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美国休了两个月假后，11月，我再次出发前往地中海战区。漫长的旅途中，我始终模糊地感觉会出事，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不祥预感，我也说不出自己真正在担心什么，但心头就是笼罩着一丝不安。所以，历经8000英里——或许是我这辈子最长的一次旅程后，飞机终于来到阿尔及尔上空，这时我心里想：好啦，估计着陆时我们就要粉身碎骨，如果要出什么事，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
飞机朝跑道下降时我特别紧张，感觉飞行员永远也无法使机轮触地，不过他们最终还是着陆了，触地的瞬间轻如羽毛，飞机载着我们平稳地径直滑跑了一段距离，什么事也没发生。
机场熙熙攘攘，有数百名身着制服的英国、美国和法国旅客。等候吉普车来接机时，我数月前认识的一名英国上尉走过来询问是否可以搭车进城。没多久，伦敦来的迪克·霍特尔洛特经过，惊讶地冲我们打招呼。接下来是红十字会的弗雷德·克莱顿，他刚从意大利飞过来。最后，我在摩洛哥认识的一个年轻海军中尉和另一个陌生军官隔着人群冲我们喊道：“欢迎回家。”
打这一刻起，我知道我又回到了旧日的同袍弟兄之间。
阿尔及尔不再是三个月前我离开时的样子，到处黑灯瞎火如今放宽到半灯火管制级别。大家都感觉战争渐行渐远。港口上空仍然飘着阻拦气球，但数量少了。街道挤满了三个国家的军人。
甚至有一些美国妇女出现在以前从不涉足的地方，女军人的身影多了起来。士兵们常常向我们这些记者敬礼，看来这边一定来了新的部队。公路沿线摆放着一排排巨大的装箱的发动机，野外到处是军需物资堆场，而连接机场的公路被繁忙的车队压得破破烂烂。
从大西洋到开罗的北非地区俨然成为一个空前庞大的战争仓储基地。
这边的人都很友好，都在热切地打听家乡的状况：“你们能吃饱吗？”“你们还有娱乐活动吗？”“变化大吗？”“还能去酒吧喝一杯吗？”“城里路上还有啥车辆吗？”“你们还能喝上牛奶吗？能买到鸡蛋吗？物价是不是高得吓人？”
有十来个士兵告诉我，家里人透露说，他们在非洲可能比国内的父老乡亲吃得还要好。有的士兵甚至不确定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不要回国。
在我难得参观阿尔及尔那几次，用餐的陆军食堂一度由士兵担任服务员，稍后加入了法国女郎，而在我此次重返故地前夕，服务员里有了意大利俘虏，他们个个特别出色，服务极其周到，始终笑容可掬，显然工作得很愉快。他们不会英语，我们也没几个人会意大利语，于是一套简洁的点菜程序应运而生。
每张餐桌上放着一张打印出来的菜单，上面每道菜有编号。随菜单一起附有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印有阿拉伯数字1到15。我们只需要用铅笔在想吃的菜肴对应编号数字上画个圈，再将纸条交给服务员即可。
服务员很快正确地带来我们点的菜，姑且不提那菜可能有多么不合胃口。这套点菜程序从未出错，我觉得国内的餐厅也可以试试。
一等兵乔治·麦科伊曾经为纽约广播电台主持一档街头采访类的每日广播节目，地点在阿斯特酒店台阶处，节目名字叫“实话实话麦科伊”，后来到了《星条旗报》，他还是干老本行，在街头拉着士兵，递上麦克风，非要让他们说几句，他给自己的节目取名“北非漫步”。
今年9月，我回国期间也被麦科伊强行采访过。他把我叫到他的演播室，录制了一期面向军人的广播节目。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因为那是我这辈子第二次上这类节目，心里诚惶诚恐，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反正最后总算录完了，后来这期录音节目在当地部队中播出了。
这次我又遇到了一等兵麦科伊。他兴奋异常，似乎在一份剪报上读到我在国内拒绝过一档开价1500美元的广播节目。所以他在阿尔及尔奔走相告，告诉人们我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拒绝了国内1500美元的有酬采访，但分文不取地上了他的节目。
乔治说得真好，可真相是我纯粹脑子进水了而已。
临时逗留阿尔及尔的记者住在阿勒提饭店为他们留出的六个房间。新客只能挨个寻找空床位或者可以放睡袋的空余地板。第一晚，我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约翰·戴利住一个房间；第二晚，我在阳台打地铺，睡袋是我太太送的临别礼物。后来我的室友换成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雷德·穆勒，他在离家20个月后即将首次回国。
我的战友，合众社的克里斯·坎宁安，投身战地近两年了，而且还在那里。他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回国的计划。美联社的哈尔·博伊尔、布兹·诺高、合众社的唐·科、国际新闻社的格雷厄姆·霍维亦是如此，他们都是去年冬天奔赴突尼斯的老同志，如今也都越来越厌战。
