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洋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任何一种区域文化都有一个漫长的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而演进的历程，并在其独特的发展轨迹中逐渐形成特点，宁波海洋文化也不例外。

宁波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漫长而曲折，历史阶段性明显，且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特点。

原始社会时期，宁波先人就开始与江海打交道，从事着浅海活动。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船桨、涉海的图腾、遗存中发现的鲸鱼肋骨和金枪鱼脊椎骨证明，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宁波原居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就已经发明了风帆、舵、桨，河姆渡人开始能够驾舟出海，从事海洋采集、海洋捕捞，向海洋索取生活资料。海洋食物成为当时一种重要的肉食来源。在灿烂的河姆渡文化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海洋文化，如船的出现、捕捞工具的发明等。

夏商西周时期，宁波海洋文化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宁波象山县塔山遗址出土了商周时代的渔具——青铜镞、陶网坠和青铜鱼钩（青铜鱼钩与现在的鱼钩没有二致，号称“中华第一鱼钩”），且保存十分完整。由此不难推测，塔山人已经掌握了利用原始渔具进行近岸海洋作业的技术。这也说明，塔山人开始拥有自己的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另据史料记载，西周时，在宁波这样的沿海地区已有“人”“盐人”等专门官职，并且出现沿海地区向中原王朝进贡海洋产品的文化现象。

春秋战国时期，宁波出现最古老的港口。古越国是海洋文化发达的一个诸侯国，他们主要从发展渔、盐业中谋利，富国强兵。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越国水军营建的要塞句章港就在今日之宁波。当时，我国著名的海港有碣石（今秦皇岛）、转附（今烟台）、琅玡（今山东胶南县）、会稽（今绍兴）、句章（今宁波）等，其中句章港在5个港口中占据显赫的地位。2400多年前，杭甬运河连通宁波与杭州，成了宁波水上交通命脉；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后，从宁波出发的船只可直抵古代政治文化中心开封、大都（北京）等地，所以古时宁波又有“东南之要会”之称。

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宁波借助地处东海之滨这一有利的地理环境，渔业与航海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开始成为附近诸郡县的经济中心。在秦汉时期，宁波开启海外航行与贸易，当时宁波称“鄮县”。秦朝时，当地居民常与海外之人聚货于此进行交换贸易。相传秦始皇派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去蓬莱（今地属日本）寻求仙药，就是从鄮县出发的。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在这一时期开辟的。

公元6世纪至14世纪，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指南针在航海中的运用，地图绘制技术的提高，宁波港成为当时我国的国际性港口之一，宁波海洋经济与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唐代，宁波已是“海外杂国，时候风潮，贾舶交至”的全国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宁波港于公元752年正式开埠，并与扬州、广州一起列为我国对外开埠的三大港口。宋代，宁波港又与广州、泉州并列为我国三大主要贸易港。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通道，也是海上瓷器之路、海上茶路的起点和通道。以宁波为起点、以向海外输出瓷器为主要内容的海上丝绸之路、瓷器之路，沟通了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中东以及北非等之间的各种交往，从而使宁波成为一个国际性港口。这条海上之路的开辟，是宁波人敢冒风险、勇于开拓精神的一个有力见证。日本著名学者木宫泰彦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对公元782—1191年宁波民间的海外贸易做过统计：中国商人李邻德、李延孝、李处人等商团由明州启程，往来于日本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往返一次。他们带去大量的瓷器、经卷、佛像、书籍、药品、香料等货物售给日本居民，又从日本贩回砂金、水银、锡等。自唐文宗开成四年（839）至唐昭宗天祐四年（907）的70年间，日本商船停泊我国楚州（今江苏淮安）、苏州、松江口、明州、台州、温州、福州、广州等十余个港口，其中以停泊明州的商船为最多。明州还是日本遣唐使主要登陆港口之一。著名的遣唐使、大诗人李白的好友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和名僧最澄法师都是从宁波港返国的。至今，日本还保留着当时明州刺史陈审则在贞元二十年（804）给最澄法师来天台山国清寺取经后返国所开具的牒文（相当于现在的出国护照）。据历史记载，北宋年间，宁波打造过4艘“神舟”，分别是神宗元丰元年（1078）安焘、陈睦出使高丽，敕造的万斛船“凌虚致远安济神舟”“灵飞顺济神舟”，徽宗宣和五年（1123）路允迪出使高丽，敕造的“鼐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循流安逸通济神舟”，这4艘“神舟”重达数百吨，堪称当时“世界之最”，是宁波海船文化的生动写照。随着宁波港口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唐宋时期，还专门在宁波设置市舶司对其加以制度上的管理与规范。

