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廷镛对现代图书馆事业的重要贡献

施廷镛，字凤笙，亦作奋生，安徽新安人，1893年生。清光绪末年，就读于南洋方言学堂法文班。1917年由陶行知先生介绍，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的前身），任教务处教务助理员，兼讲义部管理员。1922年以来，施廷镛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等图书馆任职。抗战胜利后，吴有训先生任中央大学校长，施廷镛回到中大图书馆，负责中文书籍的购置与分类编目。建国以后，在南京大学工作。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图书馆事业。施廷镛做过不少书目编制和目录版本研究工作，在目录学领域有着杰出的成就和贡献。

辛亥革命，清室覆灭，当时的清事善后委员会，一方面清查清宫的图书文物，一方面筹建故宫博物院。院部分为图书、古物、文献三馆，施先生应聘为顾问，参加图书清理工作。宫中图书散见各处，如昭仁殿收藏“天禄琳琅”书籍；文渊阁收藏《四库全书》，摘藻堂收藏《四库全书荟要》等。这些书籍长期禁锁深宫，外人绝难涉猎，以致认为早已散佚，如《四库全书荟要》就是这样。“天禄琳琅”书籍，自书目行刊后，其珍秘之多，读者莫不急以求读。此外，还有阮元所编《四库未收书目》中的“宛委别藏”，也是外界所不知者。施先生都曾参与这些秘籍、古籍的核对整理，为保存这些珍品发挥其作用，做出了贡献。当时清宫为了陈设，各殿均有图书。在这次清理中，都集中于寿安宫，并开辟阅览室，以供参阅。上述的详情，见“故宫图书记”，载（《图书馆学季刊》，1926年第一卷，第一期）。至于“天禄琳琅”，当时所存哪些书籍，可以参见施先生写的“天禄琳琅查存书目”，载（《图书馆学季刊》1926年第一卷，第三期）。

众所周知，我国的禁书运动清代最甚，涉及面很广。《四库全书》的成书政治背景，就是“寓禁于征”，因此它是禁书的产物。“宛委别藏”是入库未收的，其中禁毁的就更多。清代禁书目录，仅乾隆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一次就缴交应毁书达八千种，这已有姚勤元等的《清代禁毁书目》及补遗出版。施先生在工作之便，也曾依《掌故丛编》第十辑中的“禁书目录”等，就所见者作了校勘、注释。故宫博物院建成后，施先生南下回到了东南大学，不久，又北上到清华大学工作。清华曾有“工程师摇篮”之称，但原先却有文、理、工、法等院，所以对祖国的古籍收藏还是很重视的。施先生经办这项工作时，不但精选了很多有价值的古籍，而且为了方便使用，还编印了《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甲编一》。正如该目序言所说：“书目之于图书，犹利济之舟航也。故欲图书馆之克著其效，关于书目之纂辑，不可不求其周备。”并认为一个图书馆的图书目录要求有三：一是某学科的书籍，本馆入藏的有哪些，应具有科学的“分类目录”；二是哪些书是本馆入藏的，应具有检索方便的“书名目录”；三是要查知某人所著某书本馆有无收藏，则应具备“著者目录”。为了实际需要，对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进行科学分类，施先生编制了《清华图书分类法》与《著者号码表》。这种分类法当时与刘国钧先生的分类法，同被简称为“施法”“刘法”而流行一时。

与此同时，施先生还就清华入藏的丛书，编印了《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书名索引》。这部索引虽然只就该馆所藏的丛书进行分编的，但在上海图书馆编辑、中华书局印行的《中国丛书综录》行世以前，施先生的这部索引还是无出其右的，在当时起过重要的检索作用。因此，在日本人桥川时雄编的《中国文化界人物鉴》这本书中，曾对这部索引作了较好的评语。(www.xing528.com)

还应该提及的是，施先生在分编《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书名索引》的同时，就已经着手关于《丛书综录》的编纂工作，并搜集整理誊清成稿本40余册待印。后因有关出版社出版任务有所改变，未能刊行。

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暂告停顿，校务会议决定，组织保管委员会，施先生是五委员之一，留守北京。这时燕京大学因中文编目主任朱士嘉先生出国留学，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洪业先生，请施先生兼代中文编目。日寇侵入北京，燕京大学校舍被占，北京大学图书馆再请施先生到北大工作。就这样，施先生在此期间，工作遍及北京各个大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施先生再度回中央大学继续承担图书馆中文、日文图书的采编业务。他除了继续关心丛书、文集的购置外，还特别关心地方志的选购，加上原金陵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方志，成了今日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特色之一。这在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就有所反映。