重返阿尔及尔的第二天，我前往盟军总司令部，把我的书带给艾森豪威尔将军。我在会客厅外向一名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士兵出示个人证件，他查验完我的通行证后说：“我们算半个老乡。”
“您老家在哪儿？”我问。
“印第安纳州蒙特苏马。”
这名士兵是卢瑟·C.曼纳林，一个文静、彬彬有礼的25岁年轻人，离家已经将近两年了。他家出过三胞胎，所以在我们那儿远近闻名。卢瑟有个弟弟叫杰克·曼纳林，是那对三胞胎里唯一的男孩，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服役，目前仍在南太平洋的某个地方。大约一个月前我就在蒙特苏马，因而得以告诉曼纳林二等兵，我们各自的家乡一切安好，繁华如旧，而且几乎不会想念我们俩。
几天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者自称也是阿尔伯克基人，问可否拜访。他上门后，我才知道他是水兵，名叫霍伊特·汤姆林森，母亲和妹妹住在西罗马大道510号。他在海军服役两年了，随着入侵行动的开展，这是他第九次往返于大西洋两岸，他是个炊事员，上士，曾经在我家附近的三角咖啡馆冷饮吧工作，后来在彩虹烘焙公司工作。
汤姆林森热爱与阿尔伯克基人见面。有一次假期，他正坐在纽约百老汇一个环形路口，蓦然从人行道的人群中认出一个男人的背影，他冲过去，追过一条街，才将对方按住，那个人是来自阿尔伯克基市骄阳国营酿酒公司的巴卡奇先生。水兵汤姆林森说，他思乡心切，以至于当场落下泪来，看见老乡令他喜出望外，于是他挽留巴卡奇先生，畅谈到凌晨3点。
汤姆林森衣冠楚楚、慷慨大方，他极力邀请我去他的船上，还塞给我一只烤鸡、几罐火腿等礼物，可惜我马上就要启程去前线，而且行李已经超重了，只能谢绝他的好意。要知道，我以前为了半只烤鸡不惜花一周的薪水。
我打算逐步回归到战场的工作。我要去看看那不勒斯的状况，要看卡普里岛是否真如人们说的那么美丽。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但肯定有事情发生。结果，我踏上那不勒斯的土地还不到两个小时，就觉得待不下去了。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又一次站在泥泞中，躺在草堆，一夜未眠，耳畔依旧响着熟悉的隆隆炮声。
这次我的目标是炮兵，随行部队是我1942年秋季在英国就认识的，其成员大部分来自南北卡罗来纳两州和田纳西州东部。该团装备155毫米榴弹炮。它们体形蔚为壮观，还有——乖乖，那声音真是震耳欲聋。这种6吨重的大炮使用的炮弹很大，一个运弹兵只能把一枚拖到火炮掩体处。当时，团里的大炮都是全新的，我不能透露它们能射多远，不过用那些卡罗来纳小伙子的话说：“远得要命”。
团长是一位温厚的前纺织厂经理，完整打完了上次大战，而这次大战中他又上前线奋战了将近一年。他风趣幽默，有着木兰花一样典型的南方特色，热爱生命，他让所有士兵都直呼他的名字即可。
他同副团长共住一个双人帐篷。我刚加入他们时，这顶帐篷搭在山坡上，他们在床铺的两个支脚下面垫上大石头才算将床铺摆平。他们在汽油罐里洗漱，吃饭则需要蹚过泥泞，跋涉400米。两人在国内都是生活优裕的精英人士。上校团长50岁了，可见拥有正确心态，中年人同样能在前线过下去。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在阵雨间歇气喘吁吁地爬上泥泞不堪的山坡，上校正坐在帐篷门口的折叠椅上读杂志，我走过去，距离他大约50码时，他抬起头，发出一声欢呼：“不会吧？这不是我的老朋友厄尼·派尔吗？全能的主啊，很高兴见到你！安塞尔，我们得喝一杯。”
他从自己的小床下面拿出一个玻璃方瓶，里面的白色意大利酒泡着很多貌似圣诞树上的糖果一样的东西，口感很浓稠，很甜腻——由此可见，一个南方人一年喝不到薄荷朱利酒后口味能变成什么样。
上校的室友是安塞尔·戈弗雷中校，过去在南加州的阿布维尔任高中校长，不过他称克林顿才是家乡。我们三人促膝长谈了两个小时，他和上校使劲打听美国近况，也告诉了我关于意大利的事。
上校说，“年轻人，非常欢迎你。你不知道多了一个可说话的对象有多美妙。这几个月里安塞尔和我无聊死了。今天，我们告诉对方明天要做什么；明天，我们告诉对方正在做什么；后天我们再说做了什么。这就是我们被动的对话。”
我们吃完晚餐，继续待了两三个小时后，我告诉他们，希望同他们的一个炮手组共同生活，他们说没问题，只是眼下又开始下雨，料想开炮的机会不大。他们承诺只要夜里收到开炮令，一定交给我所在的那个组干。
就这样，我下山去了一个炮手组，做了自我介绍，还提醒说，我可能让他们受累，很抱歉。接下来，我就在齐膝盖深的泥巴中安顿了下来。
结果我同这群年轻人一起生活了三天三夜，感觉自己也成了一个加农炮炮手。只有一次，我听见有人在唱那首描述弹药车列队行进的著名的炮兵之歌，那是在休息期间，一个炮手轻声哼唱：“翻过山峰、越过峡谷，我们到达尘土飞扬的小路……”
在意大利，那却是一条多么造化弄人的路啊，我军大炮每每陷入泥浆之中，那泥浆乌黑黏糊、深及轮毂、无所不包，而且一千英里以内没有一丁点人们翘首以盼的尘土。