明清时期，宁波海洋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明时，宁波仍是我国东南重要商港之一，明政府在宁波设提举市舶司，管理对外事务与贸易，同时还整修了市舶司仓库，扩大外货的储藏。郑和下西洋的造船基地就设在宁波。从永乐二年（1404）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以宁波为出入门户的中日勘合贸易历时145年。期间，日本室町幕府共向明朝遣使17次，派船87艘；中国则向日本遣使8次。后因倭寇侵袭侵扰，明中央政府在全国建立了海防体系，修筑了不少海防设施，并实行海禁以打击倭寇侵袭和取缔民间海外走私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宁波海洋文化的整体发展，但是海洋海防文化得到相应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日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海洋文化发展从此走向转型。宁波因在《中英南京条约》中列为中英“五口通商”港口之一，而使其海洋文化在屈辱中得到一定发展。宁波通商后，外国侵略者接踵而至，纷纷在宁波设立领事馆，以宁波为据点输入大批商品倾销于中国市场，掠夺我国资源。

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宁波海洋文化在明清时期得到一定的发展，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双屿港海上走私贸易繁盛、浙东学派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以及宁波帮在“五口通商”后走向海外并实现成功转型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近代宁波港港区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在这一历史阶段，由于上海港没有兴起，宁波发展很快，城市跨过奉化江和余姚江向江东和江北发展。今天的江北岸天主教堂外滩历史街区，这一优秀近代建筑群体集中反映了宁波近代海外外来文化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特色。还有在抗击外敌侵略时建造的一系列的海防设施，如镇海口的海防遗迹保护区就充分展现了宁波人民不畏强暴、抗御外侮斗争的精神气度。(www.xing528.com)

极盛时期的双屿港^[1]

民国时期（1912—1949年），宁波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有繁荣也有衰弱。民国建立至抗战前，宁波港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在1901年占全国各埠贸易额的2.5%，1911年降为1.96%，1921年又降为1.46%，到1931年更降低到1.12%——已衰退为一个三等港口。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至1941年4月20日被日军占领前的几年中，宁波成了内地各省货物和战区军用物资的转运口岸，大量物资通过宁波港集散。宁波的工农业产品也畅销内地各省，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客商纷至沓来，集中在宁波办货，促进了宁波工商业的发展。宁波港顿时呈现一种短暂而又畸形的繁荣景象。1941年4月19日，日军在镇海登陆，20日占领宁波。宁波港随之陷落，所有正常贸易即告停止。在日本侵略军蹂躏下的4年多时间里，宁波港不仅谈不上有一点点建设，相反原来各轮船公司建造的码头、仓库等设施，都遭到日军的严重破坏。到抗战胜利时，整个港口破败残落，找不到一座完整的码头和仓库。

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宁波港的航运与直接对外贸易更是每况愈下，1946年总值才13万多元，仅及1937年的3/5左右；到1947年骤减到6万多元，1948年只达4万多元。宁波港已不再是浙东对外运输中心了。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宁波港口破败不堪，成为内河小港，年货物吞吐量仅4万余吨。国破山河碎，宁波海洋文化的发展也因海洋港口经济发展的停滞而受挫。

改革开放后，宁波海洋文化在中国海洋文化重获发展的大环境中，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封锁与禁运，开放性的海洋经济与文化就失去了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30年时间里，宁波港基本上还是一个内河小港。改革开放为中国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发展带来了机遇。开放本来就是宁波发展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的基本要素。当时上海在建的宝钢所需的原材料要从国外进口，需要一个永不冰冻的特大深水码头相配套，距离上海只有140千米的宁波北仑成为了首选地。由此，宁波一路发展成今天的国际远洋枢纽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海洋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国家对海洋越来越重视。宁波市于1984年成为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在此大环境下，宁波市委、市政府对发展海洋经济的认识逐步提高，并予以高度重视，先后于1998年、2005年召开全市海洋经济工作会议，成立海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海洋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战略布局，相继出台《宁波市海洋开发规划》《加快宁波市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发展海洋经济的政策措施，有力地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经过30余年的大力开发，宁波城市由内河向河口再向滨海演进，并形成三江、镇海、北仑三片临江、滨海发展的空间格局；宁波市海洋经济已由单一的耕海牧渔阶段推进到“行舟楫、观海景”多元开发利用的综合阶段，初步形成了以港口运输、海洋渔业、临港工业和海洋旅游为主的富有区域特色的海洋经济产业体系；2009年全市海洋经济总产值达2500亿元以上，是2005年的近2倍，年均递增15%以上。随着2011年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宁波作为海洋经济示范区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迎来了又一次重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注释】

[1]郭又惊.倭寇，一个王朝的谎言？[J].中国国家地理，2012（2）：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