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繁衍，鄞江因其地卑隘，发展受阻。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明州治自小溪移至余姚江、奉化江、甬江交汇的三江口，明州刺史韩察造内城（俗称子城），乾宁五年（898）筑罗城。三江口距海20余千米，甬江直通大海。甬江水位随潮涨落，远洋大帆船可以溯江抵达三江口；而内河舢板船借运河之便，可抵达中国内地绝大部分地区。明州的古城门设置也是根据港口和运输的需要而增减。宋时，明州辟十城门：西望京门，旧名朝京门，有水门，通漕运；南甬水门，有水门，通漕运；东南鄞江门；东灵桥门、东渡门、来安门，来安门在市舶司之右，旧不立名，呼市舶司门，因城外建有来安亭（原为“来远亭”，庆元府通判蔡范重修时更名为“来安亭”），所以称来安门，舶货入则开。东北渔浦门。北盐仓门（南宋改为和义门），盐入则开，附近还有达信门。北西郑堰门。南宋末，废鄞江门、来安门、渔浦门、达信门四门，仅余西面的望京门，东面的灵桥门、东渡门，南面的甬水门，东南的鄞江门，北面的盐仓门，共六门。大量的考古、文献资料及历史遗存证实，唐宋以来，宁波就成为沟通海陆的国际性港口城市。唐至清初，明州港址主要集中在奉化江左岸，也就是现在的东门一带。
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凿，有效地把陆上主要贸易线路延伸到东海岸，这不仅使生产的南方与消费的北方相联系，而且还刺激了运河流经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的生产专业化和经济发展，同时使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中国沿海的各港口、东亚以及印度洋相联系的海上贸易，也随着航海术的改进而繁荣起来。凭借经余姚、曹娥把宁波与杭州联系起来的水路及浙东运河，宁波实际上成了大运河的南端终点。明州港成为国内航运贸易的枢纽港，漕粮北运的转口港，宁波航运业出现著名的南北商号，自南宋开始，至清嘉庆道光时期，持续时间有700余年之久。而且，由于杭州湾和长江口的浅滩和潮汐影响，来自中国东南的远洋大帆船被迫在宁波卸货，转驳给能通航运河及其他内陆航道的小轮船或小帆船，再由这些小船转运到杭州、长江沿岸港口以及中国北方沿海地区。而长江下游地区的产品则运集宁波出口。明州港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而且是大运河南端唯一的出海通道。随着唐王朝对日本等国的开放，明州城的对外贸易迅速繁荣起来，明州港随即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海外杂国、贾船交至”是当时国际性港口景象的生动写照，在日本、高丽、爪哇、越南、泰国等20多个国家之间频繁往来的商船于此停泊或起航，明州港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贸易港，与扬州、广州一起列为我国对外开埠的三大国际性港口，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国际性港口文化。据日本学者统计，公元804年到1349年，港口名称明载于史料且通航日本的记录共有112次，其中宋代以前的25次中，宁波入港1次，出港7次；北宋的22次中，宁波入港7次，出港12次；南宋的42次中，宁波入港14次，出港13次；元代的23次中，宁波入港17次，出港6次。(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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