我军炮兵在地中海战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使在1943年春天也是一支精良之师，何况一直在精益求精，是我军之中最为德军忌惮的武装力量。我们有充足的大炮，也有充足的弹药。
炮兵通常部署在前线的步兵后方几英里处，只不过意大利战场已多次出现过炮兵事实上处于敌人机枪火力范围内的情况。
99%的情况下，一名炮手永远看不到自己的射击目标，他十有八九甚至不知道射击目标为何物。他只会从耳机中听到发来的一组数字，他根据这组数据校正、装弹、拉引火绳，然后准备下一枚。
他往往冲一座山头发射，在意大利的炮兵说他们烦透了围着一座山打转，而且发现前后几座总是一模一样。他们真的希望能换成开阔地带，哪怕只有一次朝前面没有山的目标开炮也好。
那时我们的作战地区位于山谷里的一片沃土，从平地到矮山坡都覆盖着农田，但山脊高处就是荒凉的岩石了。山谷宽阔平坦，人丁兴旺，土地富庶，星罗棋布地点缀着小卖部、农舍和棚屋。我从未见过这么美的乡村，以前也不知道意大利南方这么漂亮。
雨下个不停，满眼青翠欲滴。从山谷远眺，能看到群山云雾缭绕，我们坐拥其中。群山中央如此葱郁、如此秀丽，即便想象力最贫乏的士兵也会被这世间罕见的美景所震撼。
一旦战火转移走后，逃难的意大利人立即回到家园，就在与大炮近在咫尺的地方重启往日的生活。妇女们赶着硕大的灰猪经过火炮掩体，炮手们在开炮前必须冲她们大喊大叫才行。三五成群的灰色奶牛在山路来来往往，它们长得很像婆罗门牛，只是没有瘤峰。炮兵厨房外面站着一排儿童，手里提着锡桶，指望捞点残羹剩饭。穿着破旧制服的意大利兵信步穿过树荫，偶尔有几位被我们的人拦下询查，但大多数都是轻松离去，无人留意。他们和阿拉伯人一样，对周遭的战事显得毫无觉察，也不害怕。只有飞机是个例外，每当德军飞机飞过，他们立即四散而逃，寻找掩蔽，恐惧地瑟瑟发抖。在西西里也是这样的情景。他们对我军轰炸机心有余悸。
这片秀美的山谷和山峰日日夜夜充斥着大炮的咆哮，有时又会在一个小时或者更久的时间里陷入可怕的寂静，然后激烈的交火声再次响起。我来前线的第一夜过得迷迷糊糊、半醒半睡——始终没有完全清醒，也无法沉睡。整个晚上，旁边的山谷以及对面山峰和谷地断断续续响起和回荡着剧烈的枪炮爆炸声。
我们可以听见炮弹呼来喝去，划过前方群山上空的天际，声音如冬夜里寒风呼号。然后，十多门大炮齐射的震动会立即冲向对面的远山，巨大的回音久久不散，仿佛一片无边无际、气势汹汹的沙暴正在迫近。接下来，近处也在开炮，我们身下的大地开始颤抖，我们能感觉到爆炸的冲击波拍打帐篷四壁，甚至轻轻触碰到我们的身体。透过这片黑暗中的喧闹，我们偶尔能听出德军炮弹爆炸的声调和我军略有不同。
这实在不像是真的，三个星期前我还在迈阿密，啃炸鸡，洗热水澡，睡在洁白的床单和柔软的床上，耳畔只有海浪的呢喃和朋友的欢声笑语，绝无其他杂音。一个世界美如幻梦，另一个世界骇如噩梦，而我同时沾染了这两个世界。
当我在黑暗中躺在草堆上，两个世界慢慢交织在一起，模糊难辨，令我茫然。
按照炮兵的说法，炮兵连的大炮置于各式各样的阵地。我所在的E连可能颇为典型：四门炮设在一个葡萄园的里面和周围，旁边危峰兀立，高达四五百尺，下方是一个宽阔的山谷。
四门炮大致布置成一个城市街区那么大的正方形，位于坡顶下方一点点，因此德军大炮基本上打不过来。每门炮都掩藏在一个约三尺深的坑里，一排齐肩高的沙袋堆在坑洞前，整个掩体上方有一层撑杆支起的伪装网，它只到脑袋那么高，给人感觉头上悬着一个屋顶。安静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掩体里可以呼叫另一个掩体里的人。
掩体旁边几英尺远的地方呈三角形堆着黑色箱子，箱子长约3尺，里面装的是火药包。运弹兵要保持掩体里有10到12枚炮弹，但到了开炮前，为安全着想，一次只运送一个药包。
掩体里面泥泞不堪，走动时必须小心翼翼。有一天，一个瘦弱的运弹兵搬运沉甸甸的炮弹时滑了一跤，他火冒三丈，脱口骂道：“见鬼！”掩体里的中士立即挖苦地接话说：“嘘，鬼听你那么说就会真的冒出来。”
一辆运弹车一天来好几次，它蹚过泥地，倒退到火炮掩体，卸下一车的炮弹。炮手们试图说服司机将炮弹搬到掩体里面，而不要堆在外面，这种交涉俨然是一场博弈，有时候司机心情不错，便答应了。
四门炮均通过电话线与炮兵连发令所相连，四个炮长在掩体里一直戴着耳机。发令所可能呈现出任何形式，简陋到在树下架一部电话机即可，奢侈到一间废弃的牛棚，但是始终与炮组保持在几码的距离内。
发令站的军官将开火指示下达给他的四个炮组。他从大约位于后方半英里的团指挥所里获得上级指示，团指挥所又从师指挥室以及设在远方山前的观察哨接收开火命令。
炮手住在离掩体几英尺的三角形小帐篷里。一个炮兵单位通常要在一个地方驻留多日，因此士兵们有时间搭建牢固的帐篷，还能在旁边挖条小排水沟，他们在帐篷里的地上铺稻草，这样至少能保持内部干燥。每两个炮手组有一个稍大一些的锥形帐篷，除了铺在地上的稻草，帐篷内部空空如也。那里没人过夜，但白天地面人员没有发射任务时可以在里面小憩，晚上则点蜡烛打牌，由于里面没有任何设施，他们打牌都坐在或者躺在地上。
每个炮兵连有一辆炊事卡车，我们连那辆战伤累累，车厢壁和顶板被炸弹弹片打出几个窟窿。炉灶上也有一条大裂缝，不过迄今炊事车里无人受伤。
