里同一群俯冲轰炸机飞行员谈天说地，坐在我旁边的人突然冒出一句：“也不知那辆卡车上的德国人今晚在做什么。”

他指的是昨天下午他扫射并打爆了一辆卡车。这种事时常压在飞行员心头。他们喜欢逐猎。从空中猛扑下去，一梭子打翻地面目标就和射杀一头飞奔的鹿一样刺激。可是一想起人不犯我，我却夺人性命，他们着实难以释怀。

那个飞行员喃喃自语道：“他们有些人今晚上什么都不用做了。”此后，他们换了话题。

似乎我每次去一个机场，总是睡最近一个被击落的飞行员的床铺。这很正常，通常只有这么几个床位可供分配，哪个空置我便睡哪个。我不迷信，所以无所谓。只不过三番五次遇到这种事，难免印象深刻。

我发现几乎每个空军作战部队都存在几点共性：（1）有一个异常镇定的飞行员，将死里逃生权当好玩，还跃跃欲试；（2）大多数人真心热爱飞行，从中不时能寻得某种真正的战斗的快感，但整体而言他们只有做到心平气和地执飞才能平安返航；（3）有一个对飞机厌烦透顶的飞行员，他如果还在执飞的话，也只是在靠绝对意志力支撑。我认识两个飞行员，他们对飞机恐惧到神经衰弱的程度，只能被送进休养所，他们在那儿六个月见不到一架飞机。

但我以为，飞行员是军队里最欢快的群体。他们返航时大多意气风发，晚上聚在一起聊天时十有八九是兴高采烈、充满欢声笑语的。同前线步兵相比，他们的行为举止毫无冷酷可言。

举例而言，一天晚餐时间，我们听到隔壁房间沸反盈天，仿佛来了个政治家在做国庆演讲。我们过去一探究竟，发现满屋的飞行员坐在吃剩的餐盘前，入迷地围观另一个飞行员，他站在人群中央，模仿滑稽剧里的长篇演讲，吹得天花乱坠。

此人是罗伯特·J.霍里根中尉（家住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南夏延大道1443号），他有一副充满感染力的笑容和无穷无尽的模仿意识。原来，他那个在塔尔萨的银行家父亲曾经就是一名魔术师，有着多年舞台经验，他叔叔也是一个著名的变戏法演员。这两兄弟甚至靠表演游历了欧洲。鲍勃·霍里根希望战后也能登台演出，但预感自己没戏。他目前的抱负是当着亲朋好友的面，驾机降落在塔尔萨机场，他说自己不会反对现场来一支小型乐队。

霍里根的即兴表演最妙的一点是他和观众一样尽兴，他的压轴戏是口技表演，他反其道而行之，模仿一架德国梅塞施米特飞机击落喷火式战斗机。作为观众的飞行员似乎毫无芥蒂，报之以满堂彩。

军方有点担心士兵们对身边的战况没有清晰的认识，不过大部分原因在于军方从不告诉他们。最终，一项使我军战斗部队更好地了解战况的明确计划开始落实并取得成效，我在空军亲眼得见。

我所在的俯冲轰炸机大队里，飞行员每晚去士兵食堂，讲述当天任务中发生了些什么事。我们中队在这一天出动了三次，所以那天晚上去了三个飞行员——一人回顾一次任务。他们带上地图，将他们意图轰炸的地方、轰炸成果，所遭遇的高射炮数量、敌军战斗机数量，以及返航时扫射了哪些道路一一道来。他们还讲了选择每个轰炸目标的原因和将其摧毁的意义。

他们讲得很通俗，其中一个经历了一场恶斗，他结尾时说：“我想今天的军饷是我赚到了。”

旁边一人站了起来：“这么说，我可没赚到。”

他那天的任务较为轻松，只遇到少量高射炮，没遭遇敌军战斗机。

后来我进入一个A-20轰炸机中队，参加了他们的晨间作战简令。在交代详细作战任务之前，简令军官先给机组成员发了一份过去24小时里意大利战场和俄国战场地面态势的全面概要，这是通过电传打字机系统接收到的。

这些都是好事。知道战友们在做什么、进展如何，这样自己的战斗也会变得轻松一些。

这个A-20中队有一个机枪手，我到机场遇见他那天，他刚完成了规定的任务数，他是莱斯特·C.埃德曼中士，来自威斯康星州韦厄维加，驻海外15个月了，去年冬天在突尼斯作战期间被高射炮打伤了一条腿。最后一战凯旋的次日，埃德曼收拾打扫干净，无所事事地消磨了一整天，看上去对一切心满意足。

不少完成规定任务数的飞行员和士兵一回国便火速结婚成家了，有三个来自同一大队的机枪手一起回国，三人都在到达美国后的两天内结了婚。

《星条旗报》出现了一场关于海报女郎和民间女子的争论。一个士兵写信给报社，表示他心上人的照片足够赏心悦目，让那些海报女郎见鬼去吧。他的观点引来不少异议。只是依我所见，两者之间并无太大冲突。我从没听说有哪个士兵因为爱上海报女郎而给现实中的女友写分手信。

海报女郎很养眼，也有些虚幻。无论如何，每个士兵都带着亲人的照片，他们会以鸡毛蒜皮的借口掏出照片。我看过上千张他们的妻子以及三个月大的婴儿的照片，边看边啧啧赞叹：“嗯”“哇，她真美”或者“哎呀，多健壮的小家伙”，一直夸到自己脸都红了，倒不是不好意思了，其实我根本不介意，我也有理由借机掏出家人的照片，适时地展示给对方看。

不过，看过大量军嫂们的照片后，我生出一个明确而典型的印象，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女性长得这么像（把枪放下，年轻人，我不是特指你们的妻子）。

在我那个俯冲轰炸机中队，一间住着六名军械士的宿舍内有一面海报画廊，墙上钉着三十多张海报，上面印有我见过的最惊艳的美人。不久之后，中队搬离了这些漂亮的宿舍。我建议保留海报，并由意大利政府将这个房间作为美军占领期的纪念馆。我敢打赌，再过几个世纪，这地方会成为庞贝古城一样的历史遗址。

【注释】

[1]将多个爆炸单元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更具杀伤力的爆炸区域。

[2]由美国派珀（Piper）飞机公司生产的一种轻型飞机，在二战中被盟军广泛地用作联络机、炮兵校射机。

[3]当时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仍为领地，在1915年分别成为美国第49个、50个州。

[4]源于过去士兵间的迷信，他们认为用同一根火柴点燃三支烟会带来厄运。

[5]指根据美国义务兵役制规定，因身体、精神或品格上的原因被判定为不适宜入伍的兵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