三名军官站在卡车里的长凳上用餐，士兵则在外面吃，他们或者用钢盔当凳子，坐在泥地里吃，或者拿着餐具，靠在农舍石墙边站着吃。不是所有人同时用餐，每个炮手组以三人一组，轮流吃，因为无论昼夜，大炮绝不能缺发射人员。
炮手们宣称这门炮由三人操作比其他由十人操作的炮发射速度更快，当然了，所有炮手都这么说。事实上，炮手们不是一直街坊待在掩体里面待命，但要一直保持足够近的距离，当哨声响起，他们要在几秒之内回到掩体。
晚餐时间是下午4点半，到了5点半天就黑了，之后无事可做，无处可去，就算在大帐篷里点蜡烛，也找不出太多消遣，所以众人通常到了8点半便睡觉了。有人会脱了裤子，但大多数只脱下鞋和绑腿。每组要留一人放哨，负责随时接听野地电话和开火令，一晚上每两个小时换一次班。很多加农炮炮手累极了，以至于任何环境下都睡得着。稳定的炮声哪怕近在耳边，也吵不醒一个对此习以为常的士兵。就是这样孤零零的炮兵连，在几个小时的万籁俱寂之后猛然打破沉寂，将我们惊醒，事实上是将我们吓得灵魂出窍。
我所在的炮手组打过地中海战场的四大战役，士兵们出国将近17个月了，每个人都超过一年没有在床上睡过觉。在我加入他们几周前，他们刚换了全新的榴弹炮，旧炮已经打了6000多发炮弹。
最初全组成员都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彼此亲密无间。然而几个月后，调动和伤病使得卡罗来纳人减少到五个，而陌生的外地人慢慢加入进来，比如来自加州和密苏里州的人，但卡罗来纳人仍旧挑大梁。同法国人、意大利人打了一年的仗也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口音。事实上人人都有一个绰号，例如那些稀奇古怪的“兔子”“战时”“夯土机”“尘埃”，我注意到大部分炮手把榴弹炮念成“榴大炮”，把“开火”念成“卡火”。
大部分军官也是南方人。不得不说，这班人乃我在陆军见过最接近真正民主的。炮兵连军官与手下士兵同吃同住，一同工作、一同休闲，他们是一个团队，而非那种上面发号施令，下面奉命行事的单位。
大部分士兵来自小镇或农村，基本都是山区人民。他们骨子里优良诚实的品质定然源自与故乡山川大地草木的亲密接触。
他们天然的谦逊有礼，很多人文化程度低，语法烂，但他们思维清晰，而且似乎对所有人都很友好，这是大多数美国人做不到的。他们怀着部队里罕见的欢乐和幽默感接受了艰难困苦。
炮兵的生活条件艰苦，但若对比步兵，他们就和陆军里其他所有兵种一样，怀着同情和钦佩甘拜下风。有一天，我们围着用火药箱纸板搭起来的篝火，坐在陷进泥地的钢盔上，这时一名炮手开口道：“和步兵比起来，我们过得像国王一样。”
“这是什么话？”另一炮手冒出一句，而第一个人重复了他的话。
“噢，我听成你单说我们过得像国王，”提问者说：“还以为你脑子进水了，但如果你是把我们同步兵作比对，那完全没错，那些可怜人确实受罪。”
依我之见，普通炮兵的人生观可以概括为，他无可救药地以连为荣，为自己加入炮兵而满怀感激和喜悦。他思乡心切，以至于将近五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谈家乡。
炮兵不像步兵那样每日游走在生死边缘。举例而言，这个团战斗了一年多，没损失一个军官。他们总是尽量把大炮设在山后面，敌人的远程大炮鞭长莫及，何况他们还拥有防空炮严加防护，德国轰炸机不敢造次。不过伤亡总是不可避免的，我所在的炮兵连来到意大利的几个星期里两次遭遇不幸。2号炮在装弹时发生早爆，导致三人阵亡、六人受伤。
此事前不久，几架德国轰炸机闯过来，一枚炸弹炸死三名士兵，炸伤了约十二个人。我一次次听人谈起其中一名死者，他的双腿生生被炸没了，可是仍有意识。
医疗兵过来抢救的时候，他用手肘撑起残存的身体，说“我不行了，别为我浪费时间，去救其他人吧。”
他一直清醒地苟延残喘了7分钟。
这样的悲剧令小伙子们郁郁寡欢了数日，但偶有几起的话，他们还是能承受，且战斗意志不会严重受损。当伤亡太惨重，幸存者们觉得继续打下去必死无疑，便是一支军队的士气跌落谷底的时候。
不过，我所在的炮兵连士气高昂。士兵们当然也会发牢骚，但从不沮丧，也不曾因苦日子而气愤。他们只对调动急不可待，要是可以一直飞兵疾进，他们愿意每天过着白天开炮晚上转移的生活。
因为无论朝着哪里“前进”，都是回家的方向。
战斗间隙，大炮掩体里的话题包罗万象，从当地一瓶葡萄酒里有多少只苍蝇探讨到有关战争的一切猜想。尽管脏话也被炮兵挂在嘴边，可不如步兵说得那么露骨。一个士兵生活环境越艰苦，则言谈越粗鲁，而论生活之艰苦和恐怖，任何兵种都比不过步兵。
雨靴的到来是这个榴弹炮组重要的日常话题。几个月以来，上面天天承诺下发雨靴，可是雨下了两个月之久，雨靴却迟迟不见踪影。
“我愿意自掏腰包买一双雨靴。”一个士兵说道。
“它们应该已经随船到港口了，”另一个炮手说：“然后肯定是船还没卸货就被该死的德国佬炸沉了。”
一天里，雨靴能被提起十来次。
“我的脚六个星期没干了。”一个士兵说。
另一个人开口道：“你如果猛灌一瓶那不勒斯卖的那种劣质白兰地，一喝完，你的袜子就干了。”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狄龙市的小下士约翰·C.格雷厄姆坐在篝火前一个水桶上，刮着鞋上的泥，准备下一步系绑腿。他也开始涉及这个话题。旁边一个小伙子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再谈套鞋了。这几个星期听来听去只听到这个，我快听吐了。”
“好吧，”格雷厄姆下士说：“你可以说点其他的，但话题恐怕还是会回到套鞋上。”
格雷厄姆下士的绰号是“小燕子”，小小的个头、胖乎乎的身材，圆圆的脸蛋，眼角眉梢挂着喜气与和气，参军前在农场生活。他17岁参军，现在只有二十出头，参军时体重117磅，后面三年里掉了至少43磅。他非常勤勉敬业，职务是炮手，意味着他是二把手，炮长不在时就由他操作那门炮。
大伙儿都喜欢听娃娃一样的“小燕子”柔声诅咒，喜欢看他偶尔抽几口烟，因为他还稚气未脱，可顶嘴时总是和和气气，从不发火。
同组的三个孩子都只有20岁，脸上只有细细一层绒毛，一周只需要刮一次。第四个炮手是劳埃德·卢曼一等兵，来自艾奥瓦州奥塔姆瓦市。他的绰号“老大”名副其实，因为他35岁，在大部分同行中已属高龄。其实他看上去比其他人大不了多少，所以听他被唤作老大，感觉有些别扭。他曾经是个农夫，后来在铁路公司做了很久的护路工，他寡言少语，和蔼可亲，所有人都喜欢他。
和别处的士兵一样，炮手也靠赌博打发时间。这个炮兵连在我加入期间领到了两个月里第一笔军饷，众人立刻玩起扑克牌。
我们炮组甚至搞来一顶半帐篷，铺在掩体的地上。等候开炮期间，他们便在那上面打牌。用麦克雷中士的话说，炮击任务前进入状态的最佳途径是先玩一把扑克。果然，牌局铺开不到五分钟，开炮令下达了，众人一把抓起各自的牌和钱，匆匆奔向炮弹。
一次打牌时，一个小伙子说：“也不知今天德国兵领军饷吗？”
另一个人问：“你是觉得德国兵也要打扑克？”
第三个人回答道：“才不。那帮家伙可玩不起扑克牌。”这话恐怕有误，因为我见到的大多数德国战俘口袋里都有几块钱。(www.xing528.com)
凡事都能拿来打赌。据他们说，我在美国还没动身时，他们就赌我将去往意大利战场还是太平洋战场。他们也赌我军进入罗马的时间、赌战争结束的时间。有几个人正在赌施利茨啤酒是否有绿色酒瓶，而非棕色，他们来找我定夺，可惜我也不知道。
顺带一提，一年多以前，这个炮兵团在出征前夕赶上发薪日，他们揣着大约52000美元乘船离开了美国，到达英国后兑换外币，这时全团比出发时多出了15000美元——全靠打扑克，他们从船上其他部队腰包里赢来这么多。
我哑然，这帮乡巴佬。
一个医疗卫生员每天早上走访一遍全连所有的大炮掩体，他的小挎包里装着绷带，腰带上别着一些医疗器械。一天，他到了我们的掩体，问：“这组今天有谁病了？脚跛了？没精打采了？”
没人生病，但所有人都承认没精打采。
卫生员唯一争取到的活儿就是发点棉布做耳塞，给一个小伙子开裂的手指头搽药，他像美甲师一样，小心翼翼地在裂口四周表皮抹上鲜紫色药膏，进而涂满十指整个指甲。
尽管环境潮湿，小伙子们还是会手指开裂，因为老用冷水洗沾满污泥的手。
这名卫生员是二等兵克拉伦斯·C.尤普怀特，曾是北卡罗来纳州斯泰茨维尔的农夫。顺便说个事，他能吞剃须刀片。他开价25元，表示可以当众就着一杯水将一片双面剃须刀片喝下去，事后让我们检查他的嘴。他说以前价格更低，但既然意大利人全面涨价，他决定也得涨点才行。他试图说服我掏钱，然而我告诉他，我可以等下次回国，去一场狂欢节上花两毛钱看。
一天晚上，大约八个炮手在大帐篷里或躺或跪，围着一床毯子，借着两支蜡烛的光打牌，我们连没有开炮，但山谷里和群山间一直回荡着加农炮的喧哗。牌手们聊着聊着陷入片刻暂停，然后出人意料地，一个小伙子仿佛梦语般念道：“朋友们，战争是一桩蠢事，战争是我生平听说过的最疯狂的事。”
另一个人也开口了，他几乎是喃喃自语：“我希望永远也不要再有该死的战争。”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刚才的话仿佛没人听到。最后有人终于开口，话题又回到扑克牌上，没人再提战争。有些只言片语会像刚才那样没来由地冒出，却在你脑海里久久萦绕不去。
一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坐在掩体里，这时野地电话捎来消息：今天大约会有一个俄国军官代表团过来巡视。一名炮手闻讯马上表示：“弟兄们，要是他们一身火药味出现，我得闪人了，他们可是战斗民族。”
另一个人说：“要是山姆大叔告诉我同俄国人打仗，我肯定撂下枪回家去。我永远也打不过做出他们那种事的人。”
送到我们手里的火炮发射药都装在约2磅重糖袋大小的白色袋子里，3袋绑在一起就是一单位的发射药包。袋子上印着火药的种类和数量。
一天，中士大声叫人拿一定量的发射药过来，然而装填手搬过来的药包只有中士要求的一半大。
全组围着这包炸药研究起来，他们读了标签，上面白纸黑字，没什么问题，但这显然是一份减装药的发射药包。他们只好扔掉这个次品，换了一包新的。这也引出了一段有趣的讨论和闲言碎语。“这是某个星期天被迫加班的国防厂工人做的，”有人说：“他累得不行，才没有装满，这可怜的家伙。”
“要是用它来发射，炮弹会落在炮兵阵地眼皮底下。”
“估计某人那天工作了八个小时，挣了二三十块钱，还得为加班费继续干，实在累虚脱了。”
“也可能某人下班后得驱车去三四英里外的鸡尾酒吧，所以他慌慌忙忙地赶制完这袋，这些可怜的国防厂工人确实辛苦。”
小伙子们毫无怨言，更多的是带着幽默苦中作乐。正如“小燕子”格雷厄姆所言：“成天待在敞开的牢笼里，你不能干耗着，总得找点话说吧。实际上任何新话题都大受欢迎。”
一天深夜，我们都在掩体里执行任务。闹哄哄的任务中途几次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其中一次，寂静中幽幽飘来一丝微弱、动听的乐声。
一个炮手说：“喂，你们听！有音乐。这不可能吧，我们都幻听了。”
另一个人说：“真的是音乐声。你不知道吗？德国人有时候会投过来带音乐的炮弹，这个就是。”
我们都不信真的听到了音乐。可第二天早上，一打听便真相大白，原来山坡高处的防空炮组有一个便携式收音机，我们听到的是它播放的曲子。
还有一天晚上，帐篷里一个士兵拿出家里寄来的盒子，把自家农场的山核桃分给大伙儿。
“回想一下，”他感慨道：“三年前我亲手照料那几棵核桃树。”
“要是幸运的话，”另一个人接话：“等下一个三年你又能亲手照料它们了——或许吧。”
这就是时时刻刻盘桓在前线的话题——离家多久了、多久能回去、回到美国后第一件事要做什么、战争结束前回去的机会有多大，等等，很少有聊上十分钟还没提及家乡的。
一个我偶然遇到的炮手组里，有一名炮手曾经是哈里斯和尤因照相馆的摄影师，那时我们都在华盛顿工作。他是二等兵弗朗西斯·J.霍夫曼，家住（华盛顿）田纳西大道608号。参军约有十个月，两个月前派驻海外。此人完美示范出军队也能做出离谱事。霍夫曼有着18年的摄影师经验，他们起初安排他当厨子，后来改变主意，让他去做加农炮炮手。他自认不是一个好炮手，但倘若军队觉得他应该不得其所，他也会尽最大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
如果有谁追求浪漫，那他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想象一个炮手无可救药地爱上自己的炮，只要出了大炮掩体就睡不着觉。我记得我在电影里看过这样的桥段。当然了，现实里肯定也发生过，但我想并不常见。而我所在的炮组里绝对没有。
在一次战斗间隙，炮组里一个小伙子说：“那门该死的炮快把我逼疯了。”
另一个人也说：“我甚至晚上做梦都梦到那该死的东西。”
我得说，炮组里至少一半的人希望换个岗位，例如炊事员、传令兵、接线员或者司机。
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纽堡的一等兵弗兰克·赫尔姆斯是这个炮组里比较能说会道的，他28岁，已婚，家里有个2岁的宝宝，过去是煤矿工人。弗兰克凡事都有想法，都要品头论足几句，他认为政府应该接管煤矿，结束罢工风波，他说他喜欢在官营煤矿工作。他把意大利战役称作一场“世俗化的”战役，他带着一片嵌在手表大小的塑料碟子里面的四叶草，那是国内寄给他的。
弗兰克告诉我，他有一个可恶透顶的毛病——他不怎么抽烟，可一旦有炮击任务，准备装弹的时候，他就疯狂地想抽一根。在大炮掩体里抽烟再寻常不过，人人都抽，可这股欲望涌上来时却不是随时有空点烟。那几个声称快被大炮逼疯的小伙子里就有他，果真如此的话，那他对大炮真是宽宏大量至极。
那个说做梦都梦到大炮的人是一等兵雷蒙德·威尔逊，家住北匹兹堡市罗宾逊将军街东29号，担任一炮手，即关闭后膛并拉动引火绳的人，他是炮组里唯一不打牌的人，说自己宁愿用其他方式挥霍钱。他只有20岁。
说来奇怪，这两个痛恨大炮的小伙子似乎又是组里最勤勉尽责的人。
前线的炮兵不追求仪表光鲜，用他们的话说“除非团长碰巧走访，否则根本没人来看你变成什么鬼样子”。
他们浑身泥泞、油污，经常穿得破破烂烂，有些人穿连体服，但大多数还是穿常规的军绿色裤子、夹克，绑腿。
天亮前夕，他们被轰出被窝，赶赴炮击任务的场面颇为有趣。他们套上鞋子，蹚过泥浆，奔向大炮。系绑腿自然是来不及了。后来完成点火，结束任务后，他们才有时间坐下来擦去鞋上的泥浆、穿好绑腿。
战斗区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军规，每个人必须穿绑腿，但普通士兵和我一样没放心上。这里一个小伙子说他最大的麻烦就是和新来的军官打交道。
“一天早上，我们正在开炮，”他道出原委：“有个新来的打电话问我们有没有穿好绑腿，我快气疯了，干脆叫停了这次射击，全体坐下来穿绑腿。”
炮兵们也不在乎有没有佩戴下士或者中士臂章，炮兵连里都是熟人，所以穿常服时戴臂章显得多此一举。有一次，一道命令下达：所有人必须戴臂章，结果那天一整天，每当战斗间隙，大家坐在炮弹堆或水罐堆上，像群老妇人一样在自己的衬衣和夹克上缝缝补补。
士兵洗澡的机会不多。军队有时候会在数英里外的树林里搭设几个活动淋浴间。此外，炮手可以去一辆卡车里沐浴，一次供几个人洗。然而大部分人两个多月也洗不上一次澡。
一天，炮兵连连长罗伯特·佩林上尉（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尤宁）同手下军官希思·斯图尔特（来自南加州哥伦比亚市）少尉争论建设大后方的方式。
斯图尔特少尉表示，应该强征工人去国防厂工作，而佩林上尉说：“凭什么？我们为之奋战的，正是不被强征劳役的自由。奴役一样的招劳工是德国才干的，如果你认可那种方式，那么我们的战斗也毫无意义。”
他看斯图尔特少尉被说得哑口无言，遂换了个话题，开始讨论文明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遥遥领先，”佩林上尉说：“以洗澡为例。我们觉得自己很文明是因为我们在家洗得真他妈太勤了。唔，我今天才洗了两个月里的第一次澡，以我的感受，也没发现洗不洗有哪里不同。”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第二天这番争论就传到掩体，引发士兵们各抒己见。对于是否应该强征劳工，支持与反对派势均力敌，而在洗澡的问题上，他们必然都同意上尉的观点。因为我注意到，每次通知大家去卡车上冲澡时无人响应。
后来我把自己回国期间洗澡的体验告诉他们。有好几个月，我做梦都在想，每天进入温暖的浴室，泡在真正的浴缸里该多美啊，然而我回国之后，发现自己对泡澡几近反感。我近乎羞愧地承认了这一点，我想自己在家时平均每周洗澡的次数从没超过一次。
“洗澡只是个习惯问题，”弗兰克·赫尔姆斯一等兵说道：“如果母亲没有在我们还是婴孩时就开始给我们洗澡，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洗不洗有什么区别。”
所以，或许我们是为随心所欲不讲卫生的权利而战。我便是如此。
团指挥官做了一件我认为相当英明的事。由于大部分士兵无法进城买纪念品，他就叫一个特别勤务官去卡普里为想要纪念品的人采购。唐·H.波斯顿少尉（来自俄亥俄州洛根）就是那个特别勤务官，他曾是哥伦布市一名剧院经理，他的助手是二等兵乔·帕库奇，家住南费城南15街1805号，乔曾在那不勒斯生活了七年，20岁才到美国，因此很熟悉这边的大街小巷。
他们跑了两趟卡普里，花了至少3000美元，买了700个女式香烟盒、500个浮雕宝石胸针、将近100个鲜艳的小木版画，还有许多戒指、手镯、项链以及其他小饰品。
在这两趟卡普里之旅之间，市场价格翻了一倍还多，原因无疑出自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是出手阔绰的美国大兵们拉动的，他们买任何商品几乎从不问价格，此外还有一些似乎更合理的原因，比如城里停电，意大利工匠只好操作镂花锯子，手工打磨和锻造，导致产量下降。
这些都发生在激战正酣的时候。这是一个滑稽的世界，用我们一个炮手的话说：“德国人为荣誉而战，英国人为保家卫国而战，而美国人为抢购纪念品而战。”
团里组织过一场抽奖活动，大奖是一瓶可口可乐。
事情源于前团员弗雷德里克·威廉一等兵（来自佛罗里达州代托纳比奇市），他回国期间寄了两瓶可口可乐给他的两个铁哥们儿维克托·格洛弗下士和伍德罗·丹尼尔斯军士长，前者也是代托纳比奇人，后者来自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他们所在部队的官兵都至少一年没见过可乐。两个收件人喝了一瓶，然后思考如何处理另一瓶，最后决定进行抽奖，筹来的钱用于照料团里牺牲的战友的子女。小伙子们希望可口可乐公司配得上他们筹到的任何金额。
抽奖活动的消息印在小小的油印报纸上宣传了出去，每人出25美分便有机会赢得这瓶可乐。第一周临近结束时，投币箱里收到1000多美元，里面包括了25美分硬币和美元、先令、英镑、法郎和里拉等纸币。他们只好安排一个委员会管账。第三周过去了，收到的钱款超过3000美元。
拉米尔·扬希二等兵（肯塔基州哈伦县）有一个小瓶装可乐，他借势将其作为二等奖献出。开奖前筹款达到4000美元。号签全部装在一个德军弹药箱里，由旅长抽出两个号码。
头奖获得者是威廉·德·施奈德中士（新泽西州哈肯萨克市）。小瓶给了劳伦斯·普雷斯内尔中士（北加州费耶特维尔市）。施奈德中士为天降大奖诚惶诚恐。那瓶可乐在国内等价于8000瓶。“我觉得自己没胆量喝一瓶4000元的可乐，”他说道：“我打算把它带回家珍藏几年。”
罗马的电台收听到新闻，将此事篡改得面目全非，用于后方宣称。变成：我军给养极度匮乏，以至于士兵们花1万美元天价买区区一瓶可口可乐。这群人彻底扭曲事实不说，还轻车熟路地涨了6000美元。好吧，这也是一种战争方式。
炮弹和大炮价值不菲，但付钱总好过付出生命。我们一群人闲坐在战线上，估算炮兵连干掉一个德国兵的成本。把现代化大炮、人员训练、运往各地的船运等天价数字以及单价50美元的炮弹费用（这些都是必须要花的）累计在一起，我们算出，每轰杀一个德国兵要花2.5万美元。“我这个方法岂不是更好吗？”一个伙计说：“只需要甩给德国兵2.5万美元招降他们，省去所有中间步骤和杀戮，我打赌他们会接受的。”
真是奇思妙想，不过我个人觉得德国人不会接受。
有一天，临近中午时，一个样貌英俊的年轻士兵走过来，在我们的火炮掩体后面的夯土架上坐了下来，他是巴布尔·佩里特下士，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皮迪，工作是牵电话线。
其他人打趣他讨了个轻松的差事，可他说，他一天走的路比他们一个月走的还多，最后，他用柔柔的南方口音说：“说起来，我参军三年了，还没打过一炮。你们何不让我试试那玩意呢。”
“这有何难，来吧”杰克·麦克雷中士说道：“你可以打后面那门。”
于是巴布尔走上前，拉动引火绳，将一枚巨大的炮弹发射了出去。然后弹弹手上的灰，面露讶异之色：“见鬼，我还一直以为你们这帮小子有事可做。”
此言一出，他们追打着他跑出火炮掩体。
炮兵连转移的时候，每门炮由一辆巨大的钻石T型卡车牵引。拉着这些大炮翻山越岭、蹚过泥浆绝非易事。有一次转移途中，我们的大炮在一个晚上翻了两次，都是因为滑出公路。
到达新阵地后，全体炮手翻出铲子，挖火炮掩体、立木桩使火炮保持原位。我以为将一门炮安置得四平八稳，理论上需要几个小时，但是小伙子们说，在极端情况下，他们到达新阵地8分钟后就能开炮了。
军队的鸡蛋粉通常是不敢恭维的，我觉得生平吃过最难吃的鸡蛋粉是在英国吃的那些，而最好吃的则出自炊事兵克利夫顿·罗杰斯之手，他是南卡罗来纳马林斯市人，为我们这个炮兵连做饭。罗杰斯的手艺富有想象力，他为将近一百号人做鸡蛋粉，菜谱如下：取两罐1加仑的鸡蛋粉，与16罐炼乳、4品脱水混合成糊，然后用长柄勺舀入热猪油里煎制。
出锅时形似黄色小煎饼，像煎蛋一样带一圈卷翘的焦边，虽然吃进嘴里只有一点淡淡的鸡蛋味，但依然可口，这就足够了。
谈到鸡蛋粉和我们吃的各种形式的干粮，一个士兵说，他听说我们即将喝到美国运来的经脱水处理的水了。
加农炮炮手每天过得千篇一律，毫无舒适与丰富多彩可言，也看不到丰富多彩的希望。通常情况下，开炮只占到他们一天中一小部分时间，其余时间在打牌、洗衣服、缝扣子、写信，或者纯粹无所事事地坐着，日复一日闲聊同样的话题。
如果有个舒适的地方可去，日子也不至于这么难过，但他们只有各自的头盔、水壶、沙袋可以坐，只有地上少量草堆可以躺上去。那边没有地方放东西。狭小的帐篷一关，便是一个炮兵的城堡。然而大多数人依然乐观，安心地继续过那样望不见尽头的日子。
团里最近开始实施一套轮流休假制度：每个炮兵连每次让若干士兵去那不勒斯休五天假。那不勒斯是个繁华的城市，小伙子可以泡澡、睡个好觉、观光旅游、品尝美酒，或许还能赴一场约会。顺便一提，小伙子们每次靠翻牌决定那不勒斯之旅的人选。
关于每个单位每月送1%人员回美国的轮休计划也引发热议。计划没有得到严格实施，配额削减到0.5%。谁若以为配额将来会降临到自己头上，那他真是乐天派。
杰克·麦克雷中士把回国的可能性都算出来了。他说，照这样下去，他将在次年7月去那不勒斯休那五天假，然后再等十七年就可以回到美国。
他们用的155毫米榴弹炮炮弹有一圈金属带。每个炮兵连一天里两三次遇到发射炮弹时弹带脱落。弹带脱落后很可能呼啸着冲向任意方向。炮手们称之为“旋转带”，它们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其中一种像狗挨鞭子时惊恐的惨叫。
一天早上，我正同一群炮手站在一起，另一个炮兵阵地里飞来一个声如犬吠的旋转带。一个士兵立刻说：“我们的炮弹已经打光了，看来这会儿在朝敌人发射狗。”
狗也出现在关于食物的话题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建议炊事员在饭菜里加入意大利狗肉。一个小伙子说：“只要不再看到狗出没，我立马断了吃它们的念头。”
有一天，一辆运弹车驶过，引擎盖上站着一只黑白斑纹的小狗，竖起耳朵和尾巴，一副傲视群雄的姿态，把我们逗笑了。倒车的时候，小狗在车前奔跑着，到处嗅来嗅去，身姿依然无比伟岸。它看到我们，便蹦蹦跳跳进了掩体，径直走过堆在壁边的一排炮弹，又蹦蹦跳跳地离开了。
我不明白士兵们怎么这么诧异，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小狗走上那排炮弹，好像走上去会引发爆炸一样，事实当然没这么危险，他们自己也经常在上面走动和躺靠。
很多士兵收养了当地的狗作宠物。意大利的狗比非洲的更好，样貌也更健康。有的小狗对重炮爆炸声完全无动于衷，有的则吓得魂飞魄散。晚上齐射过后，农民家的狗的惨叫声此起彼伏，好像它们在挨踢一样。炮手说，有时开炮过后，狗会被吓得呆若木鸡、浑身发抖。
在这方面，我和狗倒是颇为相似。
我在炮兵部队最后几天的某个夜晚，离天亮还有一个钟头的时候我们被叫醒，奉命以一轮密集炮火支援后续的步兵进攻。方圆数英里的炮兵连倾巢而出。阵地紧挨在一起，所以我们能感受到别处传来的炮声和震动，如同别人也能感受到我们的大炮一样。每一门炮发射时蹿出鬼魅般的火焰，几百门大炮的炮口焰将黑夜撕得千疮百孔。
我站在这片阵地中央，心想自己生平见识过最猛烈最吓人的事莫过于此。处在开炮的地方尚且心惊胆战，不知在另一端承受炮击的人该如何保住理智。
炮击结束后，天色渐明，四周陷入反常的寂静。一道彩虹出现在前方的山头，在青翠欲滴的山坡和灰白的流云映衬下绚烂夺目。彩虹一端停在我们这边的山坡，其余部分则被德军那边的山挡住。在我们的注视下，彩虹远端渐渐升起一股白烟，它来自我军刚才打过去的炮弹。烟雾没有遮蔽彩虹，而是像忍冬攀附门廊柱一样环绕着彩虹，袅袅上升。
尸骨未寒的阵亡人员就躺在烟柱下面。我们不禁想，那道美丽的彩虹尽头，是一坛何等怪诞的金子。[1]
【注释】
[1]古时候的欧洲人认为彩虹两端所及位置是吉祥之地，能挖出一坛金子或珍宝，后来在英语里引申为“可望不可即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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